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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版权所有 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主编：张胜友 蒋和欣 顾问：季羡林 余秋雨 
    填补从《从古文观止》到21世纪的空白 
　　唯美·唯真·唯趣 
　　美的文字 智慧的文字 
　　本书收入了百余年来90余位顶尖作家的100篇美文， 
　　力求全面反映20世纪中华散文创作的成绩， 
　　代表一个时代的水平。    
记超山梅花       　     [林　纾]夏虫之什（节选）      　[缪崇群]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囚绿记　                [陆　蠡]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恋情　                  [张中行]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萤　                    [靳　以] 
人生的真义　            [陈独秀]酒　                    [柯　灵] 
秋夜　                  [鲁　迅]忆白石老人　            [艾　青] 
雪　                    [鲁　迅]论快乐　                [钱钟书] 
谈酒　                  [周作人]老王　                  [杨　绛] 
谈吃　                  [夏丐尊]二月兰　                [季羡林] 
与妻书           　     [林觉民]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萧　红] 
“今”　                [李大钊]读书有秘诀吗　          [邓　拓] 
鲁迅与王国维　          [郭沫若]土地的誓言　          [端木蕻良] 
落花生　                [许地山]荔枝蜜　                [杨　朔] 
游了三个湖　            [叶圣陶]拉吉　                  [杜　宣]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黄山记　                [徐　迟]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论友情　                [严文井]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黑夜颂　                [贾植芳]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日出　                  [刘白羽]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　[徐志摩]造屋记　                [秦兆阳]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睡与梦　                [吴祖光]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生命壮歌　              [秦　牧] 
白杨礼赞　              [茅　盾]国子监　                [汪曾祺] 
花园底一角　            [许钦文]佳茗似佳人　            [何　为] 
吹牛的妙用　            [庐　隐]奔　                    [管　桦]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茶性　                  [艾　煊] 
背影　                  [朱自清]重逢路翎　              [牛　汉] 
蝉与纺织娘　            [郑振铎]中年是下午茶　          [董　桥] 
吃瓜子　                [丰子恺]朋友四型　              [余光中] 
我的母亲　              [老　舍]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家　                    [苏雪林]姑苏菜艺　              [陆文夫] 
中年　                  [苏雪林]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梅香正浓　              [白　桦] 
谈生命　                [冰　心]四合院　                [邓友梅] 
父亲的玳瑁　            [鲁　彦]尴尬二十四　            [流沙河]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我爱喝稀粥　            [王　蒙] 
春游颐和园　            [沈从文]雨的四季　              [刘湛秋] 
阔人礼赞　              [聂绀弩]石缝间的生命　          [林　希] 
祖国山川颂　            [黄药眠]早该说的一些话　        [苏叔阳]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结缘雪窦寺　            [戴厚英] 
“文革”博物馆　        [巴　金]最初的晚餐　            [陈忠实] 
书　                    [朱　湘]王府大街64号　          [雷　达] 
胡同　                  [朱　湘]父亲　                  [阿　城] 
三八节有感　            [丁　玲]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张抗抗] 
官　                    [臧克家]经营生命　              [申力雯] 
绕室旅行记　            [施蛰存]好运设计　              [史铁生] 
论老年　                [施蛰存]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途中　                  [梁遇春]王仁先　                [刘亚洲] 
野百合花　              [王实味]性而上的迷失　          [韩少功]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两个大都市　            [王安忆] 
山屋　                  [吴伯箫]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责编：闫  静   
记超山梅花 
作者：林纾 
　　林纾（1852—1924），福建闽侯人，作家、翻译家。有小说集《京华碧血》，诗集《畏庐诗存》，笔记《畏庐琐记》，译作《凯撒遗事》（莎士比亚）、《茶花女遗事》（小仲马）等。   
　　夏容伯同声，嗜古士也。隐于栖溪。余与陈吉士、高啸桐买舟访之，约寻梅于超山。 
　　由溪上易小舟，循浅濑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黯无可纪，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陀；丛芬积缟，弥满山谷。几四里始出梅窝，阴松列队，下闻溪声，余来船已停濑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尽适相值也。是晚，仍归栖溪。 
　　迟明，复以小舟绕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滞翳，小径岐出为八、九道，抵梅而尽。至乾元观，观所谓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状豁，阴绿惨淡。石脉直接旱洞。旱洞居观右偏，三十余级。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风水荡击之声。同游陈寄湖、涤寮兄弟，热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镌“海云洞”三大字，宋赵清献笔也。寻丁酉轩父子石像，已剥落，诗碣犹隐隐可读。容伯饭我观中。余举觞叹息，以生平所见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霁后，花益奇丽，过于西溪。”然西溪余两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记》，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寿慈亦嗜梅者也。 
选自《畏庐文集》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作者：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教育家。著有《蔡元培选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见本书“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全文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337至341页)。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全文见《言行录》341至344页)。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既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选自《蔡元培选集》，1959年5月版，中华书局      
最苦与最乐  
作者：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晚清政治家、文学家。著有《饮冰室合集》。  　　 
　　人生什么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乃越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      
学问之趣味  
作者：梁启超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彀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面，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阁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错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彀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选自1922年8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      
人生的真义  
作者：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别号陈由己，笔名三爱。安徽怀宁人。现代思想家、学者。著有《独秀文存》。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甚么世界，还有甚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联续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 
　　(一) 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二) 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 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四) 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五) 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六)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七) 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 
　　(八) 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九) 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秋　　夜  
作者：鲁　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有《鲁迅全集》印行。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1924年9月15日      
雪  
作者：鲁　迅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信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菜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5年1月18日      
谈　　酒  
作者：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有一个远房亲戚，我们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里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时也听见她叫“老七斤”，是这样的酒头工，每年去帮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说玩话，打麻将，但是不大喝酒(海边的人喝一两碗是不算能喝，照市价计算也不值十文钱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时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诸暨嵊县去。据他说这实在并不难，只须走到缸边屈着身听，听见里边起泡的声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儿童称为蟹煮饭)的样子，便拿来煮就得了；早一点酒还未成，迟一点就变酸了。但是怎么是恰好的时期，别人仍不能知道，只有听熟的耳朵才能够断定，正如古董家的眼睛辨别古物一样。 
　　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在外省有所谓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没有这样东西。相传昔时人家生女，则酿酒贮花雕(一种有花纹的酒坛)中，至女儿出嫁时用以饷客，但此风今已不存，嫁女时偶用花雕，也只临时买元红充数，饮者不以为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预备家酿，却有极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坛，按次第埋园中，二十年后掘取，即每岁皆得饮二十年陈的老酒了。此种陈酒例不发售，故无处可买，我只有一回在旧日业师家里喝过这样好酒，至今还不曾忘记。 
　　我既是酒乡的一个土著，又这样的喜欢谈酒，好像一定是个与“三酉”结不解缘的酒徒了。其实却大不然。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肖，不，或者可以说有志未逮，因为我很喜欢喝酒而不会喝，所以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自从辛酉患病后，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葡萄酒与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后酒量一点没有进步，到现在只要喝下一百格阑姆的花雕，便立刻变成关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谈称作“赤化”，此刻自然应当谨慎，虽然是说笑话。)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黄酒比较的便宜一点，所以觉得时常可以买喝，其实别的酒也未尝不好。白干于我未免过凶一点，我喝了常怕口腔内要起泡，山西的汾酒与北京的莲花白虽然可喝少许，也总觉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颇喜欢，只是仿佛新酒模样，味道不很静定。蒲桃酒与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勃阑地。我觉得西洋人不很能够了解茶的趣味，至于酒则很有工夫，决不下于中国。天天喝洋酒当然是一个大的漏卮，正如吸烟卷一般，但不必一定进国货党，咬定牙根要抽净丝，随便喝一点什么酒其实都是无所不可的，至少是我个人这样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因为我自饮酒以来似乎不大陶然过，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我喝着酒，一面也怀着“杞天之虑”，生恐强硬的礼教反动之后将引起颓废的风气，结果是借醇酒妇人以避礼教的迫害，沙宁(Sanin)时代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天终于只是杞天，仍旧能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吧？ 
　　1926年6月20日于北京      
谈　　吃  
作者：夏尊 
　　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嗑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的待你”，有的还要苦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来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有别的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割不正”，圣人不吃。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贤人就可以出妻。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骄人。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别出心裁，考察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死后的饭碗，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血食”，不辞广蓄姬妾，预置良田。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不辞假仁假义，拘束一世。朱竹宁不吃冷猪肉，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风怀二百韵》的艳诗，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足见冷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有的但吃猪头，有的要吃全猪，有的是专吃羊的，有的是专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一查就可知道，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似乎他民族的神极端唯心，中国的神倒是极端唯物的。 
　　梅村的诗道“十家三酒店”，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俗语说“开门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乃是料理食物。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进，乃是饭厅风潮。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西瓜的实，吃鲨鱼的鳍，吃燕子的窠，吃狗，吃乌龟，吃狸猫，吃癞虾蟆，吃癞头鼋，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烤，有炖，有蒸，有卤，有炸，有烩，有醉，有炙，有熘，有炒，有拌，真正一言难尽。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国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么这并不是历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众，军队之多，战争之频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厨刀。 
　　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右是福，寿居左。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老子也曾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不为目”。吃最要紧，其他可以不问。“嫖赌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所谓“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什么都假，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在中国，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说。被人欺负曰“吃亏”，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鹅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弹曰“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活”，“吃排头”等等。相见的寒暄，他民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吃了中饭没有？”“吃了夜饭没有？”对于职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吃赌饭”，“吃堂子饭”，“吃洋行饭”，“吃教书饭”，诸如此类，不必说了。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也都加吃字于上。在中国，教徒不称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酥教的”，从军的不称军人，叫做“吃粮的”，最近还增加了什么“吃党饭”，“吃三民主义”的许多新名词。 
　　衣食住行为生活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烦，吃的范围如此广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无别事也者，求之于全世界，这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佛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如果我们相信这话，那么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真是一个疑问。 
　　选自1930年1月《中学生》第1号      
与　妻　书  
作者：林觉民 
　　林觉民（1887—1911），福建闽侯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著译有《六国比较宪法论》等。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勿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选自《历代文选》      
“今”  
作者：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鲁迅与王国维  
作者：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作家、学者、翻译家。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译作《浮士德》（歌德），学术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等。  　　 
　　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1920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联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发表了。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像《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青年们的革命信仰。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躇。而正在我这踌躇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的办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接着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创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积极过问了。和鲁迅的合作，就这样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来不及收拾。这些往事，我今天来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遗憾。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1921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候，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微菌。 
　　真正认识了王国维，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时候。那是1928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发生了接触。就在这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东洋文库里面，才读到了《观堂集林》，王国维自己编订的第一个全集(《王国维全集》一共有三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然而这已经是王国维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这两位大师，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我时常这样作想：假使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可惜我对于两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态度，思想历程，及一切的客观环境，我都缺乏直接的亲炙。因此我对于这项工作虽然感觉兴趣，而要让我来作，却自认为甚不适当。六年前，在鲁迅逝世第四周年纪念会上，我在重庆曾经作过一次讲演，简单地把两位先生作过一番比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适当的人来从事研究，但六年以来，影响却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许寿裳先生问过我，我那一次的讲演，究竟有没有底稿。可见许先生对于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没有的，我倒感觉着：假使让许先生来写这样的题目，那必然是更适当了。许先生是鲁迅的至友，关于鲁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详，而同王国维想来也必定相认，他们在北京城的学术氛围气里同处了五年，以许先生的学力和衡鉴必然更能够对王国维作正确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许先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首先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国维生于1877年，长鲁迅五岁，死于1927年，比鲁迅早死九年，他们可以说是正整同时代的人。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鲁迅生于浙江绍兴，自然要算是同乡。他们两人幼年时家况都很不好。王国维经过上海的东文学社，以1901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物理学校。鲁迅则经过南京的水师学堂，路矿学堂，以1902年赴日本留学，进过东京的弘文学院，两年后又进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本世纪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两位回国后都曾从事于教育工作。王国维以1903年曾任南通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心理、伦理、哲学，1904年转任苏州师范学堂教习，除心理、伦理、哲学之外，更曾担任过社会学的讲座，鲁迅则以1909年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的教员，第二年曾经短期担任过绍兴中学的教员兼监学，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1911年，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就这样在同样担任过师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复同样进了教育部，参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是以1906年在当时的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其后改充京师图书馆的编译，旋复充任名词馆的协调。都是属于学部的，任职至辛亥革命而止。鲁迅则以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初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迁北京，又改为佥事，任职直至1926年。而到晚年来，又同样从事大学教育，王国维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鲁迅则担任过北大、北京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讲师或教授。 
　　两位的履历，就这样，相似到实在可以令人惊异的地步。而两位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的力量后来多多用在史学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对于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北朝的造象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但可惜关于这方面的成绩，我们在《全集》中不能够见到。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论。(“不隔”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据这些看来，30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和王国维“相识将近30年”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31日出版。)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1923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在1927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6月2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16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无宁是在骂他。忠而悫，不是骂他是愚忠吗?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泽的大遗老们，在清朝灭亡时不曾有人死节，就连身居太师太傅之职的徐世昌，后来不是都做过民国的总统吗?而一个小小的亡国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国16年却还要“殉节”，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吗?遗老们在下意识中实在流露了对于他的嘲悯。不过问题有点蹊跷，知道底里的人能够为王国维辩白。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他临死前写好了的遗书，重要的几句是“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他为什么要那样着急?所以他的自杀，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为“殉节”看待。据说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杀的路。前举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所谓“挚友之绝”，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伪君子罗振玉，后来出仕伪满，可以说已经沦为了真小人，我们今天丝毫也没有替他隐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国维的身世的人，把这一段隐事更详细地表露出来，替王国维洗冤，并彰明罗振玉的罪恶。 
　　但我在这儿，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说一项重要的关系，就是朋友或者师友。这项关系在古时也很知道重视，把它作为五伦之一，而要在今天看来，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已了。这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王国维和鲁迅的主要不同处，差不多就判别在他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关系上面。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且让我更就两位的这一项关系来叙述一下吧。 
　　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一生最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王国维受了他不少的帮助是事实，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缚更是难移的铁案。王国维少年时代是很贫寒的。22岁时到上海入东文学社的时候，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在那个时候为罗振玉所赏识，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帮助。后来他们两个人差不多始终没有分离过。罗振玉办《农学报》，办《教育世界》，都靠着王国维帮忙，王国维进学部做官也是出于罗的引荐。辛亥革命以后，罗到日本亡命，王也跟着他。罗是一位搜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书籍，甚为丰富。在亡命生活中，让王得到了静心研究的机会，于是便规范了30以后的学术的成就。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了。同样的事情尚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和《重辑仓颉篇》等书，都本是王所编次的，而书上却署的是姬觉弥的名字。这也和鲁迅辑成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为这样的关系，王更得与一批遗老或准遗老沈曾植、柯绍之伦相识，更因缘而被征召入清宫，一层层封建的网便把王封锁着了。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罗振玉是一位极端的伪君子，他以假古董骗日本人的钱，日本人类能言之。他的自充遗老，其实也是一片虚伪，聊借此以沽誉钓名而已。王国维的一生受了这样一位伪君子的束缚，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假使王国维初年所遇到的不是这样一位落伍的虚伪者，又或者这位虚伪者比王国维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许不会落到那样悲剧的结局吧。王的自杀，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 
　　鲁迅的朋友关系便幸运得多。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期中便师事过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虽然不一定为鲁迅所悦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无疑是给了鲁迅以深厚的影响的。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蔡、鲁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差不多有点像罗、王之间的关系。或许不正确吧?然而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却恰恰相反。鲁迅此外的朋友，年辈相同的如许寿裳、钱玄同，年轻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为了终生伴侣的许广平，这些先生们在接受了鲁迅的影响之一面，应该对于鲁迅也发生了回报的影响。就连有一个时期曾经和鲁迅笔战过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鲁迅也明明说过是被他们逼着阅读了好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文艺理论的书籍的。我这样说，但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有意抹杀鲁迅的主观上的努力。我丝毫也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朋友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就是一种阶级关系，我们固然谁也不能够脱离这种关系的影响，然而单靠这种关系，也不一定会收获到如愿的成就。例如岂明老人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应该和鲁迅的是大同小异的吧，然而成就却相反。这也就足以证明主观努力是断然不能抹杀的了。 
　　准上所述，王国维和鲁迅的精神发展过程，确实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很多重要的地方也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异。在大体上两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时代都受过封建社会的影响。他们从这里蜕变了出来，不可忽视地，两位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的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鲁迅的早年译著都浓厚地带着浪漫派的风味。这层我们不要忽略。经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两位都走了写实主义的道路，虽然发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于学术研究，一位偏重于文艺创作，然而方法和态度确是相同的。到这儿，两位所经历的是同样的过程，但从这儿以往便生出了悬隔。王国维停顿在旧写实主义的阶段上，受着重重束缚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来解决自己的苦闷，事实上是成了苦闷的俘虏。鲁迅则从此日进了。他从旧写实主义突进到新现实主义的阶段，解脱了一切旧时代的桎梏，而认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任务。他扫荡了敌人，也扫荡了苦闷。虽然他是为肺结核的亢进而终止了战斗，事实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就这样，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至今感觉着惋惜，而对于鲁迅的死我们却始终感觉着庄严。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在这儿我倒可以负责推荐，并补充一项两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们都有很好的《全集》传世。《王国维遗书全集》(商务版，其中包括《观堂集林》)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呵! 
　　但我有点惶恐，我目前写着这篇小论时，两个《全集》都不在我的手边，而我仅凭着一本《国学月报》和《王静安先生专号》和许广平先生借给我的一份《鲁迅先生年谱》的校样；因此我只能写出这么一点白描式的轮廓，我是应该向读者告罪的。 
　　再还有一点余波也让它在这儿摇曳一下吧。我听说两位都喜欢吸香烟，而且都是连珠炮式的吸法。两位也都患着肺结核，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没有被这种痼疾所征服。特别是这后一项，对于不幸而患了同样病症的朋友，或许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吧。      
落　花　生  
作者：许地山 
　　许地山（1893—1941），福建龙溪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集《缀网劳蛛》、学术论著《中国道教史》等。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园罢。”我们几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底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很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底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爹爹说：“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底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游了三个湖  
作者：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作家、教育家。有小说集《隔膜》，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散文集《剑鞘》、《未厌居习作》等。有《叶圣陶文集》行世。  　　 
　　这回到南方去，游了三个湖。在南京，游玄武湖，到了无锡，当然要望望太湖，到了杭州，不用说，四天的盘桓离不了西湖。我跟这三个湖都不是初相识，跟西湖尤其熟，可是这回只是浮光掠影地看看，写不成名副其实的游记，只能随便谈一点儿。 
　　首先要说的，玄武湖和西湖都疏浚了。西湖的疏浚工程，做的五年的计划，今年四月初开头，听说要争取三年完成，每天挖泥船轧轧轧地响着，连在链条上的兜儿一兜兜地把长远沉在湖底里的黑泥挖起来。玄武湖要疏浚，为的是恢复湖面的面积，湖面原先让淤泥和湖草占去太多了。湖面宽了，游人划船才觉得舒畅，望出去心里也开朗。又可以增多鱼产。湖水宽广，鱼自然长得多了。西湖要疏浚，主要为的是调节杭州城的气候。杭州城到夏天，热得相当厉害，西湖的水深了，多蓄一点儿热，岸上就可以少热一点儿。这些个都是顾到居民的利益。顾到居民的利益，在从前，哪儿有这回事?只有现在的政权，人民自己的政权，才当做头等重要的事儿，在不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之下，非尽可能来办不可。听说，玄武湖平均挖深半公尺以上，西湖准备平均挖深一公尺。 
　　其次要说的，三个湖上都建立了疗养院——工人疗养院或者机关干部疗养院。玄武湖的翠洲有一所工人疗养院，太湖、西湖边上到底有几所疗养院，我也说不清。我只访问了太湖边中犊山的工人疗养院。在从前，卖力气淌汗水的工人哪有疗养的份儿?害了病还不是咬紧牙关带病做活，直到真个挣扎不了，跟工作、生命一齐分手?至于休养，那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休养等于放下手里的活闲着，放下手里的活闲着，不是连吃不饱肚子的一口饭也没有着落了吗?只有现在这时代，人民当了家，知道珍爱创造种种财富的伙伴，才要他们疗养，而且在风景挺好、气候挺适宜的所在给他们建立疗养院所。以前人有句诗道，“天下名山僧占多”。咱们可以套用这一句的意思说，目前虽然还没做到，往后一定会做到，凡是风景挺好、气候挺适宜的所在，疗养院全得占。僧占名山该不该，固然是个问题，疗养院占好所在，那可绝对地该。 
　　又其次要说的，在这三个湖边上走走，到处都显得整洁。花草栽得整齐，树木经过修剪，大道小道全扫得干干净净，在最容易忽略的犄角里或者屋背后也没有一点儿垃圾。这不只是三个湖边这样，可以说哪儿都一样。北京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不是这样吗?撇开园林、风景区不说，咱们所到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栽花草，种树木，不是也都干干净净，叫你剥个橘子吃也不好意思把橘皮随便往地上扔吗?就一方面看，整洁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就另一方面看，可就大大值得注意。做到那样整洁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儿。固然，管事的人如栽花的，修树的，扫地的，他们的勤劳不能缺少，整洁是他们的功绩。可是，保持他们的功绩，不让他们的功绩一会儿改了样，那就大家有份，凡是在那里、到那里的人都有份。你栽得整齐，我随便乱踩，不就改了样吗?你扫得干净，我磕瓜子乱吐瓜子皮，不就改了样吗?必须大家不那么乱来，才能保持经常的整洁。解放以来属于移风易俗的事项很不少，我想，这该是其中的一项。回想过去时代，凡是游览地方、公共场所，往往一片凌乱，一团肮脏，那种情形永远过去了，咱们从“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出发，已经养成了到哪儿都保持整洁的习惯。 
　　现在谈谈这回游览的印象。 
　　出玄武门，走了一段堤岸，在岸左边上小划子。那是上午九点光景，一带城墙受着晴光，在湖面和蓝天之间划一道界限。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头一次游西湖，那时候杭州靠西湖的城墙还没拆，在西湖里朝东看，正像在玄武湖里朝西看一样，一带城墙分开湖和天。当初筑城墙当然为的防御，可是就靠城的湖来说，城墙好比园林里的回廊，起掩蔽的作用。回廊那一边的种种好景致，亭台楼馆，花坞假山，游人全看过了，从回廊的月洞门走出来，瞧见前面别有一番境界，禁不住喊一声“妙”，游兴益发旺盛起来。再就回廊这一边说，把这一边、那一边的景致合在一起儿看也许太繁复了，有一道回廊隔着，让一部分景致留在想像之中，才见得繁简适当，可以从容应接。这是园林里回廊的妙用。湖边的城墙几乎跟回廊完全相仿。所以西湖边的城墙要是不拆，游人无论从湖上看东岸或是从城里出来看湖上，就会感觉另外一种味道，跟现在感觉的大不相同。我也不是说西湖边的城墙拆坏了。湖滨一并排是第一公园至第六公园，公园东面隔着马路，一带相当齐整的市房，这看起来虽然繁复些儿，可是照构图的道理说，还成个整体，不致流于琐碎，因而并不伤美。再说，成个整体也就起回廊的作用。然而玄武湖边的城墙，要是有人主张把它拆了，我就不赞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城墙的线条，那城墙的色泽，跟玄武湖的湖光、紫金山复舟山的山色配合在一起，非常调和，看来挺舒服，换个样儿就不够味儿了。 
　　这回望太湖，在无锡鼋头渚，又在鼋头渚附近的湖面上打了个转，坐的小汽轮。鼋头渚在太湖的北边，是突出湖面的一些岩石，布置着曲径磴道，回廊荷池，丛林花圃，亭榭楼馆，还有两座小小的僧院。整个鼋头渚就是个园林，可是比一般园林自然得多，何况又有浩渺无际的太湖做它的前景。在沿湖的石上坐下，听湖波拍岸，挺单调，可是有韵律，仿佛觉得这就是所谓静趣。南望马迹山，只像山水画上用不太淡的墨水涂上的一抹。我小时候，苏州城里卖芋头的往往喊“马迹山芋艿”。抗日战争时期，马迹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向来说太湖七十二峰，据说实际不止此数。多数山峰比马迹山更淡，像是画家蘸着淡墨水在纸面上带这么一笔而已。至于我从前到过的满山果园的东山，石势雄奇的西山，都在湖的南半部，全不见一丝影儿。太湖上渔民很多，可是湖面太宽阔了，渔船并不多见，只见鼋头渚的左前方停着五六只。风轻轻地吹动桅杆上的绳索，此外别无动静。大概这不是适宜打鱼的时候。太阳渐渐升高，照得湖面一片银亮。碧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若有若无的薄云。要是天气不好，风急浪涌，就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色。从前人描写洞庭湖、鄱阳湖，往往就不同的气候、时令着笔，反映出外界现象跟主观情绪的关系。画家也一样，风雨晦明，云霞出没，都要研空那光和影的变化，凭画笔描绘下来，从这里头就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在太湖边作较长时期的流连，即使不写什么文章，不画什么画，精神上一定会得到若干无形的补益。可惜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能有两三个钟头的勾留。 
　　刚看过太湖，再来看西湖，就有这么个感觉，西湖不免小了些儿，什么东西都挨得近了些儿。从这一边看那一边，岸滩，房屋，林木，全都清清楚楚，没有太湖那种开阔浩渺的感觉。除了湖东岸没有山，三面的山全像是直站到湖边，又没有衬托在背后的远山。于是来了总的印象：西湖仿佛是盆景，换句话说，有点儿小摆设的味道。这不是给西湖下贬辞，只是直说这回的感觉罢了。而且盆景也不坏，只要布局得宜。再说，从稍微远一点儿的地点看全局，才觉得像个盆景，要是身在湖上或是湖边的某一个所在，咱们就成了盆景里的小泥人儿，也就没有像个盆景的感觉了。 
　　湖上那些旧游之地都去看看，像学生温习旧课似的。最感觉舒坦的是苏堤。堤岸正在加宽，拿挖起来的泥壅一点儿在那儿，巩固沿岸的树根。树栽成四行，每边两行，是柳树、槐树、法国梧桐之类，中间一条宽阔的马路。妙在四行树接叶交柯，把苏堤笼成一条绿荫掩盖的巷子，掩盖而绝不叫人觉得气闷，外湖和里湖从错落有致的枝叶间望去，似乎时时在变换样儿。在这条绿荫的巷子里骑自行车该是一种愉快。散步当然也挺合适，不论是独个儿、少数几个人还是成群结队。以前好多回经过苏堤，似乎都不如这一回，这一回所以觉得好，就在乎树补齐了而且长大了。 
　　灵隐也去了。四十多年前头一回到灵隐就觉得那里可爱，以后每到一回杭州总得去灵隐，一直保持着对那里的好感。一进山门就望见对面的飞来峰，走到峰下向右拐弯，通过春淙亭，佳境就在眼前展开。左边是飞来峰的侧面，不说那些就山石雕成的佛像，就连那山石的凹凸、俯仰、向背，也似乎全是名手雕出来的。石缝里长出些高高矮矮的树木，苍翠，茂密，姿态不一，又给山石添上点缀。沿峰脚是一道泉流，从西往东，水大时候急急忙忙，水小时候从从容容，泉声就有宏细疾徐的分别。道跟泉流平行。道左边先是壑雷亭，后是冷泉亭，在亭子里坐，抬头可以看飞来峰，低头可以看冷泉。道右边是灵隐寺的围墙，淡黄颜色。道上多的是大树，又大又高，说“参天”当然嫌夸张，可真做到了“荫天蔽日”。暑天到那里，不用说，顿觉清凉，就是旁的时候去，也会感觉“身在画图中”，自己跟周围的环境融和一气，挺心旷神怡的。灵隐的可爱，我以为就在这个地方。道上走走，亭子里坐坐，看看山石，听听泉声，够了，享受了灵隐了。寺里头去不去，那倒无关紧要。 
　　这回在灵隐道上大树下走，又想起常常想起的那个意思。我想，无论什么地方，尤其在风景区，高大的树是宝贝。除了地理学、卫生学方面的好处而外，高大的树又是观赏的对象，引起人们的喜悦不比一丛牡丹、一池荷花差，有时还要胜过几分。树冠和枝干的姿态，这些姿态所表现的性格，往往很耐人寻味。辨出意味来的时候，咱们或者说它“如画”，或者说它“入画”，这等于说它差不多是美术家的创作。高大的树不一定都“如画”“入画”，可是可以修剪，从审美观点来斟酌。一般大树不比那些灌木和果树，经过人工修剪的不多，风吹断了枝，虫蛀坏了干，倒是常有的事，那是自然的修剪，未必合乎审美观点。我的意思，风景区的大树得请美术家鉴定，哪些不用修剪，哪些应该修剪。凡是应该修剪的，动手的时候要遵从美术家的指点，惟有美术家才能就树的本身看，就树跟环境的照应配合看，决定怎么样叫它“如画”“入画”。我把这个意思写在这里，希望风景区的管理机关考虑，也希望美术家注意。我总觉得美术家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不但要在画幅上用功，还得扩大范围，对生活环境的布置安排也费一份心思，加入一份劳力，让环境跟画幅上的创作同样地美——这里说的修剪大树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1954年作      
五月的北平  
作者：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作家。有长篇小说集《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  　　 
　　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描写北平的文字，由国文到外国文，由元代到今日，那是太多了，要把这些文字抄写下来，随便也可以出百万言的专书。现在要说北平，那真是一部廿四史，无从说起。若写北平的人物，就以目前而论，由文艺到科学，由最崇高的学者到雕虫小技的绝世能手，这个城圈子里，也俯拾即是，要一一介绍，也是不可能。北平这个城，特别能吸收有学问、有技巧的人才，宁可在北平为静止得到生活无告的程度，他们不肯离开。不要名，也不要钱，就是这样穷困着下去。这实在是件怪事。你又叫我写哪一位才让圈子里的人过瘾呢? 
　　静的不好写，动的也不好写，现在是五月(旧的历法和四月)，我们还是写点五月的眼前景物吧。北平的五月，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任何树木，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荫满地。卖芍药花的担子，天天摆在十字街头。洋槐树开着其白如雪的花，在绿叶上一球球的顶着。街，人家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冷静的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在人家的白粉墙头，送出兰花的香味。北平春季多风，但到五月，风季就过去了(今年春季无风)。市民开始穿起夹衣，在不暖的阳光里走。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照着上面所谈，这范围还是太广，像看《四库全书》一样。虽然只成个提要，也觉得应接不暇。让我来缩小范围，只谈一个中人之家吧。北平的房子，大慨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粤、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的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洋槐传到北平，似乎不出五十年。所以这类树，树木虽也有高到五六丈的，都是树干还不十分粗。刺槐却是北平的土产，树兜可以合抱，而树身高到十丈的，那也很是平常。洋槐是树叶子一绿就开花，正在五月，花是成球的开着，串子不长，远望有些像南方的白绣球。刺槐是七月开花，都是一串串有刺，像藤萝(南方叫紫藤)，不过是白色的而已。洋槐香浓，刺槐不大香，所以五月里草绿油油的季节，洋槐开花，最是凑趣。 
　　在一个中等人家，正院子里可能就有一两株槐树，或者是一两株枣树。尤其是城北，枣树逐家都有，这是“早子”的谐音，取一个吉利。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著上一片绿阴。白色的洋槐花在绿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淡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午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幽静淡雅的境界。假使这人家有些盆景(必然有)，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北平人又爱随地种草本的花籽，这时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全表示了欣欣向荣的样子。北平的屋子，对院子的一方面，照例下层是土墙，高二、三尺，中层是大玻璃窗，玻璃大得像百货店的货窗相等，上层才是花格活窗。桌子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主人翁若是读书伏案写字，一望玻璃窗外的绿色，映人眉宇，那实在是含有诗情画意的。而且这样的点缀，并不花费主人什么钱的。 
　　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正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觉得其意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三、四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株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罩在绿阴下，那情调是肃穆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仗，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把她一一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当承平之时，北平人所谓“好年头儿”，在这个日子，也正是故都人士最悠闲舒适的日子。在绿荫满街的当儿，卖芍药花的平头车子整车的花蕾推了过去。卖冷食的担子，在幽静的胡同里叮作响，敲着冰盏儿，这很表示这里一切的安定与闲静。渤海来的海味，如黄花鱼，对虾，放在冰块上卖，已是别有风趣。又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吃起来还带些诗意。公园里绿叶如盖，三海中水碧如油，随处都是令人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些，我不能、也不愿往下写。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元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粉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街上的槐树虽然还是碧净如前，但已失去了一切悠闲的点缀。人家院子里，虽是不花钱的庭树，还依然送了绿荫来，这绿荫在人家不是幽丽，乃是凄凄惨惨的象征。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我们也就无从问人。《阿房宫赋》前段写得那样富丽，后面接着是一叹：“秦人不自哀!”现在的北平人，倒不是不自哀，其如他们哀亦无益何! 
　　好一座富于东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个儿在战栗!好一座千年文化的结晶呀，他不断的在枯萎!呼吁于上天，上天无言；呼吁于人类，人类摇头。其奈之何!      
观莲拙政园  
作者：周瘦鹃 
　　周瘦鹃（1895—1968），江苏苏州人。著有短篇小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长篇小说《新秋海棠》，剧本《水火鸳鸯》、散文《花花草草》、《花前琐记》等。  　　 
　　也许是因为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堂名是爱莲堂的原故，因此对于我家老祖宗《爱莲说》作者周濂溪先生所歌颂的莲花，自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倒并不是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是花中君子，实在是爱它的高花大叶，香远益清，在众香国里，真可说是独有千古的。年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旧时相传为莲花生日，又称观莲节，我那小园子里的池莲缸莲都开好了，可我看了还觉得不过瘾，总要赶到拙政园去观赏莲花，也算是欢度观莲节哩。 
　　可不是吗?拙政园的水面，占全园面积的五分之三，池水沧涟，正可作为莲花之家，何况中部的堂啊，亭啊，轩啊，都是配合着莲花而命名的，因此拙政园实在是一个观莲的好去处。例如远香堂、荷风四面亭、倚玉轩，还有那船舫形的小轩“香洲”，以至西部的留听阁，都是与莲花有连带关系，而可以给你坐在那里观赏的。 
　　我们虽为观莲而来，但是好景当前，不会熟视无睹，也总要欣赏一下；况且这个园子已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真该刮目相看。怎么叫做“拙政”呢?原来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御史王献臣因不满于权贵弄权，弃官归隐，把这里大宏寺的一部分基地造了一个别墅，取晋代名流潘岳“此拙者之为政也”一句话，取名拙政园，含有发牢骚的意思。王死后，他的儿子爱好赌博，就在一夜之间把这园了输掉了。到了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时，就园子的一部分建立忠王府，作为发号施令的所在，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从东部新辟的大门进去，迎面就看到新叠的湖石，分列三面，傍石植树，点缀得楚楚可观，略有倪云林画意。进园又见奇峰几座，好像是案头大石供，这里原是明代侍郎王心一归田园遗址，有些峰石还是当年遗物。这东部是近年来所布置的，有土山密植苍松，浓翠欲滴；此外有亭有榭，有溪有桥，有广厅作品茗就餐之所。从曲径通到曲廊，在拱桥附近的水面上，先就望见一小片莲叶莲花，给我们尝鼎一脔；这是今春新种的，料知一二年后，就可蔓延开去了。从曲廊向西行进，就是中部的起点，这一带有海棠春坞、玲珑馆、枇杷园诸胜，仲春有海棠可看，初夏有枇杷可赏，一步步渐入佳境。走过了那盖着绣绮亭的小丘，就到达远香堂，顾名思义，不由得想起那《爱莲说》中的名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八个字来，知道堂名就由此而得，而也就是给我们观莲的好地方了。 
　　远香堂面对着一座挺大的黄石假山，山下一泓池水，有锦鳞往来游泳，堂外三面通廊，堂后有宽广的平台，台下就是一大片莲塘，种着天竺种千叶莲花，这是两年以前好容易从昆山正仪镇引种过来的。原来正仪镇上有个顾园，是元代名士顾阿瑛“玉山佳处”的遗址，在东亭子旁，有一个莲池，池中全是千叶莲花，据说还是顾阿瑛手植的，到现在已有六百多年，珍种犹存，年年开花不绝。拙政园莲塘中自从把原种藕秧种下以后，当年就开了花，真是色香双艳，不同凡卉；第二年花花叶叶，更为繁盛，翠盖红裳，几乎把整个莲塘都遮满了。并蒂莲到处都是，并且一花中有四五芯，七八芯，以至十三个芯的，花瓣多至一千四百余瓣。只为负担太重了，花头往往低垂着，使人不易窥见花芯，因此苏州培养碗莲的专家卢彬士老先生所作长歌中，曾有“看花不易窥全面，三千莲媛总低头”之句，表示遗憾，其实我们只要走到水边，凑近去细看时，还是可以看到那捧心西子态的。今夏花和叶虽觉少了一些，而水面却暴露了出来，让我们欣赏那水中花影，仿佛姹娅欲笑哩。 
　　远香堂西邻的倚玉轩，与船舫形的香洲遥遥相对，而北面的斜坡上有一个荷风四面亭，三者位在三个角度上，恰恰形成鼎足之势，而三处都可观莲，因为都是面临莲塘的。香洲贴近水边，可以近观，倚玉轩隔一条花街，可以远观；而荷风四面亭翼然高处，可以俯观，好在莲花解意，婉娈可人，不论你走到哪一面，都可以让你尽情观赏的。穿过了曲桥，从假山上拾级而登，就见一座楼，叫做见山楼，凭北窗可以看山，凭南窗可以观莲，并且也可以远观远香堂后的千叶莲花了。 
　　走进别有洞天，就到了园的西部，沿着起伏的曲廊向西行进，就看到一座美轮美奂的花厅，分作两半，一半是十八曼陀罗花馆，庭中旧时种有山茶十八株，而曼陀罗就是山茶的别号，因以为名。另一半是三十六鸳鸯馆，前临池沼，养着文羽鲜艳的鸳鸯，成双作对地在那里戏水，悠然自得。池中种着白莲，让鸳鸯拍浮其间，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画面；正如宋代欧阳修咏莲词所谓：“叶有清风花有露，叶笼花罩鸳鸯侣”，真是相得益彰，而大可供人观赏，供人吟味的。 
　　向西出了三十六鸳鸯馆，向北走过一条小桥，就到了留听阁，窗户挂落，都是精雕细刻，剔透玲珑。我们细细体味阁名，原来是从那句“留得残荷听雨声”的古诗句上得来的。这个阁坐落在西部尽头处，去莲塘不远，到了秋雨秋风的时节，坐在这里小憩一会，自可听到残荷上淅淅沥沥的雨声的。      
人生的乐趣  
作者：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有散文集《翦拂集》、《大荒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朱门》、学术论著《语言学论书》等。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是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干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尝泉、唱戏、放风筝、踢毽子、比草的长势、糊纸盒、猜谜、搓麻将、赌博、典当衣物、煨人参、看斗鸡、逗小孩、浇花、种菜、嫁接果树、下棋、沐浴、闲聊、养鸟、午睡、大吃二喝、猜拳、看手相、谈狐狸精、看戏、敲锣打鼓、吹笛、练书法、嚼鸭肫、腌萝卜、捏胡桃、放鹰、喂鸽子、与裁缝吵架、去朝圣、拜访寺庙、登山、看赛舟、斗牛、服春药、抽鸦片、闲荡街头、看飞机、骂日本人、围观白人、感到纳闷儿、批评政治家、念佛、练深呼吸、举行佛教聚会、请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赌月饼、办灯会、焚净香、吃面条、射文虎、养瓶花、送礼祝寿、互相磕头、生孩子、睡大觉。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尽管现代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们总是脾气很坏，悲观厌世，失去了一切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着亲切、和蔼、活泼、愉快的性格，少数人还保持着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这种温和的精神在《水浒传》的序言里表述得最为明显，这篇序文伪托给该书作者，实乃十七世纪一位批评家金圣叹所作。这篇序文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是中国小品文的最佳典范，读起来像是一篇专论“悠闲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被用作小说的序言。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她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女人和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末，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十七世纪)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生活艺术的透彻见解，这也是中国精神的本质。 
　　李笠翁在对花草树木及其欣赏艺术作了认真细致而充满人情味的研究之后，对柳树作了如下论述：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直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欲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以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见解：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色为仇乎?……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  　　 
　　李笠翁接下去讨论了黑色的伟大价值。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它是多么适合于各种年龄、各种肤色，在穷人可以久穿而不显其脏，在富人则可在里面穿着美丽的色彩，一旦有风一吹，里面的色彩便可显露出来，留给人们很大的想像余地。 
　　此外，在“睡”这一节里，有一段漂亮的文字论述午睡的艺术：  　　 
　　然而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末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倦抛书午梦长”一句。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只有当人类了解并实行了李笠翁所描写的那种睡眠的艺术，人类才可以说自己是真正开化的、文明的人类。      
翡冷翠山居闲话  
作者：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猛虎集》，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短篇小说集《轮盘》等。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个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并带来一股幽远的澹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时鉴赏。 
　　作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须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卜赛，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去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狱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胫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动跳，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浑朴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柔娇的，一经同伴的抵触，他就卷了起来，但在澄静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无阻碍的。 
　　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坐，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的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他们于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童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罅里的泉响，有时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 
　　并且你不但不须游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气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卑斯与五老峰，西西里与普陀山，莱因河与扬子江，梨梦湖与西子湖，建兰和琼花，杭州西湖的芦雪与威尼斯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紫的黄麦，一般黄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性灵上不长疮瘢，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  
作者：徐志摩 
　　(一)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s Pool”——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骞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 
　　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ks”，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下来是Pembroke,St·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Johns最令人留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赛因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维基乌大桥的周遭；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许只有萧班(Chopin)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并不早，但它的妩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艳色的蔷薇在和风中摇颤，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阁不可浼的永远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莱亚。啊!那不可信的玲珑的方庭，谁说这不是圣克莱亚(St Clare)的化身，哪一块石上不闪耀着她当年圣洁的精神?在克莱亚后背隐约可辨的是康桥最潢贵最骄纵的三清学院(Trinity)，它那临河的图书楼上坐镇着拜伦神采惊人的雕像。 
　　但这时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莱亚的三环洞桥魔术似的摄住。你见过西湖白堤上的西冷断桥不是(可怜它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踩平了，现在它们跟着苍凉的雷峰永远辞别了人间)?你忘不了那桥上斑驳的苍苔，木栅的古色，与那桥拱下泄露的湖光与山色不是?克莱亚并没有那样体面的衬托，它也不比庐山栖贤寺旁的观音桥，上瞰五老的奇峰，下临深潭与飞瀑；它只是怯怜怜的一座三环洞的小桥，它那桥洞间也只掩映着细纹的波鳞与婆娑的树影，它那桥上栉比的小穿阑与阑节顶上双双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头上不夸张的香草与野花一类的装饰；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不?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汩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辰。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的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渐暖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阑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还有几句更笨重的怎能仿佛那游丝似轻妙的情景：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瞑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二)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但河上的风流远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Punt)。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有二丈长，三尺宽，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长竿撑着走的。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蠢，始终不曾学会。你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住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优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不服输跑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带讥讽的对我说：“先生，这撑船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斩了去! 
　　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多美!尤其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前悠悠的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她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捻起一根竟像没分量的长竿，只轻轻的，不经心的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的一蹲，这船身便波的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 
　　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支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飘浮，鱼群的唼喋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迎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迹处去享他们的野福——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意与春光! 
　　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袍，脱下夹袍，穿上单袍：不过如此罢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着哪，这样那样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移转，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幻?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枯燥，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间咒诅人生? 
　　但不满意的生活大都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决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惨。我们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比枝头的花与鸟儿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资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柢深入在无尽藏的地里?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与鹿豕游，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轻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 
　　这是极肤浅的道理，当然。但我要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凋不尽的青枝上试它的新声!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出了半冻的地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 
　　静极了，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枝的榆荫，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翳入了天听。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似的金粉糁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 
　　伺候着河上的风光，这春天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败草里的花鲜，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怯怜怜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铃兰与香草是欢喜的初声。窈窕的莲馨，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与雏菊——这时候春光已是缦烂在人间，更不须殷勤问讯。 
　　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走是一个愉快，但骑自转车是一个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遍的技术；妇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在康桥听说自转车是不怕人偷的，就为人人都自己有车，没人要偷)。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味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灵的补剂。这道上有的是清荫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息。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似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啭的鸣禽。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的尝新。你如爱酒，这乡间每“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像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 
　　陆放翁有一联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马骑，没轿子坐，却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三两幅画图似的经验至今还是栩栩的留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临海，但实际只须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它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着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的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里斜着过来，幻成一种异样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霎那间在我迷眩了的视觉中，这草田变成了……不说也罢，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 
　　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选自《巴黎的鳞爪》      
江南的冬景  
作者：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有短篇小说集《茑萝集》，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散文集《闲书》、《屐痕处处》、《达夫日记》等。有《郁达夫文集》行世。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名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也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1843——1918)罢，他用这—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同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1934)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1936年的2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Hiking，德国人叫作Spaziergang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北平的四季  
作者：郁达夫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的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 
　　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 
　　先说人的分子罢，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就是由荐头店荐来的老妈子，除上炕者是当然以外，也总是衣冠楚楚，看起来不觉得会令人讨嫌。 
　　其次说到北京物质的供给哩，又是山珍海错，洋广杂货，以及萝卜白菜等本地产品，无一不备，无一不好的地方。所以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灰沙太暗澹，生活太无变化；一鞭出走，出前门便觉胸舒，过芦沟方知天晓，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载，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地浓，格外地切。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我那长子之骨，现在也还埋在郊外广谊园的坟山，而几位极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里同时毙命的受难者的一群。 
　　北平的人事品物，原是无一不可爱的，就是大家觉得最要不得的北平的天候，和地理联合上一起，在我也觉得是中国各大都会中所寻不出几处来的好地。为叙述的便利起见，想分成四季来约略地说说。 
　　北平自入旧历的十月之后，就是灰沙满地，寒风刺骨的节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我以为顶好是当这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故而夏天去热带，寒天去北极，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 
　　先说房屋的防寒装置罢，北方的住房，并不同南方的摩登都市一样，用的是钢骨水泥，冷热气管：一般的北方人家，总只是矮矮的一所四合房，四面是很厚的泥墙！上面花厅内都有一张暖炕，一所回廊；廊子上是一带明窗，窗眼里糊着薄纸，薄纸内又装上风门，另外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简陋的房屋之内，你只教把炉子一生，电灯一点，棉门帘一挂上，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暖炖炖像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尤其会得使你感觉到屋内的温软堪恋的，是屋外窗外面呜呜在叫啸的西北风。天色老是灰沉沉的，路上面也老是灰的围障，而从风尘灰土中下车，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若是喜欢吃吃酒，烧烧羊肉锅的人，那冬天的北方生活，就更加不能够割舍；酒已经是御寒的妙药了，再加上以大蒜与羊肉酱油合煮的香味，简直可以使一室之内，涨满了白的水蒸温气。玻璃窗内，前半夜，会流下一条条的清汗，后半夜就变成了花色奇异的冰纹。 
　　到了下雪的时候哩，景象当然又要一变。早晨从厚棉被里张开眼来，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眩晕。在阳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粒的放起光来了，蛰伏得很久的小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觅食振翎，谈天说地，吱吱地叫个不休。数日来的灰暗天空，愁云一扫，忽然变得澄清见底，翳障全无；于是年轻的北方住民，就可以营屋外的生活了，溜冰，做雪人，赶冰车雪车，就在这一种日子里最有劲儿。 
　　我曾于这一种大雪时晴的傍晚，和几位朋友，跨上跛驴，出西直门上骆驼庄去过过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无数枯树林，以及西山隐隐现现的不少白峰头，和时时吹来的几阵雪样的西北风，所给与人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伟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直到了十余年后的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会得打一个寒颤而吐一口清气，如同在钓鱼台溪旁立着的一瞬间一样。 
　　北国的冬宵，更是一个特别适合于看书，写信，追思过去，与作闲谈说废话的绝妙时间。记得当时我们弟兄三人，都住在北京，每到了冬天的晚上，总不远千里地走拢来聚在一道，会谈少年时候在故乡所遇见的事事物物。小孩们上床去了，佣人们也都去睡觉了，我们弟兄三个，还会得再加一次煤再加一次煤地长谈下去。有几宵因为屋外面风紧天寒之故，到了后半夜的一二点钟的时候，便不约而同地会说出索性坐到天亮的话来。像这一种可宝贵的记忆，像这一种最深沉的情调，本来也就是一生中不能够多享受几次的昙花佳境，可是若不是在北平的冬天的夜里，那趣味也一定不会得像如此的悠长。 
　　总而言之，北平的冬季，是想尝识尝识北方异味者之惟一的机会；这一季里的好处，这一季里的琐事杂忆，若要详细地写起来，总也有一部《帝京景物略》那么大的书好做；我只记下了一点点自身的经历，就觉得过长了，下面只能再来略写一点春和夏以及秋季的感怀梦境，聊作我的对这日就沦亡的故国的哀歌。 
　　春与秋，本来是在什么地方都属可爱的时节，但在北平，却与别地方也有点儿两样。北国的春，来得较迟，所以时间也比较得短。西北风停后，积雪渐渐地消了，赶牲口的车夫身上，看不见那件光板老羊皮的大袄的时候，你就得预备着游春的服饰与金钱；因为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 
　　而北方春天的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同洪水似的新绿。北京城，本来就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屋顶的绿色的都会，一踏出九城的门户，四面的黄土坡上，更是杂树丛生的森林地了；在日光里颤抖着的嫩绿的波浪，油光光，亮晶晶，若是神经系统不十分健全的人，骤然间身入到这一个淡绿色的海洋涛浪里去一看，包管你要张不开眼，立不住脚，而昏蹶过去。 
　　北平市内外的新绿，琼岛春阴，西山挹翠诸景里的新绿，真是一幅何等奇伟的外光派的妙画！但是这画的框子，或者简直说这画的画布，现在却已经完全掌握在一只满长着黑毛的巨魔的手里了！北望中原，究竟要到哪一日才能够重见得到天日呢? 
　　从地势纬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 
　　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熏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九十四五度，这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顶多又不过十日的样子。 
　　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得温暖的时期相对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间，自夏到秋，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睡，就有点儿凉冷起来了。因此，北方的秋季也特别的觉得长，而秋天的回味，也更觉得比别处来得浓厚。前两年，因去北戴河回来，我曾在北平过过一个秋，在那时候，已经写过一篇《故都的秋》，对这北平的秋季颂赞过一道了，所以在这里不想再来重复；可是北平近郊的秋色，实在也正像一册百读不厌的奇书，使你愈翻愈会感到兴趣。 
　　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烟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它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只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Indian Summer或叫作小春天气而已。 
　　统观北平的四季，每季每节，都有它的特别的好处；冬天是室内饮食庵息的时期，秋天是郊外走马调鹰的日子，春天好看新绿，夏天饱受清凉。至于各节各季，正当移换中的一段时间哩，又是别一种情趣，是一种两不相连，而又两都相合的中间风味，如雍和宫的打鬼，净业庵的放灯，丰台的看芍药，万牲园的寻梅花之类。 
　　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 
　　选自《北平一顾》，1936年12月，宇宙风出版社      
白杨礼赞  
作者：茅　盾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的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那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选自《文艺阵地》1941年3月10日第6卷第3期      
花园底一角  
作者：许钦文 
　　许钦文（1897—1984），浙江山阴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西湖云月》，散文集《无妻之累》等。  　　 
　　荷花池和草地之间有着一株水杨，这树并不很高，也不很大，可是很清秀，一条条的枝叶，有的仰向天空，随风摆宕，笑嘻嘻的似乎很是喜欢阳光底照临；有的俯向水面，随风飘拂，和蔼可亲的似乎时刻想和池水亲吻；横在空中的也很温柔可爱，顺着风势摇动，好像是在招呼人去鉴赏，也像是在招呼一切可爱的生物。 
　　在同一池沿，距离这水杨两步多远的地方，有着一株夹竹桃；这灌木比那水杨要矮，也要小，轮生着的箭镞形的叶子，虽然没有像那水杨底的清秀，可是很厚实，举动虽也没有像那水杨底的活泼，可是庄严而不呆板。 
　　比较起来，自然，可以说是水杨是富于柔美的，夹竹桃是富于壮美的。荷花池并不广，靠池一边的草地也不长，有了这两株植物，看去已经布满了池和地底界线，这在现在，自然也可以说是水杨和夹竹桃，筑成了荷花池和草地底界线了。 
　　在草地上，看去最醒目的，除了高高地摇摇摆着的一丈红，要算紧贴在墙上的绿莹莹的叶丛中底红蔷薇了。如果视线移近点地面，就可在墙脚旁看到凤尾草，还有五爪金龙，在一丈红底近旁又有蒲公英和铺地金，还有木香；还有牵牛花，昂着头，攀附着一丈红，似乎想和这直竖着的草茎争个高下。至于紧贴在地面的，虽然看去只是细簇簇碧油油，好像是柔软的茵褥，可是如想仔细地弄清楚，不但普通中学校底博物教师要“嗳——”“嗳——”地说不出所以然，就是大学校生物系里底教授，也难免皱一皱眉头呢。 
　　在池中，一眼看去，似乎水面上只有荷叶和荷花，可是仔细再看，就可以知道还有莲房，还有开着小黄花的萍蓬草。其实，只是荷叶和荷花，也就够多变化够热闹了。荷叶有平展着圆盘浮在水面上的，有黄伞般在空中摇摆着的，有一半已经展开一半还卷着勇气勃勃地斜横着的，有刚露出水面还都紧紧地卷着富于稚气的；也有兜着水珠把阳光反映得灿烂炫目的，也有已经长得很高，却未展开叶面，勇敢无比地挺着，显得非常有希望的。荷花，已经开大的好像盛装着的美女正在微笑得出神。还只开得一点的仿佛处女因为怕羞只在暗中偷偷地笑的样子。 
　　在水面，没有荷叶或者萍蓬草浮着的地方，时时可以看到突然露出一个青蛙底头来，或者一条细小的蛇昂着头弯弯曲曲缓缓地游过。水中有水虱，又有水蚤，还有许多形态很不雅观，却很强有力而自以为是的生物，如蚂蟥泥鳅之类。 
　　可是，在这池面上，最富生气的总要算是徘徊其间的蜻蜒了，他有着圆大的眼睛，看得很仔细，而且看得很快，只须一瞥，他就了然了，虽然他底翅子很单薄，尾巴也很瘦小，但是身子并不笨重，而且原动力还强，所以毫无驾御不住的情形，很自在地游行飞舞其间，有时停在荷花底瓣上，使得荷花点一点头，有时停在萍蓬草上，使得花梗弯一弯腰。不消说，因为他，池面上增了不少生趣。他也觉得这环境委实好，池中固然丰富，池旁底草地上还有着这样多的花木。因为有着水杨和夹竹桃，虽在太阳照得很凶猛的时候，也有阴荫可以避暑，却仍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因为树底枝叶并不遮住全池面，傍晚也可以望见晚霞，夜中还可以见到星星和月亮。但使他徘徊着的主因，却是因为池旁草地上有着一只华美的蝴蝶。说是华美，还得解释清楚点，这固然不是像一般盲从时髦的小姐们底一味地花花绿绿，也并非像专尚漂亮的底只是奇形怪状，照实具体地说，就是她底色彩形态，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成分，只是因为配合得适度，所以很是悦目了。就是她底举动，也并没有什么是异乎寻常的，但是因为处处都很适当，就觉得是温和大方，使得蜻蜓看了，不由地心弦剥剥地猛跳，凝思神往，如痴欲狂了。 
　　比方地说，这蝴蝶具有的美，宛如水杨所有的柔美，蜻蜓所有的恰是夹竹桃底的壮美。 
　　几乎忘却，还有些事物不得不在这里补序一下了，就是在这美妙的景物间，还有着一只癞虾蟆常在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制丑感，不知道它是因为妒忌，还是因为它本是除了饥饱的感觉就什么也不明白了的，总之它有时忽在草地上出现，就对着飞舞得正在出神的蝴蝶说，“吃掉你，让我来吃掉你这蝴蝶罢！” 
　　有时它忽在荷花池中出现了，也就对着飞舞得兴致正浓的蜻蜓说，“吃掉你，让我来吃掉你这蜻蜓罢！” 
　　但是这并不十分使得蜻蜓为难，因为癞虾蟆讨厌虽然很讨厌，却并没有翼翅膀，只要不飞近它去，它是奈何渠们不得的。使得他为难的，却是张在水杨和夹竹桃之间的蜘蛛网。因为，已经说过，蜻蜓徘徊池中的主因，就是为着草地上底蝴蝶，就是，徘徊的目的是想和蝴蝶去接近，有着这蜘蛛网，他不能直向草地飞去了。他一见着那可爱的蝴蝶，总也就见着这可怕的网了。这网底一端附着在水杨底横着的枝子，另一端附着在夹竹桃底叶上面，还有一端附着在生在池旁的蒲公英底花托，被风吹着的时候，只是凸一凸肚子，使得所附着的枝叶颤抖一下，很是牢不可破的样子。因此，蜻蜓觉得蝴蝶虽然万分可爱，她却好像是在盛大的荆棘丛中，也像是在凶猛的虎口中的了。 
　　或者以为荷花池和草地之间并非一张蜘蛛网所能阻住，必还另有路可通行，否则癞虾蟆怎能忽在池中出现，忽又在草地上出现了呢？可是蜻蜓和癞虾蟆，形态固然不同，性情也很不一样。癞虾蟆底形体虽然比蜻蜓底大，可是它只要有着它底尖尖的头过得去的缝子，就能做扁身子钻过去了。蜻蜓不行，他飞行必得展开着四翅，而且他不愿偷偷地爬什么缝子，更其是为着爱者，他以为示爱的行为必须光明正大，勇敢热烈，决不能是鬼鬼祟祟的。 
　　他也明白，他底翅子是受不起蜘蛛网底打击的，但他觉得他底爱火为着他底爱者蝴蝶姑娘猛烈地燃烧，有着强大的热力，以为无须顾忌什么障碍，尽可勇往直前。他又以为如果冲不破这道蜘蛛网，也就是没有资格去爱那可爱的蝴蝶姑娘的了。 
　　这时太阳已只留下余光，池水反映着五彩的晚霞，显很得是沉静，紧贴在墙上的绿莹莹的蔷薇底枝叶，已有点暗沉沉辨不明叶子底轮廓了。蝴蝶姑娘绕着攀附在一丈红的牵牛花缓缓地飞舞，很是安闲很从容地在那里欣赏晚景，蜻蜓知道她不久就要归她底窠去，天一黑就将看不见她，以为如不趁着这时向她有所表示，难免交臂失之了。于是他就下了决心，赶紧向着草地底反对方向飞去，一直飞到边上，他才旋转身来，用着全力鼓动翅子，直向蝴蝶姑娘底一边飞去。可是到了水杨和夹竹桃筑成的界线上，嗤的一声，他底头和两只前翅已被蜘蛛网黏住。他并不惊慌，也毫没有退却的心思，只是一心想用他底最后的力来冲破这网，终于达到亲近蝴蝶姑娘的目的；于是尽力挣扎，可是结果只是脚和两只后翅也被蜘蛛网紧紧地黏住了。虽然这网已有一大部分被他冲破了，但他依然不能脱身，他底身上已经缠满了网丝，而且已经疲倦得乏了力，而且癞虾蟆也已一摇一摆地爬到了他底身下，掀着长舌头高兴地说：“吃掉你，让我来吃掉这蜻蜓罢！” 
　　他想呼救，但他觉得呼救也是无益的，只是表示了弱态罢了。他仍然镇定着静默。 
　　忽然空中吹过一阵微风，所有的一丈红和攀附着的牵牛花都跟着点了点头；荷花，荷叶和莲房也都摇摆了一下，水杨和夹竹桃底枝叶也都跟着飘动，只是水杨摆宕得厉害点，夹竹桃摆宕得轻微点，蒲公英等小草也都弯了弯腰，似乎都在代替蜻蜓叹惜。蜻蜓自己也因为受了蜘蛛网被风激动的影响，不禁打了个寒颤，也就感到一阵凄凉。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苦痛的，他却以为这是甜蜜的，因为他觉得蝴蝶姑娘就将为他表同情，就将向他飞来，用着她底温柔的手解除缠着他的网丝了。他又以为就是终于摆不脱这网丝，终于只得在这缠绕的网丝中死去，临终有着她底温柔的手抚摩，这已够幸福，足以安慰，也是足以自傲的了。 
　　1928年6月      
吹牛的妙用  
作者：庐隐 
　　庐隐(1898—1934)，福建闽侯人。现代女作家。著有散文小说集《灵海潮汐》等，另有《庐隐选集》印行。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呱呱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做，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轻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一类东西一样，像李太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地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姊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帖帖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宴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手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转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遗事，比如说胡适最喜欢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的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并且还是个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你如遇见商贾，政僚，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10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八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作的好，王家少奶奶说我的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有《朱自清全集》行世。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敝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西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湾 ，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准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藉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热闹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像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了；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烁烁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伏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静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此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湾，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又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 ，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得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1923年10月11日作完，于温州     
背　　影  
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澹，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棚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选自《背影》，1928年10月，亚东图书局     
蝉与纺织娘  
作者：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作家、学者、翻译家。有散文集《海燕》，短篇小说集《桂公塘》，学术论著《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译作《飞鸟集》（泰戈尔）等。   　　 
　　你如果有福气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来打扰我，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以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那鸣虫的作响，真不是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的重幔中透漏出的弦管声，你曾听见过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叫声想像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的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声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你如果是一个孤客，独宿于荒郊逆旅，一盏荧荧的油灯，对着一张板床，一张木桌，一二张硬板凳，再一听见四壁唧唧知知的虫声间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稳稳的安睡了，什么愁情，乡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会一串串的从根儿勾引起来，在你心上翻来覆去，如白老鼠在戏笼中走轮盘一般，一上去便不用想下来憩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客人，你有家庭，你有很好的太太，你并没有什么闲愁胡想，那末，在你太太已睡之后，你想在书房中静静的写些东西时，这唧唧的秋虫之声却也会无端的窜入你的心里，翻掘起你向不曾有过的一种凄感呢。如果那一夜是一个月夜，天井里统是银白色，枯秃的树影，一根一条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触将更深了。那也许就是所谓悲秋。 
　　秋虫之声，大都在蝉之夏曲已告终之后出现，那正与气候之寒暖相应。但我却有一次奇异的经验；在无数的纺织娘之鸣声已来了之后，却又听得满耳的蝉声。我想我们的读者中有这种经验的人是必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听见的只有蝉声，鸟声还比不上。那时天气是很热，即在山上，也觉得并不凉爽。正午的时候，躺在廊前的藤榻上，要求一点的凉风，却见满山的竹树梢头，一动也不动，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静静的站着，如老僧入了定似的。风扇之类既得不到，只好不断的用手巾来拭汗，不断的在摇挥那纸扇了。在这时候，往往有几缕的蝉声在槛外鸣奏着。闭了目，静静的听了它们在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仿佛是一大阵绝清幽的乐队在那里奏着绝清幽的曲子，炎热似乎也减少了，然后，的的睡去了，什么都不觉得。良久，良久，清梦醒来时，却又是满耳的蝉声。山中的蝉真多!绝早的清晨，老妈子们和小孩子们常去抱着竹竿乱摇一阵，而一只二只的蝉便要跟随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个早晨，在我们滴翠轩的左近，至少是百只以上之蝉是这样的被捉。但蝉声并不减少。 
　　常常的，一只蝉两只蝉，叽的一声，飞入房内，如平时我们所见的青油虫及灯蛾之飞入一样。这也是必定被人所捉的。有一天，见有什么东西在槛外倒水的铅斗中咯笃咯笃的作响，俯身到槛外一看，却又是一只蝉，这当然又是一个俘虏了。还有好几次，在山脊上走时，忽见矮林丛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拨开林丛一看，却也是一只蝉。它是被竹枝竹叶挡阻住了不能飞去。我把它拾在手中。同行的心南先生说，“这有什么稀奇，放走了它吧。要多少还怕没有!”我便顺手把它向风中一送，它悠悠扬扬的飞去很远很远，渐渐的不见了。我想不到这只蝉就是刚才在地上拾了来的那一只! 
　　初到时，颇想把它们捉几个寄上海去送送人。有一次，便托了老妈子去捉。她在第二天一早，果然捉了五六只来放在一个大香烟纸盒中，不料给依真一见，她却吵着，带强迫的要去。我又托那个老妈子去捉。第二天，又捉了四五只来，依真的纸盒中却只剩下两只活的，其余的都死了。到了晚上，我的几只，也死了一半。因此，寄到上海的计划遂根本的打消了。从此以后，便也不再托人去捉，自己偶然捉来的，也都随手的放去了。那样不经久的东西，留下了它干什么用!不过孩子们却还热心的去捉。依真每天要捉至少三只以上用细绳子缚在铁杆上。有一次，曾有一只蝉居然带了红绳子逃去了；很长的一根红绳子，拖在它后面，在风中飘荡着，很有趣味。 
　　半个月过去了；有的时候，似乎蝉声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来。虽然是叽——叽——的不息的鸣着，却并不觉喧扰；所以大家都不讨厌它们。我却特别的爱听它们的歌唱，那样的高旷清远的调子，在什么音乐会中可以听得到!我以我每以蝉声将绝为虑，时时的干涉孩子们的捕捉。 
　　到了一夜，狂风大作，雨点如从水龙头上喷出似的，向槛内廊上倾倒。第二天还不放晴。再过一天，晴了，天气却很凉，蝉声乃不再听见了!全山上在鸣唱着的却换了一种咭嗄——咭嘎——的急促而凄楚的调子，那是纺织娘。 
　　“秋天到了，”我这样的说着，颇动了归心。 
　　再一天，纺织娘还是咭嘎咭嘎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当太阳晒得满山时，蝉声却又听见了!且很不少。我初听不信；叽——叽——叽格——叽格——那确是蝉声!纺织娘之声却又潜踪了。 
　　蝉回来了，跟它回来的是炎夏。从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复入箱中。下山之计遂又打消了。 
　　谁曾于听了纺织娘歌声之后再听见蝉的夏曲呢?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11月8日夜补记      
吃　瓜　子  
作者：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源氏物语》（紫式部）、《猎人笔记》（屠格涅夫）等。  　　 
　　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这里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这两根毛竹仿佛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或者一对取食的触手。用时好像变戏法者的一种演技，熟能生巧，巧极通神。不必说西洋了，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可惊叹。至于精通吹煤头的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我小时候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吹；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嘴，他会用鼻孔吹，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于此可以窥见。所可惜者，自从卷烟和火柴输入中国而盛行之后，水烟这种“国烟”，竟被冷落，吹煤头纸这种“国技”也很不发达了。生长在都会里的小孩子，有的竟不会吹，或者连煤头纸这东西也不曾见过。在努力保存国粹的人看来，这也是一种可虑的现象。近来国内有不少人努力于国粹保存。国医、国药、国术、国乐，都有人在那里提倡。也许水烟和煤头纸这种国粹，将来也有人起来提倡，使之复兴。 
　　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要算吃瓜子。近来瓜子大王的畅销，便是其老大的证据。据关心此事的人说，瓜子大王一类的装纸袋的瓜子，最近市上流行的有许多牌子。最初是某大药房“用科学方法”创制的，后来有什么“好吃来公司”、“顶好吃公司”……等种种出品陆续产出。到现在差不多无论哪个穷乡僻处的糖食摊上，都有纸袋装的瓜子陈列而倾销着了。现代中国人的精通吃瓜子术，由此盖可想见。我对于此道，一向非常短拙，说出来有伤于中国人的体面，但对自家人不妨谈谈，我从来不曾自动地找求或买瓜子来吃。但到人家做客，受人劝诱时；或者在酒席上、杭州的茶楼上，看见桌上现成放着瓜子盆时，也便拿起来咬，我必须注意选择，选那较大、较厚、而形状平整的瓜子，放进口里，用臼齿“格”地一咬；再吐出来，用手指去剥。幸而咬得恰好，两瓣瓜子壳各向两旁扩张而破裂，瓜仁没有咬碎，剥起来就较为省力。若用力不得其法，两瓣瓜子壳和瓜仁叠在一起而折断了，吐出来的时候我就担忧。那瓜子已纵断为两半，两半瓣的瓜仁紧紧地装塞在两半瓣的瓜子壳中，好像日本版的洋装书，套在很紧的厚纸函中，不容易取它出来。这种洋装书的取出法，现在都已从日本人那里学得，不要把指头塞进厚纸函中去力挖，只要使函口向下，两手扶着函，上下振动数次，洋装书自会脱壳而出。然而半瓣瓜子的形状太小了，不能应用这个方法，我只得用指爪细细地剥取。有时因为练习弹琴，两手的指爪都剪平，和尚头一般的手指对它简直毫无办法。我只得乘人不见把它抛弃了。在痛感困难的时候，我本拟不再吃瓜子了。但抛弃了之后，觉得口中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会引逗我再吃。我便不由地伸起手来，另选一粒，再送交臼齿去咬。不幸而这瓜子太燥，我的用力又太猛，“格”地一响，玉石不分，咬成了无数的碎块，事体就更糟了。我只得把粘着唾液的碎块尽行吐出在手心里，用心挑选，剔去壳的碎块，然后用舌尖舐食瓜仁的碎块。然而这挑选颇不容易，因为壳的碎块的一面也是白色的，与瓜仁无异，我误认为全是瓜仁而舐进口中云嚼，其味虽非嚼蜡，却等于嚼砂。壳的碎片紧紧地嵌进牙齿缝里，找不到牙签就无法取出。碰到这种钉子的时候，我就下个决心，从此戒绝瓜子。戒绝之法，大抵是喝一口茶来漱一漱口，点起一支香烟，或者把瓜子盆推开些，把身体换个方向坐了，以示不再对它发生关系。然而过了几分钟，与别人谈了几句话，不知不觉之间，会跟了别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来咬。等到自己觉察破戒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咬过好几粒了。这样，吃了非戒不可，戒了非吃不可；吃而复戒，戒而复吃，我为它受尽苦痛。这使我现在想起了瓜子觉得害怕。 
　　但我看别人，精通此技的很多。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常见闲散的少爷们，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一只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从容自由，真是“交关写意!”他们不须拣选瓜子，也不须用手指去剥。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在那里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灵敏的机器，不绝地塞进瓜子去，不绝地“格”，“呸”，“格”，“呸”，……全不费力，可以永无罢休。女人们、小姐们的咬瓜子，态度尤加来得美妙；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由此看来，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而尤其是中国小姐、太太们的拿手戏。 
　　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过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们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我的技术，在国内不如小孩子们远甚，只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记得从前我在赴横滨的轮船中，与一个日本人同舱。偶检行箧，发见亲友所赠的一罐瓜子。旅途寂寥，我就打开来和日本人共吃。这是他平生没有吃过的东西，他觉得非常珍奇。在这时候，我便老实不客气地装出内行的模样，把吃法教导他，并且示范地吃给他看。托祖国的福，这示范没有失败。但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的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格”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umai，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来。我看他那阔大的嘴里放进一些瓜仁的碎屑，犹如沧海中投以一粟，亏他辨出umai的滋味来。但我的笑不仅为这点滑稽，本由于骄矜自夸的心理。我想，这毕竟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像我这样对于此道最拙劣的人，也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何况国内无数精通此道的少爷、小姐们呢?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消闲”法。要“消磨岁月”，除了抽鸦片以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为了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我们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易于吃厌。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厌。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有一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告诉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话：说他已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戏馆里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的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便随手向包里掏取几粒，一面咬着，一面看戏。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数次，发见邻席的不相识的观剧者也来掏取，方才想起了这包瓜子的所有权。低声问他的朋友：“这包瓜子是你买来的么?”那朋友说“不”，他才知道刚才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便向邻座的人道歉。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请客了。由此可知瓜子这样东西，对中国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瓜子就吃。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因为这东西分量微小，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也不过多排泄一粒屎尖头。为消闲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这与赈饥的粮食目的完全相反。赈饥的粮食求其吃得饱，消闲的粮食求其吃不饱。最好只尝滋味而不吞物质。最好越吃越饿，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嚼，醉饱之后，咬一下瓜子可以再来开筵大嚼。一直把时间消磨下去。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剥，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生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加害怕了。      
我的母亲  
作者：老舍 
　　老舍（1899—1966），北京人，作家。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有《老舍全集》行世。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家  
作者：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安徽太平人，女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绿天》、《青鸟集》，学术论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有《苏雪林文集》行世。  　　 
　　家的观念也许是从人类天性带来的。你看鸟有巢，兽有穴，蜜蜂有窠，蚂蚁有地底的城堡。而水狸还会作木匠，作泥水匠，作捍堤起坝的功夫，经营它的住所哩。小儿在外边玩了小半天，便嚷着要家去。从前在外面做大官的，上了年纪，便要告老回家，那怕外面有巴黎的繁华，纽约的富丽，也牵绊他不住，这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楚霸王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道士以他企图达到的境界为仙乡，为白云乡。西洋宗教家也叫天国为天乡。家乡二字本有连带的意义，乡土不就是家的观念的扩大吗。 
　　我曾在另一节文章里说过：鸟儿到了春天便有筑巢的行动，人到中年也便有建立家庭的行动。这话说明了一种实在情况。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巢居的鸟类，平常的日子只在树枝上栖身，或者随便在那里混过一夜。到了快孵卵了，才着忙于筑巢，燕子便是一个例。人结婚之后，有了儿女，家的观念才开始明朗化起来，坚强化起来。少年时便顾虑这问题，呸，准是个没出息的种子! 
　　我想起过去的自己了。——当文章写到转不过弯时，或话说到没有得说时，便请出自己来解围，这是从吴经熊博士学来的方法。一半是天性，一半是少时多读了几种中世纪式的传奇，便养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美是我的生命，优美，壮美，崇高美，无一不爱。寻常在诗歌里，小说里，银幕里，发见了哀感顽艳，激昂慷慨的故事时，我决不吝惜我的眼泪。有时候，自觉周身血液运行加速，呼吸加急，神经纤维一根根紧张得像要绷断。好像面对着什么奇迹，一种人格的变换，情感的升腾，使我忘失了自己，又神化了自己。我的生命像整个融化在故事英雄生命里，本来渺小的变伟大了，本来龌龊的变崇高了。无形的鞭策，鼓舞我要求向上，想给自己造成一个美的人格，虽然我的力量是那么薄弱。 
　　那时候我永远没想到家是什么，一个人要家有什么用。因为自己是学教育出身的，曾想将自己造成一个教育家，并非想领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私人乐趣，其实是想为国储才。初级师范卒业后，当了一年多小学教师，盲目的热心，不知摧残了几个儿童嫩弱的脑筋。过度的勤劳，又在自己身体里留下不少病痛的种子。现在回想，真是一场可爱而又可笑的梦。在某些日子里，我又曾发了一阵疯，想离开家庭，独自跑东三省垦荒去，赚了钱好救济千万穷苦的同胞。不管自己学过农业没有，也不管自己是否具有开创事业的魄力与干才，每日黄昏望着故乡西山尖的夕阳默默出神，盘算怎样进行的计划。那热烈的心情，痛苦的滋味，现在回想，啊，又是一场可爱而可笑的梦。 
　　于今这一类的梦想，好像盈盈含笑的朝颜花，被现实的阳光一灼，便立刻萎成一绞儿枯焦的淡蓝了。教育家不是我的份，实业家不是我的份，命定只配做个弄弄笔头的文人，于今连笔也想放下，只想有一个足称为自己主有物的住所，每天早起给我一盏清茶，几片涂着牛油的面包，晚上有个温暖的被窝，容我伸直身子睡觉，便其乐融融，南面王不易也。 
　　家，我并不是没有。安徽太平县乡下有一座老屋，四周风景，分得相离不远的黄山的雄奇秀丽，隐居最为相宜。但自从我的姓氏上冠上了另一个字以后，它便没有了我的份。南昌也有一座几房同居的老屋，我不打算去住。苏州有一座小屋倒算得是我们自己的，但建筑设计出于一个笨拙工程师之手。本来是学造船出身的，却偏要自作聪明来造屋，屋子造成了一只轮船，住在里面有说不出的不舒服，所以我又不大欢喜。于今这三座屋子，有两座是落在沦陷区里，消息阻隔，也不知变成怎样了。就说幸而瓦全，恐怕已经喂了白蚁。这些白蚁是最好拣那无主的屋子来蛀。先蛀窗棂门扇，再蛀顶上的瓦，墙壁的砖，再蛀承尘和地板。等你回来，屋子只剩下一个空壳，甚至全部都蛀完，只留给你一堆垃圾。所以我们的家的命运，早巳成了未知数，将来战事结束，重回故乡，想必非另起炉灶不可了。 
　　记得少壮时性格善于变动，不喜住在固定的地方。当游览名山胜水，发见一段绝佳风景时，我定要叫着说：喔，我们若能在这里造座屋子住多好!于是赓即上述的笨拙工程师，就冷冷地讪嘲我：“我看你不必住房子，顶好学蒙古人住一种什么毡庐或牛皮帐。他们逐水草而迁徙，你呢，就逐好风景而迁徙。”对呀，屋子能搬动是很合理的思想，未来世界的屋子一定都是像人般长了脚能走的。忘记那位古人有这么一句好诗，也许是吾家髯公吧，“湖山好处便为家”，其中意境多可爱。行脚僧烟蓑雨笠，到处栖迟，我常说他们生活富有诗意，就是为了这个。 
　　由髯公联想到他的老表程垓，他的《书舟词》，有使我欣赏不已的《满江红》一首云：  　　 
　　葺屋为舟，身便是烟波钓客。况人间原似浮家泛宅，秋晚雨声蓬背稳，夜深月影窗棂白。满船诗酒满船书，随意索。也不怕云涛隔，也不怕风帆侧，但独醒还睡，自歌还歇。卧后纵教鳅鳝舞，醉来一任乾坤窄。恐有时撑向大江头，占风色。  　　 
　　这词中的舟并非真舟，不过想像他所居之屋为舟，以遣烟波之兴而已。我有时也想假如有造屋的钱，不如拿来造一只船，三江五湖，随意遨游，岂不称了我“湖山好处便为家”的心愿。不过船太小了，像张志和的舴艋，于我也不大方便，我的生活虽不十分复杂，也非一竿一蓑似的简单，而且我那几本书先就没处安顿。太大了，惹人注目，先就没胆量开到太湖。我们不能擘破三万六千顷青琉璃，周览七十二峰之胜，就失却船的意义了。 
　　以水为家的计划既行不通，我们还是在陆地上打主意吧。 
　　像我们这类知识分子，每日都需要新的精神食粮，至少一份当天报纸非入目不可。所以家的所在地点离开文化中心不可太远，但又不必定在城市之中，若能半城半郊，以城市而兼山林之乐，那就最好没有了。为配合那时经济情形起见，屋子建筑工料，愈省愈好，墙壁不用砖而用土，屋顶用茅草也可以。但在地板上不可不多花几文，因为它既防潮湿又可保持室中温度，对卫生关系极为重大。地板离地高须二尺，装置要坚固，不平或动摇，最为讨厌。一个人整天在杌不安的环境里度日，精神最感痛苦不是?屋子尽可以不油漆，而地板必天天洗刷。我们全部生命几乎都消耗于书斋之中，所以这间屋是必须加意经营的。朝南要有一面镶玻璃大窗，冬受暖日，夏天打开，又可以招纳凉风。东壁开一二小窗。西北两壁的地位则留给书架。后面一间套房，作为我的寝室，只须容得下一榻二橱之地。套房和书斋的隔断处，要用活动的雕花门扇，糊以白纸，或浅蓝鹅黄色的纸。雕花是中国建筑的精华，图样多而美观，我们故乡平民家的窗棂门户，多有用之者，工价并不贵。它有种种好处：光线柔和可爱，空气流通，一间房里有了炭火，另一间房可以分得暖气。这种艺术我以为应予以恢复。造房子少不了一段游廊，风雨时可以给你少许回旋之地，夏夜陈列藤椅竹榻，可与朋友煮茗清淡；或与家人谈狐说鬼，讲讲井市琐闻，或有趣味的小故事，豆棚瓜架的味儿，是最值得人怀恋的。 
　　屋旁要有二亩空旷之地，一半莳花，一半种菜，养几只鸡生蛋，一只可爱的小猫，晚上赶老鼠，白昼给我做伴。书，从前梦想的是万卷琳琅，抗战以后，物力维艰，合用的书有一二千卷也够了。要参考时不妨多跑几趟图书馆，所以图书馆距离要近，顶好就在隔壁。外文书也要一些。去旧书铺访求，当然比买新的便宜，又可替国家节省外汇，岂非一举两得。图书馆或旧书铺弄不到的书，可以向藏书最多的朋友去借。我别的品行不敢自信，借书信用之好，在朋友间是一向闻名的，想朋友们决不至于拿“借书一”的话来推托吧。书有了，于是花前灯下，一卷陶然，或于纸窗竹榻之间，抒纸伸笔，写我心里一些想说的话。写完之后，抛向字篓可以，送给报纸杂志发表也可以。有时用真姓名与读者相见，有时捏造个笔名用也可以。再重复一句，我写的文字无论如何不好，总是我真正心里想说的话。我决不为追逐时代潮流迎合世人的口味而歪曲了我创作的良心。我有我的主见，我有我的骄傲。 
　　只有做皇帝的人才能说富有四海，臣属万民的话。但我们若肯用点脑筋，将自然给予我们的恩惠，仔细想想，每个人都有这一项资格的。飞走之物的家，建筑时只有两口儿的劳力，所以大都因简就陋。据说喜鹊的窝做得最精巧，所以常惹斑鸠眼红，但你若将鹊巢研究一下，咳，可怜，大门是向天开的，育儿时遇见风雨，母鸟只好拱起背脊硬抵，请问人类的母亲受得这苦不?就说那硬尾巴，毛光如漆的小建筑师吧。它能采木，能运石，可算最伶俐了，但我敢同你打赌，请你进它屋子去住，你一定不肯。人呢，就不然了。譬如我现在客中所住的一间书斋，虽说不上精致，但建筑时先有人制图，而后有木匠泥水匠来构造。木材是从雅安一带森林砍下，该锯成板的锯成板，该削成条子的削成条子，扎成木排，顺青衣江而下淌，达到嘉定城外，一堆堆，一堆堆积着。要用时，由江边一些专靠运木为生的贫民扛来，再由木匠搭配来用。木匠的斧子，锯子，刨子，钉子，原料是由本城附近某矿山出产的，又用某矿山的煤来锻炼的，开矿的，挖煤的，运铁煤的，烧炉的，打铁的，你计算计算看，该有多少人?全房的油漆，壁上糊的纸，窗上的玻璃和帘，制造和贩卖的，又该有多少人?我桌上有一架德国制造的小闹钟，一管美国制造的派克自来水笔，一瓶喀莱尔墨水，几本巴黎某书店出版的小说，一把俄国来的裁纸刀。在抗战前，除那管笔花了我二十元代价买之外，其余都不值什么。但你也别看轻这几件小东西，它们渡过鲸波万重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穿过数千里雪地冰天的西比利亚，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轮船，火车，木船，薄笨车；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方能聚首于我的书斋，变成与我朝夕盘桓的雅侣。 
　　飞走之物无冬无夏，只是一身羽毛。孔雀锦鸡文采最绚斓，但这一套美丽衣服若穿烦腻了，想同白鹭或乌鸦换一身素雅的穿，换换口味，竟不可能。我们则夏纱，秋夹，冬棉皮，还有羊毛织的外套。要什么样式就什么样式，要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谈及吃的，则虎豹之类吃了肉便不能吃草，牛马之类吃了草又不能吃肉。蚊子除叮人无别法生活，被人一巴掌拍杀，也决无埋怨。苍蝇口福比较好，什么吃的东西都要爬爬嘬嘬。但苍蝇也最受人憎恶，人类就曾想出许多法子消灭它。人则对于动植物，甚至矿物都吃，而有钱人则天天可以吃荤，有些好奇的有钱人则从人参，白木耳，猩猩的唇，黑熊的掌，骆驼的峰，麋鹿的尾，猴子的脑，燕儿的窝，吃到兼隶动植二界的冬虫夏草。人是从平地上的吃到山中的，水底的；从甜的吃到苦的，香的吃到臭的。猥琐如虫豸总可饶了吧，也不饶，许多虫类被人指定了当做食料，连毒蛇都弄下了锅作为美味。这才真的是“玉食万方”哩。 
　　可见上帝虽将亚当夏娃赶出地上乐园，待遇他们的子孙，其实不坏。我们还要动不动怨天咒地，其实不该，譬如做父母的辛辛苦苦，养育儿女，什么东西都弄来给他享受，还嫌好道歹，岂不教父母寒心，回头他老人家真恼了你可要当心才好。——有人说人不但是上帝的爱子，同时是万物的灵长，自然界的主人，我想无论是谁，对于这话是不能否认的。 
　　你虽则是丝毫没有做统治者的思想，但是在家里，你的统治意识却非常明显。这小小区域便是你的封邑，你的国家。你可以自由支配，自由管理。你有你的百官，你有你的人民，你有你的府库。你添造一间屋，好似建立一个藩邦，开辟一畦草莱，好似展拓几千里的疆土；筑一道墙，又算增加一重城堡；种一棵将来足为荫庇的树，等于造就无数人才；栽一株色香俱美的花，等于提倡文学艺术。家里几桌床榻的位置，日久不变，每易使人厌倦，你可以同你的谋臣——你的先生或太太——商议，重新布置一番。布置妥帖之后，在室中负手徐行，踌躇满志，也有政治上除旧布新的快感。或把笔床茗的地位略为移动，瓦瓶里插上一支鲜花，墙壁间新挂一幅小画，等于改革行政，调动人员。也可以叫人耳目一新，精神焕发。怪不得古人有“山中南面”之说，人在家里原就不啻九五之尊啊。 
　　够了，再说下去，人家一定要疑心我得了什么帝王迷，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其实因为有一天和朋友喜兰子女士谈起家的问题，他说英国有一句俗语：“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The English home is his Castle)具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尊严性。觉得很有意思，就惹起我上面那一大堆废话罢了。 
　　实际上，家的好处还是生活的自由和随便。你在社会上与人周旋，必须衣冠整齐，举止彬彬有礼，否则人家就要笑你是名士派。在家你口衔烟卷，悠然躺在廊下；或着一双拖鞋，手拿一柄大芭蕉扇，园中来去，或短衣赤脚，披襟当风，都随你的高兴。听说西洋男人在家庭里想抽支烟也要得到太太的许可，上餐桌又须换衣服，打领结，否则太太就要批评他缺少礼貌，甚或有提出离婚的可能。啊，这种丈夫未免太难做吧。幸而我不是西洋的男人，否则受太太这样干涉，我宁可独身一世。 
　　没有家的人租别人房子住，时常会受房东的气。房租说加多少就多少，你没法抗议。他一下逐客之令，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形之下，你也不得不拖儿带女一窝儿搬开。若和房东同住，共客厅，共厨房，共大门进出，你不是在住家，竟是住旅馆，住旅馆，不过几天，住家却要论年论月，这种喧闹杂乱的痛苦，最忍耐的心灵也要失去他的伸缩性。虽说人生如逆旅，但在短短数十年生命里，不能有一日的自由，做人也未免太可怜，太不值得了。 
　　人到中年，体气渐衰，食量渐减，只要力之所及，不免要讲究一点口腹之奉。对于食谱，烹饪单一类的书，比少年时代的爱情小说还会惹起注意。我有旨蓄，可以御冬，腌菜，酸齑，腐乳，芝麻酱，果子酱，无论那个穷措大的家庭，也要准备一些。于是大罐小罐也成为构成家庭乐趣成份，对之自然发生亲切之感，这类坛罐之属，旅馆是没地方让你安置的，不是固定的家也无意于购备，于是家就在垒垒坛罐之中，显出它的意味。人把感情注到坛罐上去，其庸俗宁复可耐，但“治生那免俗”，老杜不早替我们解嘲了吗。 
　　但一个人没有家的时候就想家，有了家的时候，又感到家的累赘。我们现在不妨谈家的历史。原始时代家庭设备很简单，半开化时代又嫌其太复杂。孟子虽曾提倡分工合作之说，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几乎件件取诸室中。一个家庭就等于一个社会。乡间富人家里有了牛棚，豕牢，鸡埘，鹅棚不算，米豆黍麦的库仓不算，还有磨房，舂间，酒浆坊，纺车，织布机，染坊，只要有田有地有人，关起门来度日，一世不愁饿肚子，也不愁没衣穿。现在摩登化的小家庭，虽然除了这些琐碎节目，但一日三餐也够叫人麻烦。人类进化已有几千年，吃饭也有了几千年，而这一套刻板文章总不想改动一下，不知是何缘故。假如有人将全地球所有家庭主妇每日所费于吃饭问题的时间，心思，劳力，做一个统计，定叫你吃一大惊。每天清早从床上滚下地，便到厨房引燃炉火，烧洗脸水，煮牛乳，烤面包，或者煮粥，将早餐送下全家肚皮之后，提篮上街买菜。买了菜回家差不多十点钟了，赶紧削萝卜，剥大蒜，切肉，洗菜，淘米煮饭，一面注意听饭甑里蒸气的升腾，以便釜底抽薪，一面望着锅里热油的滚沸，以便倒下菜去炒。晚餐演奏的还是这样一套序目。烹饪之余，更须收拾房子，洗浆衣服，缝纫，补缀，编织毛织物。夜静更深，还要强撑倦眼在昏灯下计录一天用度的账目。有了孩子，则女人的生活更加上二三倍的忙碌，这里我不必详细描写，反正有孩子的主妇听了就会点头会意的。有钱人家的主妇，虽不必井臼躬操，而家庭大，人口多，支配每天生活也够淘神。你说放马虎些，则家中盐米，不食自尽，不但经济发生问题，丈夫也要常发内助无人之叹，假如男人因此生了外心，那可不是玩的。我以为生活本应该夫妇合力维持的，可是男人每每很巧妙的逃避了，只留下女人去抵挡。虽说男人赚钱养家，不容易，也很辛苦，但他究竟不肯和生活直接争斗，他总在第二线。只有女人才是生活勇敢的战士，她们是日日不断面对面同生活搏斗的。每晨一条围裙向腰身一束，就是环好甲胄，踏上战场的开始。不要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微末不足道，它就碎割了我们女人全部生命，吞蚀尽了我们女人的青春，美貌和快乐。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易于衰老，其缘故在此。女人为什么比男人琐碎，凡俗；比男人显得爱较量；比男人显得更实际主义，其原故亦在此。 
　　未来世界家庭生活的需要，应该都叫社会分担了去。如衣服有洗衣所，儿童有托儿所和学校，吃饭有公共食堂，不喜欢到公共食堂的，每顿肴膳可以由饭馆送来。那时公共食堂和饭馆的饮食品，用科学方法烹制，省人工，价廉物美。具有家庭烹饪的长处，而滋养份搭配得更平均，更合乎卫生原则。自己在家里弄点私菜，只要你高兴，也并非不允许的事。将来的家庭眷属，必紧缩得仅剩两三口。家庭的设备只有床榻几椅及少许应用物件而已。不愿意住个别的家便住公共的家。每人有一二间房子，可以照自己的趣味装璜点缀。各人自律甚严，永不侵犯同居者的自由。好朋友可以天天见面，心气不相投合的，虽同居一院，也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则男人女人都可以省出时间精力，从事读书，工作，娱乐，及有益自己身心和有益社会文化的事。 
　　理想世界一天不能实现，当然我们每人一天少不了一个家。但是我们莫忘记现在中国处的是什么时代?整个国土笼罩在火光里，浸渍在血海里，整个民族在□□刀锋枪刺之下苟延残喘。我们有生之年莫想再过从前的太平岁月了。我们应当将小己的家的观念束之高阁，而同心合意地来抢救同胞大众的家要紧。这时代我们正用得着霍去病将军的那句壮语：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选自《东方杂志》第38卷第2号，1941年1月16日出版      
中　　年  
作者：苏雪林 
　　如其说人的一生，果然像年之四季，那么除了婴儿期的头，斩去了死亡期的尾，人生应该分为四个阶级，即青年、壮年、中年、老年是也。自成童至二十五岁为青春期，由此至三十五岁为壮年期，由此至四十五岁为中年期，以后为老年期。但照中国一般习惯，往往将壮年期并入中年，而四十以后，便算入了老年，于是西洋人以四十为生命之开始，中国人则以四十为衰老之开始。请一位中国中年，谈谈他身心两方面的经验，也许会涉及老年的范围，这是我们这未老先衰民族的宿命，言之是颇为可悲的。若其身体强健，可以活到八九十或百岁的话，则上述四期，可以各延长五年十年，反之则缩短几年。总之这四个阶级的短长，随人体质和心灵的情况分之，不必过于呆板。 
　　中年和青年差别的地方，在形体方面也可以显明地看出。初入中年时，因体内脂肪积蓄过多，而变成肥胖，这就是普通之所谓“发福”。男子“发福”之后，身材更觉魁伟，配上一张红褐色的脸，两撇八字小胡，倒也相当的威严。在女人，那就成了一个恐慌问题。如名之为“发福”，不如名之为“发祸”。过丰的肌肉，蚕食她原来的娇美，使她变成一个粗蠢臃肿的“硕人”。许多爱美的妇女，为想瘦，往往厉行减食绝食，或操劳，但长期饥饿辛苦以后，一复食和一休息，反而更肥胖起来。我就看见很多的中年女友，为了胖之一字，烦恼哭泣，认为那是莫可禳解的灾殃。不过平心而论，这可恶的胖，虽然夺去了你那婀娜的腰身，秀媚的脸庞和莹滑的玉臂，也偿还你一部分青春之美。等到你肌肉退潮，脸起皱纹时，你想胖还不可得呢。 
　　四十以后，血气渐衰，腰酸背痛，各种病痛乘机而起，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星白发，也就是衰老的预告。古人最先发现自己头上白发，便不免要再三嗟叹，形之吟咏，谁说这不是发于自然的情感。眼睛逐渐昏花，牙齿也开始动摇，肠胃则有如淤塞的河道，愈来愈窄。食欲不旺，食量自然减少、少年凡是可吃的东西，都吃得很有味，中年则必须比较精美的方能入口。而少年据案时那种狼吞虎咽的豪情壮概，则完全消失了。 
　　对气候的抗拒力极差。冬天怕冷，夏天又怕热。以我个人而论，就在乐山这样不大寒冷的冬天，棉小袄上再加皮袍，出门时更要压上一件厚大衣。晚间两层棉被，而汤婆子还是少不得。夏天热到八九十度，便觉胸口闭窒，喘不过气来。略为大意，就有触暑发痧之患。假如自己原有点不舒服，再受这蒸郁气候压迫时，便有徘徊于死亡边沿的感觉。古人曰夏为“死季”，大约是专为我们这种孱弱的中年人或老年人而说的吧。 
　　再看那些青年人，大雪天竟有仅穿一件夹袍或一件薄棉袍而挺过的。夏季赤日西窗，挥汗如雨，一样可以伏案用功。比赛过一场激烈的篮球或足球后，浑身热汗如浆，又可以立刻跳入冷水池游泳。使我们处这场合，非疯瘫则必罹重感冒了。所以青年在我们眼里不但怀有辟尘珠而已，他们还有辟寒辟暑珠呢。啊，青年真是活神仙! 
　　记得从前有位长辈，见我常以体弱为忧，便安慰我说，青年人身体里各种组织都很脆弱而且空虚，到了中年，骨髓长满，脏腑的营养功能也完成了，体气自然充强。这话你们或者要认为缺少生理学的根据，而我却是经验之谈，你将来是可以体会到的。听了这番话后，我对于将来的健康，果然抱了一种希望。忽忽二十余年，这话竟无兑现之期，才明白那长辈的经验只是他个人的经验而已。不过青年体质虽健旺而神经则似乎比较脆弱。所以青年有许多属于神经方面的疾病。我少年时，下午喝杯浓茶或咖啡，或偶尔构思，或精神受了小小刺激，则非通宵失眠不可。用脑筋不能连续二小时以上，又不能天天按时刻用功。于今这些现象大都不复存在，可见我的神经组织确比以前坚固了。不过这也许是麻木，中年人的喜怒哀乐，都不如青年之易于激动，正是麻木的证据。 
　　有人说所谓中年的转变，如其说它是属于生理方面，无宁说它是属于心理方面。人生到了四十左右，心理每会发生绝大变化，在恋爱上更特别显明。是以有人定四十岁为人生危险年龄云云。这话我从前也信以为真，而且曾祈祷它赶快实现。因为我久已厌倦于自己这不死不生的精神状况，若有个改换，那管它是由那里来的，我都一样欣喜地加以接受。然而没有影响，一点也没有。也许时候还没有到，我愿意耐心等待。可是我预料它的结局，也将同我那对生理方面的希望一般。要是真来了呢，我当然不愿再行接受邱比特的金箭，我只希望文艺之神再一度拨醒我心灵创作之火，使我文思怒放，笔底生花，而将十余年预定的著作计划，一一实现。听说四十左右是人生的成熟期，西洋作家有价值的作品，大都产于此时。谁说我这过奢的期望，不能实现几分之几?但回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又不免灰心，唉，这未老先衰民族的宿命! 
　　中年人所最恼恨自己的，是学习的困难。学习的成绩，要一个仓库去保存它，那仓库就是记忆力，但人到中年，这份宝贵的天赋，照例要被造物主收回。无论什么书，你读过一遍后，可以很清晰的记得其中情节，几天以后，痕迹便淡了一层，一两个月后，只留得一点影子，以后连那点影子也模糊了。以起码的文字而论，幼小时学会的结构当然不易遗忘，但有些俗体破体先入为主——这都是从油印讲义，教员黑板，影印的古书来的——后来想矫正也觉非常之难。我们当国文教师的人，看见学生在作文簿上写了俗破体的字，有义务替他校正。校过二三回之后，他还再犯，便不免要生气怪他太不小心，甚至心里还要骂他几声低能。然而说也可怜，有些不大应用的字，自己想写时，还得查查字典呢。 
　　我有亲戚某君，中学卒业后，为生活关系，当了猢狲王。常自恨少时英文没有学好，四十岁以上，居然下了读通这门文字的决心。他平日功课太忙，只能利用暑假，取古人三冬文史之意。这样用了三四个假期的功，英文果大有进步，可以不假字典而读普遍文学书，写信作文，不但通而且可说好。但后来他还是把这“劳什子”丢开手了。他告诉我们说，中年人想学习一种新才艺，不惟事倍功半，竟可以说不可能，原因就为了记忆力退化得太利害。以学习生字来讲，幼时学十多个字要费一天半天功夫，于今半小时可以记得四五十个。有时窃窃自喜，以为自己的头脑比幼时还强。是的，以理解力而论，现在果大胜于幼年时代，这种强记的本领，大半是靠理解力帮忙的。但强记只能收短时期的功效。那些生字好比一群小精灵，非常狡狯，它们被你抓住时，便伏伏帖帖地服从你指挥，等你一转背，便一个一个溜之大吉。有人说读外国文记生字有秘诀，天天温习一次，就可以永为己有了。这法子我也曾试过，效果不能说没有，但生字积上几百时，每天温习一次，至少要费上几小时的时间，所学愈多，担负愈重，不是经济办法，何况搁置一久，仍然遗忘了呢。翻开生字簿个个字认得，在别处遇见时，则有时像有些面善，但仓卒间总喊不出它的名字，有时认得它的头，忘了它的尾；有时甲的意义会缠到乙上去。你们看见我英文写读的能力，以为学到这样的程度，抛荒可惜。不知那点成绩是我在拚命用功之下产生出来的，是努力到炉火纯青时，生命锤砧间，敲打出来的几块钢铁。将书本子搁开三五个月，我还是从前的我。一个人非永远保有追求时情热，就维持不住太太的心，那么她便是天上神仙，也只有不要。我的生活环境既不许我天天捧著英文念，则我放弃这每天从坠下原处再转巨山上山的希腊神话里，受罪英雄的苦工，你们该不至批评我无恒吧。 
　　不仅某君如此，大多数中年用功的人都有这经验。中年人用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照法国俗话，又像是“檀内德的桶”(Le tonneaude Danaides)，这头塞进，那头立刻脱出。听说托尔斯泰以八十高龄还能从头学习希腊文。而哈理孙女士七十多岁时也开始学习一种新文字。那是天才的头脑，非普通人所能企及的。——不过中年人也不必因此而灰了做学问的雄心，记忆力仍然强的，当然一样可以学习。 
　　所以，青年人禀很高的天资，又处优良的环境，而悠悠忽忽不肯用心读书；或者将难得光阴，虚耗在儿戏的恋爱和无聊的征逐上，真是莫大的罪过，非常的可惜。 
　　学问既积蓄在记忆的仓库里，而中年人的记忆力又如此之坏，那么你们究竟有些什么呢?　嘘，朋友，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轻轻地，莫让别人听见。我们是空洞的。打开我们的脑壳一看，虽非四壁萧然，一无所有，却也寒伧得可以。我们的学问在那里，在书卷里，在笔记簿里，在卡片里，在社会里，在大自然里，幸而有一条绳索，一头连结我们的脑筋，一头连结在这些上。只须一牵动，那些埋伏着的兵，便听了暗号似的，从四面八方蜂拥出来，排成队伍，听我自由调遣。这条绳索，叫做“思想的系统”，是我们中年人修炼多年而成功的法宝。我们可以向青年骄傲的，也许仅仅是这件东西吧。设若不幸，来了一把火，将我们精神的壁垒烧个精光，那我们就立刻窘态毕露了。但是，亏得那件法宝水火都侵害它不得，重挣一份家当还不难，所以中年人虽甚空虚，自己又觉得很富裕。 
　　上文说中年喜怒哀乐都不易激动，不过这是神经麻木而不是感情麻木。中年的情感实比青年深沉，而波澜则更为阔大。他不容易动情，真动时连自己也怕。所谓“中年伤于哀乐”，所谓“中年不乐”正指此而言。青年遇小小伤心事，更会号涕泣，中年的眼泪则比金子还贵。然而青年死了父母和爱人，当时虽痛不欲生，过了几时，也就慢慢忘记了。中年于骨肉之生离死别，表面虽似无所感动，而那深刻的悲哀，会啮蚀你的心灵，镌削你的肌肉，使你暗中消磨下去。精神的创口，只有时间那一味药可以治疗，然而中年人的心伤也许到死还不能结合。 
　　中年人是颓废的。到了这样年龄，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味都尝过了，什么都看穿看透了。现实呢，满足了。希望呢，大半渺茫了。人生的真义，虽不容易了解，中年人却偏要认为已经了解，不完全至少也了解它大半。世界是苦海，人是生来受罪的，黄连树下弹琴，毒蛇猛兽窥伺着的井边，啜取岩蜜，珍惜人生，享受人生，所谓人生真义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中年人不容易改变他的习惯，细微如抽烟喝茶，明知其有害身体，也克制不了。勉强改了，不久又犯，也许不是不能改，是懒得改，它是一种享乐呀!女人到了三十以上，自知韶华已谢，红颜不再，更加着意装饰。为什么青年女郎服装多取素雅，而中年女人反而欢喜浓妆艳抹呢?文人学士则有文人学士的享乐，“天上一轮好月，一杯得火候好茶，其实珍惜之不尽也”。张宗子《陶庵梦忆》，就充满了这种“中年情调”。无怪在这火辣辣战斗时代里，有人要骂他为“有闲”。 
　　人生至乐是朋友，然而中年人却不易交到真正的朋友，由于世故的深沉，人情的历炼，相对之际，谁也不能披肝沥胆，掏出性灵深处那片真纯。少年好友相处，互相尔汝，形迹双忘，吵架时好像其仇不共戴天，转眼又破涕为欢，言归于好了。中年人若在友谊上发生意见，那痕迹便终身拂拭不去，所以中年人对朋友总客客气气的有许多礼貌。有人将上流社会的社交，比做箭猪的团聚：箭猪在冬夜离开太远苦寒，挤得太紧又刺痛，所以它们总设法永远保持相当的距离。上流人社交的客气礼貌，便是这距离的代表。这比喻何等有趣，又何等透澈，有了中年交友经验的人，想来是不会否认的。不过中年人有时候也可以交到极知心的朋友，这时候将嬉笑浪谑的无聊，化作有益学问的切磋，洒肉征逐的浪费，变成严肃事业的互助。一位学问见识都比你高的朋友。不但能促进你学业上的进步，更能给你以人格上莫大的潜移默化。开头时，你俩的意见，一个站在南极的冰峰，一个据于北极的雪岭，后来慢慢接近了，慢慢同化了。你们辩论时也许还免不了几场激烈的争执，然而到后来，还不是九九归元，折衷于同一的论点。每当久别相逢之际，夜雨西窗，烹茶剪烛，举凡读书的乐趣，艺术的欣赏，变幻无端的世途经历，生命旅程的甘酸苦辣，都化作娓娓清谈，互相勘查，互相印证，结果往往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趣味之隽永深厚，决不是少年时代那些浮薄的友谊可比的。 
　　除了独身主义者，人到中年，谁不有个家庭的组织。不过这时候夫妇间的轻怜密爱，调情打趣都完了，小小离别，万语千言的情书也完了，鼻涕眼泪也完了，闺闼之中，现在已变得非常平静，听不见吵闹之声，也听不见天真孩气的嬉笑。新婚时的热恋，好比那春江汹涌的怒潮，于今只是一潭微澜不生，莹晶照眼的秋水。夫妇成了名义上的、只合力维持着一个家庭罢了。男子将感情意志，都集中于学问和事业上。假如他命运亨通，一帆风顺的话，做官定已做到部长次长，教书，则出洋镀金以后，也可以做到大学教授，假如他是个作家，则灾梨祸枣的文章，至少已印行过三册五册；在商界非银行总理，则必大店的老板。地位若次了一等或二等呢，那他必定设法向上爬。在山脚望着山顶，也许有懒得上去的时候，既然到半山或离山顶不远之处，谁也不肯放弃这份“登峰造极”的光荣和陶醉不是?听说男子到了中年，青年时代强盛的爱欲就变为权势欲和领袖欲，总想大权独揽，出人头地，所以倾轧、排挤、嫉妒、水火、种种手段，在中年社会里玩得特别多。啊，男子天生个个都是政客! 
　　男子权势欲领袖欲之发达，即在家庭也有所表现。在家庭，他是丈夫，是父亲，是一家之主。许多男子都以家室之累为苦，听说从前还有人将家庭画成一部满装老小和家具的大车，而将自己画作一个汗流气喘拚命向前拉曳的苦力。这当然不错，当家的人谁不是活受罪，但是，你应该知道做家主也有做家主的威严。奴仆服从你，儿女尊敬你，太太即说是如何的摩登女性，既靠你养活，也不得不委曲自己一点而将就你。若是个旧式太太，那更会将你当作神明供奉。你在外边受了什么刺激，或在办公所受了上司的指斥，逼着一肚皮气回家，不妨向太太发泄发泄，她除了委曲得哭泣一场之外，是决不敢向你提出离婚的。假如生了一点小病痛，更可以向太太撤撒娇，你可以安然躺在床上，要她替你按摩，要她奉茶奉水，你平日不常吃到的好菜，也不由她不亲下厨房替你烧。撒娇也是人生快乐之一，一个人若无处撒娇，那才是人生大不幸哪! 
　　女人结婚之后，一心对着丈夫，若有了孩子，她的恋爱就立刻换了方向。尼采说“女人种种都是谜，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答，叫做生小孩。”其实这不是女人的谜，是造物主的谜，假如世间没有母爱，嘻，你这位疯狂哲学家，也能在这里摇唇弄笔发表你轻视女性的理论么?女人对孩子，不但是爱，竟是崇拜，孩子是她的神。不但在养育，也竟在玩弄，孩子是她的消遣品。她爱抚他，引逗他，摇撼他，吻抱他，一缕芳心，时刻萦绕在孩子身上。就在这样迷醉甜蜜的心情中，才能将孩子一个个从摇篮尿布之中养大。养孩子就是女人一生的事业，就这样将芳年玉貌，消磨净尽，而忽忽到了她认为可厌的中年。 
　　青年生活于将来，老年生活于过去，中年则生活于现在。所以中年又大都是实际主义者。人在青年，谁没有一片雄心大志，谁没有一番宏济苍生的抱负，谁没有种种荒唐瑰丽的梦想。青年谈恋爱，就要歌哭缠绵，誓生盟死，男以维特为豪，女以绿蒂自命；谈探险，就恨不得乘火箭飞入月宫，或到其他星球里去寻觅殖民地；话革命，又想赴汤蹈火与恶势力拚命，披荆斩棘，从赤土上建起他们理想的王国。中年人可不像这么罗曼帝克，也没有这股子傻劲。在他看来，美的梦想，不如享受一顿精馔之实在；理想的王国，不如一座安适家园之合乎他的要求；整顿乾坤，安民济世，自有周公孔圣人在那里忙，用不着我去插手。带领着妻儿，安稳住在自己手创的小天地里，或从事名山胜业，以博身后之虚声，或丝竹陶情，以写中年之怀抱，或着意安排一个向平事了，五岳毕游以后的娱老之场。管他世外风云变幻，潮流撞击，我在我的小天地里还照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你笑我太颓唐，骂我太庸俗，批评我太自私，我都承认，算了，你不必再寻着我缠了。 
　　不过我以上所说的话，并不认为每个中年人都如此，仅说我所见一部分中年人呈有这种现象而已。希望中年人读了拙文，不致于对我提起诉讼，以为我在毁坏普天下中年人的名誉。其实中年才是人生的成熟期，谈学问则已有相当成就，谈经验则也已相当丰富，叫他去办一项事业，自然能够措置有方，精神贯注，把它办得井井有条。少年是学习时期，壮年是练习时期，中年才是实地应用时期，所以我们求人才必求之于中年。 
　　少年读古人书，于书中所说的一切，不是盲目的信从，就是武断的抹煞。中年人读书比较广博，自能参悟折衷，求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标准。他不轻信古人，也不瞎诋古人。他决不把婴儿和浴盆的残水都泼出。他对于旧殿堂的庄严宏丽，能给予适当的赞美和欣赏，若事实上这座殿堂非除去不可时，他宁可一砖一石，一栋一梁，慢慢地拆，材料若有可用的，就保存起来，留作将来新建筑之用，决不卤卤莽莽地放一把火烧得寸草不留，后来又有无材可用之叹。少年时读古人书，总感觉时代已过，与现代不发生交涉，所以恨不得将所有线装书一齐抛入毛厕；甚至西洋文艺宗哲之书，也要替它定出主义时代的所属，如其不属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和他们所视为神圣的时代，虽莎士比亚、拉辛、悲多文、罗丹等伟大天才心血的结晶，也恨不得以“过时”“无用”两句话轻轻抹煞。中年人则知道这种幼稚狂暴的举动未免太无意识，对于文化遗产的接受也是太不经济，况且古人书里说的话就是古人的人生经验，少年人还没有到获得那种经验的年龄，所以读古人书总感觉隔膜，到了中年了解世事渐多，回头来读古人书又是一番境界，他对于圣贤的教训，前哲的遗谟，天才血汗的成绩，不像少年人那么狂妄地鄙弃，反而能够很虚心地加以承认。 
　　青年最富于感染性，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到了中年，则脑筋里自然筑起一千丈铜墙铁壁，所以中年多不能跟着时代潮流跑。但据此就判定中年“顽固”的罪名，他也不甘伏的。中年涉世较深，人生经验丰富，断判力自然比较强，对于一种新学说新主义，总要以批评的态度，将其中利弊，实施以后影响的好坏仔细研究一番。真个合乎需要，他采用它也许比青年更来得坚决。他又明白一个制度的改良，一个理想的实现，不一定需要破坏和流血，难道没有比较温和的途径可以遵循?假如青年多读些历史，认识历来那些不合理性革命之恐怖，那些无谓牺牲之悲惨，那些毫无补偿的损失之重大，也许他们的态度要稳健些了。何况时髦的东西，不见得真个是美，真个合用，年轻女郎穿了短袖衫，看见别人的长袖，几乎要视为大逆不道，可是二三年后又流行长袖，她们又要视短袖为异端了。幸而世界是青年与中老年共有的，幸而青年也不久会变成中老年，否则世界三天就要变换一个新花样，能叫人生活得下去么，还是谢谢吧。 
　　踏进秋天园林，只见枝头累累，都是鲜红，深紫，或黄金色的果实，在秋阳里闪着异样的光。丰硕，圆满，清芬扑鼻，蜜汁欲流，让你尽情去采撷。但你说想欣赏那荣华绚烂的花时，哎，那就可惜你来晚了一步，那只是春天的事啊! 
　　选自《屠龙集》，1941年11月，商务印书馆      
可爱的中国（节选）  
作者：方志敏 
　　方志敏(1900—1935)，江西弋阳人，革命烈士。著有《可爱的中国》等。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七千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眉，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之美吧。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七千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 
　　朋友，看呀！看呀！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地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像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他们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的恶魔，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个可怕的恶魔，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朋友，看呀，看到了没有？呸！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用他们的血口，去亲她的嘴，她的脸，用他们的铁爪，去抓破她的乳头，她的可爱的肥肤！呀！看呀！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在做什么？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用一枝锐利的金管子，刺进，呀！刺进母亲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这金管子上，拼命地吸母亲的血液！母亲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看！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来了！母亲，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 
　　嗄！那矮矮的恶魔，拿出一把屠刀来了！做什么！呸！恶魔！你敢割我们母亲的肉？你想杀死她？咳哟！不好了！一刀！拍的一刀！好大胆的恶魔，居然向我们的母亲的左肩上砍下去！母亲的左臂，连着耳朵到颈，直到胸膛，都被砍下来了！砍下了身体的那么一大块——五分之一的那么一大块！母亲的血在涌流出来，她不能哭出声来，她的嘴唇只是在那里一张一张的动，她的眼泪和血在竞着涌流！朋友们！兄弟们！救救母亲呀！母亲快要死去了！ 
　　啊！那矮的恶魔怎么那样凶恶，竟将母亲那么一大块身体，就一口生吞下去，还在那里眈眈地望着，像一只恶虎向着驯羊一样地望着！恶魔！你还想砍，还想割，还想把我们的母亲整个吞下去？！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与它甘休！它砍下而且生吞下去母亲那么一大块身体！母亲现在还像一个人吗，缺了五分之一的身体？美丽的母亲，变成一个血迹模糊肢体残缺的人了。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与它甘休，大家冲上去，捉住那只恶魔，用铁拳痛痛地捶它，捶得它张开口来，吐出那块被生吞下去的母亲身体，才算，决不能让它在恶魔的肚子里消化了去，成了它的滋养料！我们一定要回来一个完整的母亲，绝对不能让她的肢体残缺呀！ 
　　呸！那是什么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母亲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呢？你们看！他们在恶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很快地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双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他们用手拍拍恶魔的喉咙，使它快吞下去；现在又用手去摸摸恶魔的肚皮，增进它的胃之消化力，好让快点消化下去。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怎样会那么恭顺的秉承恶魔的意旨行事？委曲求欢，丑态百出！可耻，可耻！傀儡，卖国贼！狗彘不食的东西！狗彘不食的东西！你们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来杀害自己的兄弟，到底会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们呵！你们当傀儡、当汉奸、当走狗的代价，至多只能伏在恶魔的肛门边或小便上，去吸取它把母亲的肉，母亲的血消化完了排泄出来的一点粪渣和尿滴！那是多么可鄙弃的人生啊！ 
　　朋友，看！其余的恶魔，也都拔出刀来，馋涎欲滴地望着母亲的身体，难道也像矮的恶魔一样来分割母亲吗？啊！不得了，他们如果都来操刀而割，母亲还能活命吗？她还不会立即死去吗？那时，我们不要变成了无母亲的孩子吗？咳！亡了母亲的孩子，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朋友们，兄弟们，赶快起来，救救母亲呀！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呵！ 
　　朋友，你们以为我在说梦呓吗？不是的，不是的，我在呼喊着大家去救母亲呵！再迟些时，她就要死去了。 
　　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 。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惟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惟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朋友，不幸得很，从此以后，中国又走上了厄运，环境又一天天地恶劣起来了。经过“五三”的济南惨案，直到“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就是我在上面所说那矮的恶魔，一刀砍下并生吞了我们母亲五分之一的身体。这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受了挫折，对于日本进攻中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没有积极唤起国人自救所致！但是，朋友，接着这一不幸的事件而起的，却来了全国汹涌的抗日救国运动，东北四省前仆后继的义勇军的抗战，以及“一二八”有名的上海战争。这些是给了骄横一世的日本军阀一个严重的教训，并在全世界人类面前宣告，中国的人民和兵士，是有爱国心的，是能够战斗的，能够为保卫中国而牺牲的。谁要想将有四千年历史与四万万七千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吞噬下去，我们是会与他们拼命战斗到最后的一人! 
　　朋友，虽然在我们之中，有汉奸，有傀儡，有卖国贼，他们认仇作父，为虎作伥；但他们那班可耻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已经受到国人的抨击和唾弃，而渐趋于可鄙的结局。大多数的中国人，有良心有民族热情的中国人，仍然是热心爱自己的国家的。现在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决死战斗吗？他们决不让中国被帝国主义所灭亡，决不让自己和子孙们做亡国奴。朋友，我相信中国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这岂是我们的自欺自誉吗？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的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谈　生　命  
作者：冰心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女，作家、翻译家。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短篇小说集《超人》，译作《园丁集》（泰戈尔）、《先知》（纪伯伦）等。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 
　　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他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他的前身。他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他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挟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岩前阻，他愤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地起伏催逼，直到他过了，冲倒了这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渡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激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暂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只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幽幽的温暖：他只想憩息，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 
　　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她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他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延伸，在早春润湿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他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他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他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荫遮，也许受着大树的覆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 
　　他遇着骄奢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华，蜂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小鸟在他枝头欣赏唱歌，他会听见黄莺清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他伸展出他如盖的浓荫，来荫庇树下的幽花芳草，他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馨。秋风起了，将他的叶子由浓绿吹到绯红，秋阳下他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怡悦！ 
　　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他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他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落在她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严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 
　　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常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      
父亲的玳瑁  
作者：鲁彦 
　　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随踪琐记》等。  　　 
　　在墙脚根刷然溜过的那黑猫的影，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玳瑁的怀念。 
　　净洁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儿，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玳瑁”这个名字。 
　　在近来的这一匹玳瑁之前，我们还曾有过另外的一匹。它有着同样的颜色，得到了同样的名字，同是从我姊姊家里带来，一样地为我们所爱。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它曾经和她盘桓了十二年的岁月。 
　　而现在的这一匹，是属于父亲的。 
　　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有三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玳瑁便在门外“咪咪”地叫了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它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玳瑁，这里来！” 
　　我初到的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四个人，在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它进来，又说了。” 
　　但是玳瑁只回答了两声“咪咪”，仍在门外徘徊着。 
　　“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哪，在这里了。”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它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它的感觉，用手抚摩着它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它，它便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它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它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它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它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的。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了一些鱼来，而且给它储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 。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限，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它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它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被上，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 
　　玳瑁有两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它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父亲记念着玳瑁夜里受冷，说它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 
　　半个月后，玳瑁对我也渐渐熟了。它不复躲避我。当它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摩着它的颈背，它伏着不动。然而它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来。就是母亲，她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亲呢，只要叫一声“玳瑁”，甚至咳嗽一声，它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玳瑁到邻居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玳瑁玳瑁”，东西寻找着，不见它回来。父亲却猜到它那里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玳瑁”，玳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它便老远地听见了。” 
　　“是哪，它只听我管的哩。” 
　　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带着战栗的心重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摩。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摩玳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摩着它，亲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了。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玳瑁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它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玳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干瘪了一些。 
　　玳瑁正怀着孕，需要好的滋养。一想到这，大家更其焦虑了。 
　　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玳瑁在厨房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些。大约它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它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样子。 
　　一星期后，家里的戚友渐渐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它，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它跟着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从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它。我们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 
　　可怜的玳瑁。它不能再听到那熟识的亲密的声音，不能再得到那慈爱的抚摩，它是在怎样的悲伤呵！ 
　　三星期后，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大家预先就在商量，怎样把玳瑁带出来。但是离开预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了。我们看见它的肚子松瘪着。 
　　怎样可以把它带出来呢？ 
　　然而为了玳瑁，我们还是不能不带它出来。我们家里的门将要全锁上。邻居们不会像我们似地爱它，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会舍得买鱼饲它。单看玳瑁的脾气，连对于母亲也是冷淡淡的，决不会喜欢别的邻居。 
　　我们还是决定带它一道来上海。 
　　它生了几个小孩，什么样子，放在那里，我们虽然极想知道，却不敢去惊动玳瑁。我们预定在饲玳瑁的时候，先捉到它，然后再寻觅它的小孩。因为这几天来，玳瑁在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大避人，捉到它应该是容易的。 
　　但是两天后，我们十几岁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热情了。不知怎样，玳瑁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地发见了。它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一只半掩着的糠箱里。玳瑁和它的小孩们就住在这里，是谁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欢，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经溜得远远地在惧怯地望着。 
　　我们想，既然玳瑁已经知道我们发觉了它的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它的小孩看守起来，因为这样，也可以引诱玳瑁的来到，否则它会把小孩衔到更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的。 
　　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更安适的窠，给它的小孩们，携进了以前父亲的寝室，而且就在父亲的床边。 
　　那里是四个小孩，白的，黑的，黄的，玳瑁的，都还没有睁开眼睛。贴着压着，钻做一团，肥圆的。捉到它们的时候，偶然发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鸣声。 
　　“生了几只呀？”母亲问着。 
　　“四只。” 
　　“嗨，四只！怪不得！扛了你父亲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亲叹息着，不快活地说。 
　　大家听着这话，愣住了。 
　　“把它们丢出去！”外甥叫着说，但他同时却又喜悦地抚摩着玳瑁的小孩们，舍不得走开。 
　　玳瑁现在在楼上寻觅了，它大声地叫着。 
　　“玳瑁，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学着父亲仿佛对人说话似地叫着玳瑁说。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亲的话，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它在楼上寻觅着，在弄堂里寻觅着，在厨房里寻觅着，可不走进以前父亲天天夜里带着它睡觉的房子。我们有时故意作弄它的小孩们，使它们发出微弱的鸣声。玳瑁仍像没有听见似的。 
　　过了一会，玳瑁给我们女工捉住了。它似乎饿了，走到厨房去吃饭，却不妨给她一手捉住了颈背的皮。 
　　“快来！快来！捉住了！”她大声叫着。 
　　我扯了早已预备好的绳圈，跑出去。 
　　玳瑁大声地叫着，用力地挣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还没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松，玳瑁溜走了。 
　　它再不到厨房里去，只在楼上叫着，寻觅着。 
　　几点钟后，我们只得把玳瑁的小孩们送回楼上。它们显然也和玳瑁似地在忍受着饥饿和痛苦。 
　　玳瑁又静默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看不见它的小孩们的影子。现在可不必再费气力，谁也不会知道它们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没有动过厨房里的饭。以后几天，它也只在夜里。待大家睡了以后到厨房里去。 
　　我们还想设法带玳瑁出来，但是母亲说： 
　　“随它去吧，这样有灵性的猫，那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出去自然不会躲开的。你们看它，父亲过世以后，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并且几天没有吃饭，明明在非常的伤心。现在怕是还想在这里陪伴你们父亲的灵魂呢。它原是你父亲的。” 
　　我们只好随玳瑁自己了。它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所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摸过的一切。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气息，应该都还很深刻地萦绕在它的脑中。 
　　可怜的玳瑁，它比我们还爱父亲！ 
　　然而玳瑁也太凄惨了。以后还有谁再像父亲似地按时给它好的食物，而且慈爱地抚摩着它，像对人说话似地一声声地叫它呢？ 
　　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曾给它留下了许多给孩子吃的稀饭在厨房里。门虽然锁着，玳瑁应该仍然晓得走进去。邻居们也曾答应代我们给它饲料。然而又怎能和父亲在的时候相比呢？ 
　　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应该很健康着，它的小孩们也该是很活泼可爱了吧？ 
　　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着的玳瑁。 
　　选自《文学》第1卷第3号，1933年9月1日      
快阁的紫藤花  
作者：徐蔚南 
　　徐蔚南(1902—1952)，笔名泽人。江苏吴县人。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春之花》、《寄云的信》、《水面桃花》、《浦游简》。译著主要有《她的一生》、《法国名家小说选》、《印度童话集》、《莫泊桑小说集》等。  　　 
　　细雨，百无聊赖之时，偶然从《花间集》里翻出了一朵小小枯槁的紫藤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藤花！你真令人怜爱呢。岂仅怜爱你，我还怀念着你底姊妹们——一架白色的紫藤，一架青莲色的紫藤——在那个园中静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还能安然无恙否？ 
　　啊，紫藤花！你常住在这诗集里吧；你是我前周畅游快阁的一个纪念。 
　　快阁是陆放翁饮酒赋诗的故居，离城西南三里，正是鉴湖绝胜之处；去岁初秋，我曾经去过了，寒中又重游一次，前周复去是第三次了。但前两次都没有给我多大印象，这次去后，情景不同了，快阁底景物时时在眼前显现——尤其使人难忘的，便是那园中的两架紫藤。 
　　快阁临湖而建，推窗外望：远处是一带青山，近处是隔湖的田亩。田亩间分成红绿黄三色：红的是紫云英，绿的是豌豆叶，黄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间着，美丽得远胜人间锦绣。东向，丛林中，隐约间露出一个塔尖，尤有诗意，桨声渔歌又不时从湖面飞来，这样的景色，晴天固然好，雨天也必神妙，诗人居此，安得不颓放呢？放翁自己说：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是的，确然天叫他称放翁的。 
　　阁旁有花园二，一在前，一在后。前面的一个又以墙壁分成为二，前半叠假山，后半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红莲白莲盖满一池，自当另有一番风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楼，楼下有匾额曰“飞跃处”，此是指池鱼言。其实，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鱼，要它跃也跃不起来，如何会飞跃呢？ 
　　园中的映山红和踯躅都很鲜妍，但远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后花园了。 
　　我们一踏进后花园，使一架紫藤呈在我们眼前。这架紫藤正在开花最盛的时候，一球一球重叠盖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尽是花朵。花心是黄的，花瓣是洁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无数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乱哄哄地飞着。它们是在采蜜吗？它们是在舞蹈吗?它们是在和花朵游戏吗？…… 
　　我在架下仰望这一堆花，一群蜂，我便想像这无数的白花朵是一群天真无垢的女孩子，伊们赤裸裸地在一块儿拥着，抱着，偎着，卧着，吻着，戏着；那无数的野蜂便是一大群底男孩，他们正在唱歌给伊们听，正在奏乐给伊们听。渠们是结恋了。渠们是在痛快地享乐那阳春。渠们是在创造只有青春，只有恋爱的乐土。 
　　这种想像决不是仅我一人所有，无论谁看了这无数的花和蜂都将生出一种神秘的想像来。同我一块儿去的方君看见了也拍手叫起来，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热烈地亲了个嘴，说道：“鲜美呀！呀，鲜美！”他又说：“我很想把花朵摘下两枝来挂在耳上呢。” 
　　离开这架白紫藤十几步，有一围短短的冬青。绕过冬青，穿过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藤。不过这一架是青莲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处。但是就我个人说，却更爱这青莲色的，因为淡薄的青莲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种平和，一种柔婉，并且使我有如饮了美酒，有如进了梦境。 
　　很奇异，在这架花上，野蜂竟一只也没有。落下来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层。原来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无怪野蜂散尽了。 
　　我们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观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飘下的花儿。花也知道求人爱怜似的，轻轻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时，颈项里感得飕飕地一冷，原来又是一朵。它接连着落下来，落在我们底眉上，落在我们底脚上，落在我们底肩上。我们在这又轻又软又香的花雨里几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声怪响，我们如梦初醒，四目相向，颇形惊诧。即刻又是“骨碌碌”地响了。 
　　方君说：“这是啄木鸟。” 
　　临去时，我总舍不得这架青莲色的紫藤，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夹在《花间集》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每取出这朵花来默视一会儿。 
　选自《龙山梦痕》      
春游颐和园  
作者：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学者。有短篇小说集《八骏图》，中篇小说集《边城》，长篇小说集《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学者论著《中国服装史》等。  　　 
　　北京建都有了八百年历史。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北京城郊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庙宇和花园，留给我们后一代。花园建筑规模大，花木池塘富于艺术巧思，设备精美在世界上也特别著名的，是二百多年前乾隆时在西郊建筑的“圆明园“。这个著名花园，是在九十多年前就被帝国主义者野蛮军队把园里面上千栋房子中各种重要珍贵文物及一切陈设大肆抢劫后，有意放一把火烧掉了的。花园建筑时间比较晚的，是西郊的颐和园。部分建筑乾隆时虽然已具规模，主要建筑群却在一百年前才完成。修建这座大园子的经济来源，是借口恢复国防海军从人民刮来的几千万两银子，花园作成后，却只算是帝王一家人私有。 
　　直到北京解放，这座大花园才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颐和园的游人数字是个证明：一九四九年全年游人二十六万六千八百多，一九五五年达到一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人。二十年前游颐和园的人，常常觉得园里太大太空阔。其实只是能够玩的人太少，所以到处总是显得空空的。许多地方长满了荒草，许多建筑也摇摇欲坠，游人不敢走去。现在一般印象总觉得园子不太大。颐和园那条长廊，虽然已经长约三里路，现在每逢星期天游人就挤得满满的，即再加宽加长一两倍，也还是不够用。 
　　春天来，颐和园花木都逐渐开放了，每天除了成千上万来看花的游人，还有许多自城郊学校来的少先队员，到园中过队日郊游，进行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满园子里各处都可见到红领巾，各处都可听到建设祖国接班人的健康快乐的笑语和歌声。配合充满生机一片新绿丛中的鸟语花香。颐和园本身，因此也显得更加美丽和年青！ 
　　凡是游颐和园的人，在售票处购买一册介绍园中景物的说明书，可得到极多帮助。只是如何就可用比较经济的时间，把颐和园重要地方都逛到呢？我想就我个人过去几年在这个大园子里转来转去的经验，和园子里建筑花木在春秋佳日给我的印象，概括地说说，作为游园的参考。 
　　我们似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 
　　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计包括东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以及西边前面一点的玉澜堂。玉澜堂相传是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地方，院子和其他建筑隔绝自成一个小单位。到这里来的人，还可从门口的说明牌子，体会到近六十年历史一鳞一爪。参观大戏台，得往回路向东走。这个戏台和中国近代歌剧发展史有些联系，六十年以前，中国京戏最出色的演员谭鑫培、杨小楼，都到这台上演过戏。戏台上下分三层，还有个宽阔整洁的后台和地下室，准备了各种机关布景。例如表演孙悟空大闹天宫或白蛇传水漫金山寺节目时，台上下到必要时还会喷水冒烟。演员也可以借助于技术设备，一齐腾空上升，或潜入地下，隐现不易捉摸。戏台面积比看戏的殿堂大许多，原因是这些戏主要是演给专制帝王和少数贵族官僚看的。演员百余人在台上活动，看戏的可能只三五十人。社会在发展中，六十年过去了，帝王独夫和这些名艺人十之八九都已死去。为人民爱好的艺术家的绝艺，却继续活在人们记忆中，由于后辈的学习和发展，日益光辉而充实以新的生命。由大戏楼向西可到乐寿堂。这是六十年前慈禧做生日大排寿筵的地方。颐和园陈设中，有许多十九世纪显然见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的恶俗趣味处，就多是当时在广东上海等通商口岸办洋务的奴才，为贡谀祝寿而作来的。也有些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的敲门砖。中国瓷器中有一种黄绿釉绘墨彩花鸟，多用紫藤和秋葵作主题，横写“天地一家春”的款识的，也是这个时期的生产。乐寿堂庭院宽敞，建筑虽不特别高大，却显得气魄大方，本院和西边一小院，春天时玉兰和海棠都开得格外茂盛。 
　　第二部分是长廊全部和以排云殿、佛香阁为主体、围绕左右的建筑群。这是目下全个园子建筑最引人注意部分，也是全园的精华。有很多建筑小单位，或是一个四合院，或是一组列房子，内部布置得都十分讲究。花木围廊，各具巧思。但是从整体或部分说来，这个建筑群有些只是为配风景而作的，有些宜近看，有些只合远观。想总括全部得到一个整体印象，得租一只小游船，把船直向湖中心划去，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建筑群，才会明白全部设计的用心处。因为排云殿后面隙地不多，山势太陡，许多建筑不免挤得紧一点。如东边的转轮藏，西边的另一个小建筑群，都有点展布不开。正背后的佛香阁，地势更加迫促，虽亏得聪明的建筑工人，出主意把上佛香阁的路分作两边，作之字形盘旋而上，地势还是过于迫促。更向西一点的“画中游”部分建筑，也由于地面窄狭，作得格外玲珑小巧。必需到湖中看看，才明白建筑工人的用意，当时这部分建筑，原来就是为配合全山风景作成的。船到湖中心时向南望，在一平如镜碧波中的龙王庙和十七孔虹桥，都若十分亲切的向游人招手：“来，来，来，这里也很有意思。”从这里望万寿山，距离虽远了点，可是把那些建筑不合理印象也忽略了。 
　　第三部分就是湖中心那个孤岛上的建筑群，龙王庙是主体。连接龙王庙和东墙柳阴路全靠那条十七孔白石虹桥，长年卧在万顷碧波中，背景是一片北京特有的蓝得透亮的天空，真不愧叫作人造的虹。这条白石桥无论是远看，近看，或把船摇到下边仰起头来看，或站在桥上向左右四方看，都令人觉得满意。桥东有个大亭子，未油漆前可看出木材特别讲究，可能还是两百年前从南海运来的。岸边有一只铜牛，卧在一个白石座上，从从容容望着湖景，望着远处西山，是两百年前铸铜工人的创作。 
　　第四部分是后山一带，建筑废址并不少，保存完整的房子却不多。很显明是经过历史事变的痕迹没有修复过来。由后湖桥边的苏州街遗址，到上山的一系列殿基，直到半山上的两座残塔，这部分建筑也是在圆明园被焚的同时焚毁的。目下重要的是有好几条曲折小山路，清静幽僻，最宜散步。还有好几条形式不同的白石桥和新近修理的赤栏木板桥，湖水曲折地从桥下通过，划船时极有意思。 
　　第五部分是东路以谐趣园做中心的建筑群，靠西上山有景福阁，靠北紧邻是霁清轩。这一组建筑群和前山大不相同，特征是树木比较多，地方比较僻静。建筑群包括有北方的明敞（如景福阁）和南方的幽趣（如霁清轩）两种长处。谐趣园主要部分是一个荷花池子，绕着池子有一组长廊和建筑。谐趣园占地面积不大，房子也因此稍嫌拥挤，但是那个荷花池子，夏天荷花盛开时，真是又香又好看。欢喜雀鸟的，这里四围树林子里经常有极好听的黄鸟歌声。啄木鸟声音也数这个地区最多。夏六月天雨后放晴时，树林间的鸟雀欢呼飞鸣，更是一种活泼生机。地方背风向阳处，长年有竹子生长。由后湖引来的一股活水，到此下坠五公尺，因此作成小小瀑布，夏天水发时，水声哗哗，对于久住北方平地的人，看到这些事物引起的情感，很显然都是新的。霁清轩地位已接近园中后围墙，建筑构造极其别致，小院落主要部分是一座四面明窗当风的轩，一株盘旋而上的老松树，一个孤立的亭子，以及横贯院中的一道小小溪流。读过《红楼梦》的人，如偶然到了这个地方，会联想起当年书中那个女尼妙玉的住处。还有史湘云醉眠芍药茵的故事，也可能会在霁清轩大门前边一点发生。这个建筑照全部结构说来，是比《红楼梦》创作时代略早一点。有人到过谐趣园许多次，还不知道面前霁清轩的位置，可知这个建筑的布置成功处。由谐趣园宫门直向上山路走，不多远还有个乐农轩，虽只是平房一列，房子前花木却长得极好。杏花以外丁香、梨花都很好。景福阁位置在半山上，这座重屋曲折“”字形的大建筑，四面窗子透亮，绕屋平台廊子都极朗敞。遇着好机会我们可能会在这里看到一些面孔熟习的著名文艺工作者、电影、歌剧、话剧、名演员……他们也许正在这里和国际友人举行游园联欢会，在那里唱歌跳舞。 
　　颐和园最高处建筑物，是山顶上那座全部用彩琉璃砖瓦拼凑作成的无梁殿。这个建筑无论从工程上和装饰美术上说来，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是近二百年的建筑工人和烧琉璃窑工人共同努力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在建筑规模上，它并不比北海那一座琉璃殿壮丽，但从建筑兼雕塑整体性的成就说来，无疑和北京其他同类创作，如北海及故宫九龙壁、香山琉璃塔等等，都值得格外重视。上山的道路很多：欢喜热闹不怕累，可从排云殿后抱月廊上去，再从那几百磴“之”字形石台阶爬到佛香阁，歇歇气，欣赏一下昆明湖远近全景，再从后翻上那个众香界琉璃牌楼，就到达了。欢喜冒险好奇的，又不妨从后山上去。这一路得经过几层废殿基，再钻几个小山洞。行动过于活泼的游客，上到山洞边时，头上脚下都得当心一些，免得偶然摔倒。另外东西两侧还有两条比较平缓的山路可走，上了点年纪的人不妨从东路上去。就是从景福阁向上走去。半道山脊两旁多空旷，特别适宜于远眺，南边是湖上景致，北边园外却是村落自然景色，很动人。夏六月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直延长到西山尽头，到秋八月后，就只见无数大牛车满满装载黄澄澄的粮食向合作社转运。村庄前后也到处是粮食堆垛。 
　　从北边走可先逛长廊，到长廊尽头，转个弯，就到大石舫边了。大石舫也是乾隆时作的，六十年前才在上面加个楼房，五色玻璃在当时是时髦物品。除大石舫外，这里经常还停泊有百多只油漆鲜明的小游艇出租。欢喜划船的游人，手劲大可租船向前湖划去，一直过西峰腰桥再向南，再划回来。那个桥值得一看。比较合式的是绕湖心龙王庙，就穿十七孔桥回来。那座桥远看只觉得美丽，近看才会明白结构壮丽，工程扎实，让我们加深一层认识了古代造桥工人的聪明和伟大。船向回划可饱看颐和园万寿山正面全部风景，从各个不同角度看去，才会发现绕前山那道长廊，和长廊外临水那道白石栏杆，不仅发生单纯装饰效果，且像腰带一样把前山建筑群总在一起，从水上托出，设计实在够聪明巧妙。欢喜从空旷湖面转入幽静环境的游人，不妨把船向后湖划去。后湖水面窄而曲折、林木幽深，水中大鱼百十成群，对小船来去既成习惯，因此也不大存戒心。后湖在秋天里在一个极短时期中，水面常常忽然冒出一种颜色金黄的小莲花，一朵朵从水面探头出来约两寸来高，花头不过一寸大小，可是远远的就可让我们发现。至近身时我们才会发现花朵上还常常歇有一种细腰窄翅黑蜻蜓，飞飞又停停。彼此之间似相识又似陌生。又像是新认识的好朋友，默默地又亲切地贴近时，还像有些腼腆害羞，一切情形和安徒生童话中的描写差不多，可是还要美丽一些，一时还没有人写出。这些小小金丝莲，一年只开花三四天，小蜻蜓从湖旁丛草间孵化，生命也极短暂。我们缺少安徒生的诗的童心，因此也难更深一层去想像体会它们生命中的悦乐处。见到这种花朵时，最好莫惊动采折，让大家看看。由石舫上山路，可经过画中游，这部分房子是有意仿造南方小楼房式做成，十分玲珑精致，大热天住下来不会太舒服，可是在湖中却特别好看，走到画中游才会明白取名的用意。若在春天四月里，园中好花次第开放，一切松柏杂树新叶也放出清香，这些新经修理装饰得崭新的建筑物，完全包裹在花树中，使得我们不能不对于创造它和新近修理它的木工、瓦工、彩画油漆工，以及那些长年在园子里栽花种树的工人，表示敬意和感谢。 
　　颐和园还有一个地区，也可以作为一个游览单位计算，就是后山沿围墙那条土埂子。这地方虽近在游人眼前，可是最容易忽略过去。这条路是从谐趣园再向北走，到后湖尽头几株大白杨树面前时，不回头，不转弯，再向西一直从一条小土路走上小土山。那是一条能够满足游人好奇心的小路，一路走去可从荆槐杂树林子枝叶罅隙间清清楚楚看到后山后湖全景。小土埂上还种得好些有了相当年月的马尾松，松根凸起处，间或会有一两个年青艺术家在那里作画。地方特别清静，不会有人来搅扰他的工作。更重要还是从这里望出去，景物凑紧集中，如同一个一个镜框样子。若是一个有才能的年青画家，他不仅会把树石间色彩鲜明的红领巾，同水上游人种种活动，收入画稿，同时还能够把他们表示新生生命的笑语和歌声同样写入画中。其实这些画家在那里本身也像一幅画，可惜再找不出画他的人。 
　　选自《我热爱新北京》，1958年第1版，北京出版社      
阔人礼赞  
作者：聂绀弩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作家。著有杂文集《湾外奇谈》，散文集《沉吟》、《巨像》等。  　　 
　　有这样一种人，自以为天生下来就是统治这世界的，享受别人的辛勤的成果的。自以为自己坐着比别人站着都高出一个头。他看他左右的人如人之看狗，看一般人如站在阿尔卑斯山看地上的蚂蚁群。他看不惯别人直着腰站在他面前，听不惯别人说一句没有阿谀意味的话。他没有一个朋友，更没有父兄或师长之类，如果有那些人，也必须如刘邦的爸爸拥着苕帚跪在门口接刘邦一样地对待他。他自然不屑看一个人，也不屑跟一个人讲话。假如什么时候，你以为他在垂青你，那一定是他在望站在你前面的什么人；而真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反而以为他跟站在后面的谁讲话。而且他似乎真不会讲话，倒只会用鼻子哼哼的。“这样办好不好呢?”“哼哼!”“那件事应该怎样办呢?”“哼哼!”他没有意见，如其有，那就是：“你是什么东西?”即那哼哼所表示的。万一他讲起话来，那就世界上只能有他一个人的声音。极低声的微语，也能压倒一切的喧哗，别人如果也可以发声，恐怕只是“是是”和鼓掌而已。 
　　假如有人在和他们做朋友，那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们以为你总会在巴结他，他决不会巴结你，总会以为你甘愿作他的走狗什么的，决不会以为他会作你的。你偶然有几个钱用或是找到了一碗饭吃，别人会马上想到是你的阔朋友的赏赐和提拔；他无论怎样挥霍，无论升到怎样高的官，决不会有人误会是出于你的力量。纵然也有时会给你几个钱，而你又肯要，那算什么呢?在他不是九牛一毛，大仓一粟么?别人看见了，一定说，他真慷慨啊，真疏财仗义啊，真肯接济朋友啊!连他，甚至连你自己，都以为你应该含着眼泪感激他，以后还要粉身碎骨，结草衔环来报答他。至于你，无论对他尽过什么力，用了多少心计，绞过多少脑汁，别人，他，你自己，都以为这是应该，都不会以为你的心血是什么尊贵的东西。他可以拍你的肩，亲昵地说：“朋友啊!”你就有感觉得飘飘然的义务：你却无论什么时候，不能在他身上任何地方动一下，甚至于是替他拂掉背后的灰尘。他可以说：某人，替我到某处去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即使顺便，你也不能请他替你丢一封信到邮筒里。在人面前，你和他站在一块儿或者一同赶路，纵然你有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毫不自惭形秽的素养；可是你怎能担保他呢?他也许正在嫌你这位叫化子似的家伙损了他的尊严。 
　　他的圆圆的面孔上有一层红润的宝光，那宝光使他显得高贵而且漂亮。那是营养好，生活舒适，不大操心人的标志，也是阔人的标志。有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是不确的。治人者或者多半有那种宝光，但劳心者却没有。只有不劳心自然也不劳力的治人者，才那么容光焕发。一天天地发胖，一天天地体重增加，使他自以为是越过越强健了。有时候，露出滚圆的膀子给清客们看：“我的体格怎样？”必然全听到别人重复一道“夫健全之精神，必寓于健全之身体；非常之事业，恒赖于非常之体魄”之类的高论。 
　　他走路的时候，一定是挺起胸，抬起头，扬起眼睛，膀子向两边分得很开，大摇大摆，气焰万丈。即使是他独自一人，没有人在前面替他鸣锣开道，他的面前无论有多少人，无论那些人正在做什么；即使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也自自然然会闪出一条巷子让他走过去。像长板坡的曹兵看见怀里绷着阿斗太子，一手持枪，一手仗剑，骑在马上，犹如生龙活虎的常山赵子龙来了一样。他不会用两只脚走路。而是用许多脚：“某人来了!”听到这话的时候，如果你不看，你会以为他是一条蜈蚣，因为至少有几十双皮鞋同时在响。如果你看，又会以为他是苕帚星，因为他拖着几丈长的越远越大的尾巴——他的跟班们。而精神上他也决不止是一个人；比如说，坐席自然独霸一方；坐火车，极落魄的时候也要翘起腿来占住两三个人的位子，如果不是一整个车厢，两头还用人把住门，使得查票员不敢打那经过。看戏，就得一个包厢，甚至一个院子，假如不是一条街。办公，更不用说，谁也不能估计究竟该有多少机关才能使它尽量发挥他的天才。顺理成章：他的公馆足足可以驻扎一个集团军，纵然那里面没有一个吃空额的军官。他每顿可以吞下够一万个人吃而有余的大菜。他的太太或者说王后王妃，谁也不容易知道确数，而随便“来往”一下的“夫人””小姐”当然不在其内。死了更要造一座比房子更大的坟和足以开几个银行的殉葬品；遗憾的是不能把地球装棺材里去——。 
　　越接近死的人，越想在地球上站牢——总在为自己霸住这地球打算：越是作恶多端的人越是关心自己的名誉——总在为自己生前身后的名誉打算。他们把自己的相片印出许许多多，借着某种力量，散布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他们雇佣会写字的穷人替他们在新建筑物上，名胜古迹的地方，乃至商店的招牌上，写上许多字，却落他们的款。那些字常常是刻在石头上的，可以流传到很久，以便多少年之后，真实情形日渐湮没，后人会惊服那时代的伟大人物同时还是出类拔粹的书法家。此外还请许多文人替他们著书立说，印成许多“×××言论集”，“×××著作集”，“×××全集”，里面包括对于文化、历史、科学、哲学、艺术、社会、政治、军事各种各样的可贵的意见。使人一见就会叹服他是天生的圣哲。至于那些替他所写字著书的人呢?纵然当时能多少得到一点什么好处，时间一过，他们的姓字就与草木同腐了。 
　　几乎每一个阔人家里都有万民伞，上面写着“爱民如子”之类的词句。到处都有官老爷们的德政碑，有的甚至有他的生祠。只要翻翻他们的家谱，墓志，他们每个人都是天下第一，古今无双的民之父母。可是这样好的民之父母，却在故乡乃至官地置下了阡陌连绵的田庄，建起了雕梁画柱的府第，娶进了许多千娇百媚如花似玉的如夫人，生出了一枝枝军队一样，浩荡的公子和小姐。好像这些真是天相善人，特别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子民毫无关系。他们的公子们叨他们的光，分据着朝内外的要津。小姐们也都无端嫁得金龟婿，间接与闻着朝政，这时候有不知趣的人出来说：“某公某公并非真是那么好的呵!”他们的公子们会饶你么?那些小姐会让她们的乘龙快婿饶你么?俗语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五代以后，谁都对于一两百年前的事模模糊糊，门生故旧们修的国史，记的野乘，以及国史野乘所取给的资材，万民伞，德政碑，祠堂记，墓邗表之类一齐都变成信史。 
　　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过去是他们的列祖列宗的，将来自然是他的龙子龙孙的。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 
　　1945，国庆，渝，三十六计楼      
祖国山川颂  
作者：黄药眠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县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教授。著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黄药眠散文集》、论文集《批判集》等。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的大自然的风景。 
　　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感到值得我留恋和爱抚。 
　　且不要去说什么俄罗斯的森林，英吉利的海，芬兰的湖泊，印度尼西亚的岛了。咱们中国自有壮丽伟大的自然图景。 
　　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蒙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岛的椰林碧海，有西北诸省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的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祖国的大地山河哟!哪一个地方不经过劳动者双手的经营，哪一个地方没有流过劳动者的汗，淌过战士们的血? 
　　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大雨曾来冲刷过它，异族奴隶主的铁骑曾来践踏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曾来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这些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存在着。一到了春天，它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表现出盎然的生意和万卉争荣的景色。  　　 
　　这是祖国大地对劳动者的回答，光秃秃的群山穿起了墨绿色的长袍，冈峦变成了翠绿的堆垛，沟谷变成了辽阔的田园，长满了葱绿的禾苗，沼泽变成明镜般的湖泊，层峦叠嶂表示低头臣服，易怒的江河也表示愿供奔走……  　　 
　　祖国的山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它们每唱一首歌，它们都总是作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我爱祖国的劳动人民，是他们开辟荒野，种出粮食，挑来河水或井水把我哺育长大。 
　　我怀念我的母亲。她用她的乳汁喂养我，她用大巴掌抚摩我的头。直到今天，我的身上还能感到她怀里的体温。  　　 
　　我爱祖国的文化。有时我朗读中国诗歌中的名句，体会到其中最细微的感情，捉摸到其中耐人寻味的思想，想像到其中优美的图景，感触到其中铿锵的节奏 、婉转悠扬的韵律，领略到其中言外的神韵。当我读到得意的时候，就不觉反复吟哦，悠然神往。当它触动到我心灵的襞褶的深处时，我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爱祖国的语言。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同我的生活血肉相连，同我的心尖一起跳跃。 
　　从最简单的一句话中，我可以联想到一长串的人物的画廊，联想到一系列的山川、树林、村舍、田野、池塘、湖泊。  　　 
　　我曾经远离祖国几年。那些日子，我对祖国真的说不出有多么的怀念。这怀念是痛苦又是幸福。痛苦，是远离了祖国的同志、祖国的山川风物；幸福，是有这样伟大的祖国供我怀念。  　　 
　　祖国的大自然经常改变它的装束。春天，它穿起了万紫千红的艳装；夏天，它披着青葱轻俏的夏衣；秋天，它穿着金红色的庄严的礼服；冬天，它换上了朴素的雪白长袍。 
　　大自然的季节的变换，促使着新生事物的成长。  　　 
　　这是春天的消息：你瞧!树枝上已微微露出了一些青色，窗子外面开始听得见唧唧的虫鸣了。我知道新的一代的昆虫，正在以我所熟悉的语言庆祝它们新生的快乐。  　　 
　　春天，乘着温湿的微风探首窗前问讯我的健康情况了。“谢谢你，可爱的春天”，我说。  　　 
　　碧油油的春草是多么柔软、茂盛和充满着生机啊!它青青的草色，一直绵延到春天的足迹所能达到的辽远的天涯…… 
　　因此，草比花更能引起人们的许多联想和遐思。  　　 
　　繁盛的花木掩着古墓荒坟，绿色的苍苔披覆着残砖废瓦。人世有变迁，而春天则永远在循环不已。  　　 
　　夏天的清晨，农村姑娘赤着脚，踩着草上的晶莹的露珠，走到银色的小溪里满满地汲了一桶水。云雀在天空歌唱，霞光照着她的鲜红的双颊。 
　　这是多么纯朴的劳动者的美啊!  　　 
　　半夜夏凉，我已睡着了。 
　　忽然听见月亮来叩我的窗子，并悄悄地告诉我，你的儿子正在山村的树林里拉手风琴，同农村孩子们一起开儿童节的晚会呢……  　　 
　　秋天，到处是金红的果子，翠锦斑斓的黄叶。但它也使人微微感到，一些树木因生育过多而露出来的倦意。  　　 
　　清秋之夜，天上的羽云像轻纱似的，给微风徐徐地曳过天河，天河中无数微粒似的星光一明一灭。 
　　人间的眼前近景，使人忘记了天宇的寥廓啊!  　　 
　　在冰峰雪岭下不也能开出雪莲来么?你看它比荡漾在涟漪的春水上面的睡莲如何? 
　　在花树构成的宫殿里，群蜂在那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我想这是劳动者之歌哟!  　　 
　　暗夜将尽，每一棵树都踮起脚来遥望着东方，企盼着晨曦。果然不久，红光满面的太阳出来了，它愉快地抱吻着每一个树梢，发出金色的笑。  　　 
　　黄昏蹒跚在苍茫的原野里。最后看见他好像醉汉似地颓然倒下，消失在黑夜里了。明早起来一看，他早已无影无踪，只看见万丈红霞捧出了初升的太阳。  　　 
　　有人感到秋虫的鸣响送来了暮色的苍凉，有人感到黄鹂的歌唱增添了春天的快乐。 
　　对自然界的景色和音响，人们往往因所处的地位和境遇不同而有不同的反应。  　　 
　　你也许曾经在花下看见细碎的日影弄姿，你也许曾经在林荫道旁看见图案般的玲珑树影，不过，你最好到森林深处去看朝阳射进来时的光之万箭的奇景。  　　 
　　生平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春天，春水涨满，桥的两孔像是一对微笑的眼睛。细雨如烟，桥上不时有人打着雨伞走过。对岸的红棉树开花了，燕子在雨中飞来飞去，还有一阵一阵的风，吹来了断续的残笛……  　　 
　　我曾躺在扬子江边的大堤上静听江涛拍岸的声音。我想起了赤壁之战、采石矶之战，想起了长发军攻下岳州时的壮烈场面，想起了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汀泗桥之役。折戟沉沙，这些人物都成为过去，只有林立江边的巨人似的工厂烟囱表明了我们这个新的时代。  　　 
　　面对着巨流滚滚的扬子江，我想起了它的发展的历程。 
　　最先它不过是雪山冰岩下面滴沥的小泉，逐渐才变成苍苔滑石间的细流，然后是深谷里跳跃着喜悦的白色浪花的溪涧。以后它又逐渐发展，一时它是澄澈的清溪萦回在牛群牧草之间，一时它又是沸腾咆哮、素气云浮的瀑布，一时它是波平如镜、静静地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泊，一时它又是飞流急湍、奔腾在崇山狭谷之间的险滩。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起伏，最后它才容纳了许多清的和浊的支流而形成了茫若无涯的、浩浩荡荡的大江。  　　 
　　每逢假日，我也常约伴去登山。 
　　我们不相信那山颠的云雾缭绕中有什么“神仙”，也不相信那白云深处有什么“高士”。 
　　我们去爬山，是为了休息脑筋，增强体质，丰富知识，同时也是为了锻炼革命的意志。 
　　当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爬上第一个山头，回头看看我们所经过的曲折盘旋的小径，看看在我们脚下飞翔的鹰隼，就不觉要高呼长啸。 
　　爬过几个山头以后，又看见前面还有更高的山俯视着我们。好容易爬上最后的顶峰，看看周围，看看耸峙的峭壁，突兀的危崖，嵯峨的怪石，挺立的苍松。在我们脚下是苍茫的云海，云海的间隙中，可以看到乡村，看到通往天边的道路…… 
　　这真是一种好的运动，好的锻炼，登山远望真令人心旷神怡，好像胸中能装得下山川湖泊。  　　 
　　我们曾在大海的近旁度假。 
　　碧绿的海水吐着白茫茫一片浪花，蔚蓝的天空像半透明的碧玉般的圆盖覆在上面，海鸥翱翔在晴天和大海之间。太阳就睡在我们的脚下。 
　　辽阔的晴空，清新的空气，荡涤了我们多少工作的疲劳啊! 
　　这是湖边休养所里的夏夜。 
　　凉风轻轻地触动着帏幔，我怀抱着微白的清宵梦入到渺茫的烟水之中。湖上的白莲花冉冉起来，变成穿着轻纱的姑娘在荷叶上跳着芭蕾舞。  　　 
　　我没有到过龙门壶口，没有看到过雁荡龙湫，但也看过黄果树的瀑布和许多偏僻地方的大瀑布。 
　　远离瀑布还好几里，就先听到丘壑雷鸣，先看到雾气从林中升起。走前去一看，只见一股洪流直冲而下，在日光映射下，像是悬空的彩练，珠花迸发，有如巨龙吐沫；水冲到潭里，激起了沸腾的浪花，晶莹的水泡。大大小小的水珠，随风飘荡，上下浮游，如烟如雾，如雨如尘，湿人衣袖。上有危崖如欲倾坠，下有深潭不可逼视。轰隆的巨响，震耳欲聋，同游旅伴虽想交谈几句，也好像失去了声音。 
　　看了瀑布使人感到有一股雄壮宏伟的气势，奔腾冲激的力量，云蒸霞蔚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具体说出什么，但它的冲劲的确使人振奋。  　　 
　　我并不怎么喜欢盆栽的什么名花；我倒是更喜欢在广阔的草原上，看见淡淡的微风平匀地吹拂着无边无际的含露的野花。  　　 
　　盆景把宏伟的山川变为庭院里的小摆设。有人赞赏这些东西，认为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安排山川。但在我看来，这些“理想”多少带有消闲的情趣。它怎能代替我们登上高山俯视云海，振衣千仞岗的感受呢!  　　 
　　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一切涯岸流向大海。静静的群山，则仍留在原来的地方，目送那盈盈的水波远去。 
　　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望故乡。 
　　选自《散文》1980年2月号      
西湖的雪景——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  
作者：钟敬文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话》、《湖上散记》等。  　　 
　　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而各地游客，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秋季游人已暂少，入冬后，则更形疏落了。这当中自然有所以然的道理。春夏之间，气温和暖，湖上风物，应时佳胜，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或“浴晴鸥鹭争飞，拂袂荷风荐爽”，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于此时节，往来湖上，陶醉于柔婉芳馨的情趣中，谁说不应该呢?但是春花固可爱，秋月不是也要使人喜欢么?四时的烟景不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泛求于一般人罢了。高深父先生曾告诉过我们：“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意，……揽景会心，便得真趣。”这是前人深于体验的话。 
　　自宋朝以来，平章西湖风景的，有所谓“西湖十景”，“钱塘十景”之说，虽里面也曾列入“断桥残雪”，“孤山霁雪”两个名目，但实际上，真的会去赏玩这种清寒的景致的，怕没有很多人吧。《四时幽赏录》的著者，在“冬时幽赏”门中，言及雪景的，几占十分的七八，其名目有“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扫雪烹茶玩画”，“山窗听雪敲竹”，“雪后镇海楼观晚炊”等。其中大半所述景色，读了不禁移人神思，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 
　　西湖的雪景，我共玩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下车，徒步走出钱塘门，经白堤，旋转入孤山路，沿孤山西行，到西泠桥，折由大道回来。此次雪本不大，加以出去时间太迟，山野上盖着的，大都已消去，所以没有什么动人之处。现在我要细述的，是第二次的重游。 
　　那天是一月二十四日。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清晨初醒来时，我便推知昨宵是下了雪。果然，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也点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详细的看去，觉得比目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这天却一色地白着，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并且都厚厚的，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目前的雪，虽然铺满了屋顶，但于木樨花树，却好像全无关系似的，这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这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  　　 
　　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预备上办公厅去。这天，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把他叫醒之后，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道：“老钟，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雪?”我回答他说：“不但有呢，并且很大。”他起初怀疑着，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让他望见了屋顶才肯相信。“老钟，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他很高兴的说。我“哼”的应了一声，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 
　　我们在校门上车时，大约已九点钟左右了，时小雨霏霏，冷风拂人如泼水。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路旁高起之地，和所有一切高低不平的屋顶，都撒着白面粉似的，又如铺陈着新打好的棉被一般。街上的已经大半变成雪泥，车子在上面碾过，不绝的发生唧唧的声音，与车轮转动时，磨擦着中间横木的音响相杂。 
　　我们到了湖滨，便换登汽车。往时这条路线的搭客是相当热闹的，现在却很冷落了。同车的不到十个人，为遨游而来的客人还怕没有一半。当车驶过白堤时，我们向车外眺望内外湖风景，但见一片迷蒙的水气弥漫着，对面的山峰，只有几于辨不清楚的薄影。葛岭、宝石山这边，因为距离比较密迩的原故，山上的积雪和树木，大略可以看得出来；但地位较高的保亻叔塔，便陷于朦胧中了。到西泠桥近前时，再回望湖中，见湖心亭四围枯秃的树干，好似怯寒般的在那里呆立着，我不禁联想起《陶庵梦忆》中一段情词幽逸的文字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心想这时不知湖心亭上，尚有此种痴人否?车过西泠桥以后，暂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连接着的野道中。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了。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和桔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远远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堕落下去，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实在，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误了。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有些枝条软弱的树，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路上行人很稀少。道旁野人的屋里，时见有衣着破旧而笨重的老人、童子，在围着火炉取暖。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况，仿佛令我暂时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繁遽了。 
　　到了灵隐山门，我们便下车了。一走进去，空气怪清冷的，不但没有游客，往时那些买念珠、古钱、天竺筷子的小贩子也不见了。石道上铺积着颇深的雪泥。飞来峰疏疏落落的著了许多雪块，清冷亭及其它建筑物的顶面，一例的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一个拍照的，当我们刚进门时，便紧紧的跟在后面，因为老李的高兴，我们便在清冷亭旁照了两个影。 
　　好奇心打动着我，使我感觉到眼前所看到的之不满足，而更向处境较幽深的韬光庵去。我悄悄地尽移着步向前走，老李也不声张的跟着我。以灵隐寺到韬光庵的这条山径，实际上虽不见怎样的长；但颇深曲而饶于风致。这里的雪，要比城中和湖上各处都大些，在径上的雪，大约有半尺来厚，两旁树上的积雪，也比来路上所见的浓重。曾来游玩过的人，该不会忘记的吧，这条路上两旁是怎样的繁植着高高的绿竹。这时，竹枝和竹叶上，大都着满了雪，向下低低地垂着。《四时幽赏录》山窗听雪敲竹条云：“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增冷。”这种风味，我们是没有福分消受的。 
　　在冬天，本来是游客冷落的时候，何况这样雨雪清冷的日子呢?所以当我们跑到庵里时，别的游客一个都没有，——这在我们上山时看山径上的足迹便可以晓得的——而僧人的眼色里，并且也有一种觉得怪异的表示。我们一直跑上最后的观海亭。那里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来。 
　　登上这亭，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远望浙江，甚而至于那缥缈的沧海的。可是此刻却不能了。离庵不远的山岭、僧房、竹树，尚勉强可见，稍远则封锁在茫漠的烟雾里了。  　　 
　　空斋蹋壁卧，忽梦溪山好。 
　　朝骑秃尾驴，来寻雪中道。 
　　石壁引孤松，长空没飞鸟。 
　　不见远山横，寒烟起林杪。 
　　（《雪中登黄山》）  　　 
　　我倚着亭柱，默默地在咀嚼着渔洋这首五言诗的清妙；尤其是结尾两句，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但说不定许多没有经验的人，要笑它是无味的词句呢。文艺的真赏鉴，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 
　　本来拟在僧房里吃素面的，不知为什么，竟跑到山门前的酒楼喝酒了。老李不能多喝，我一个人也就无多兴致干杯了。在那里，我把在山径上带下来的一团冷雪，放进在酒杯里混着喝。堂馆看了说：“这是顶上的冰其淋呢。” 
　　半因为等不到汽车，半因为想多玩一点雪景，我们决意步行到岳坟才叫划子去游湖。一路上，虽然走的是来时汽车经过的故道，但在徒步观赏中，不免觉得更有意味了。我们的革履，踏着一两寸厚的雪泥前进，频频地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有时路旁树枝上的雪片，忽然丢了下来，着在我们的外套上，正前人所谓“玉堕冰柯，沾衣生湿”的情景。我迟回着我的步履，旷展着我的视域，油然有一派浓重而灵秘的诗情，浮上我的心头来，使我幽然意远，漠然神凝。郑綮对人说他的诗思，在灞桥雪中，驴背上，真是懂得冷趣的说法。 
　　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纷地下来了。湖里除了我们的一支小划子以外，再看不到别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涟漪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 
　　舟将驶近断桥的时候，雪花飞飘得更其凌乱，我们向北一面的外套，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湿了。风也似乎吹得格外紧劲些，我的脸不能向它吹来的方面望去。因为革履渗进了雪水的缘故，双足尤冰冻得难忍。这时，本来不多开过口的舟子，忽然问我们道：“你们觉得此处比较寒冷么?”我们问他什么原故，据说是宝石山一带的雪山风吹过来的原因。我于是默默的联想到智识的范围和它的获得等问题上去了。 
　　我们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公园中各处都堆满了雪，有些已经变成了泥泞，除了极少数在等生意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量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羊羔美酒，”——至少也靠在腾着红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挚友，无忧虑地大谈其闲天，——以享受着他们“幸福”的时光，再不愿来这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人所惯受的寒冷了!      
“文革”博物馆  
作者：巴金 
　　巴金（1904—），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赫尔岑）、《处女地》（屠格涅夫）等。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淡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20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20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做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20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征，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厘米，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3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1966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1984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书  
作者：朱湘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集《中书集》等。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他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昏是婚的古字：在太阳下了山，对面不见人的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擎着红光闪闪的火把，悄悄向一个人家走近。等着到了竹篱柴门之旁的时候，在狗吠声中，趁着门还未闭，一声喊齐拥而入，让新郎从打麦场上挟起惊呼的新娘打马而回。同来的人则抵挡着新娘的父兄，作个不打不成交的亲家。 
　　印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娇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楷体是最常见的了。这里面又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一种是通行的正方体；还有一种是窄长的楷体，棱角最显；一种是扁短的楷体，浑厚颇有古风。还有写的书：或全体楷体，或半楷体，它们不单看来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并且有时有古代的写本，很足以考证今本的印误，以及文字的假借。 
　　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本旧书，则开章第一篇你便将看见许多朱色的印章，有的是雅号，有的是姓名。在这些姓名别号之中，你说不定可以发见古代的收藏家或是名倾一世的文人，那时候你便可以让幻想驰骋于这朱红的方场之中，构成许多缥缈的空中楼阁来。还有那些朱圈，有的圈得豪放，有的圈得森严，你可以就它们的姿态，以及它们的位置，悬想出读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少年，还是老人；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你也能借此揣摩出这主人公的命运：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了人间？是子孙不肖，将他舍弃了？是遭兵逃反，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还是运气不好，家道中衰，自己将它售卖了，来填偿债务，或是支持家庭？书的旧主人是这样。我呢？我这书的今主人呢？他当时对着雕花的端砚，拿起新发的朱笔，在清淡的炉香气息中，圈点这本他心爱的书，那时候，他是决想不到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他自己的未来命运，是个怎样结局的；正如这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我，不能知道我未来的命运将要如何一般。 
　　更进一层，让我们来想像那作书人的命运：他的悲哀，他的失望，无一不自然的流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时候，时而跟着他啼，时而为他扼腕太息。要是，不幸上再加上不幸，遇到秦始皇或是董卓，将他一生心血呕成的文章，一把火烧为乌有；或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一般命运，被浅见者标作禁书，那更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呵！ 
　　天下事真是不如意的多。不讲别的，只说书这件东西，它是再与世无争也没有的了，也都要受这种厄运的摧残。至于那琉璃一般脆弱的美人，白鹤一般兀傲的文士，他们的遭忌更是不言可喻了。试想含意未伸的文人，他们在不得意时，有的采樵，有的放牛，不仅无异于庸人，并且备受家人或主子的轻蔑与凌辱；然而他们天生得性格倔强，世俗越对他白眼，他却越有精神。他们有的把柴挑在背后，拿书在手里读；有的骑在牛背上，将书挂在牛角上读；有的在蚊声如雷的夏夜，囊了萤照着书读；有的在寒风冻指的冬夜，拿了书映着雪读。然而时光是不等人的，等到他们学问已成的时候，眼光是早已花了，头发是早已白了，只是在他们的头额上新添加了一些深而长的皱纹。 
　　咳！不如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些“人生”这本书罢！ 
　　选自《中书集》，1934年10月版，上海生活书店      
胡　　同  
作者：朱湘 
　　我曾经向子惠说过，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那时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榄。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骑河楼等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等词牌名的。 
　　胡同是的省写。据文字学者说，是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知的，要算八大胡同；这与唐代长安的北里，清末上海的四马路的出名，是一个道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铺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Fifth Avenue,Fourteenth Street，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那时候就是被全国中最稳最快的京中人力车夫说一句：“先儿，你多给两子儿，”也是得偿所失的。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苏州的土白，是南边话中最特彩的；女子是全国中最柔媚的。)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进中欧的鞑靼，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上文提及的龙头井以及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井儿胡同、南井胡同、北井胡同、高井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井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已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 
　　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呢?它们那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 
　　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缦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大铖住南京的裆巷，伦敦的Botten Row 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三八节有感  
作者：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湖南临沣人。著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梦河》、《莎菲女士的日记》等。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他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去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感，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为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官  
作者：臧克家 
　　臧克家（1905—），山东诸城人，诗人。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短篇小说集《挂红》，散文集《臧克家抒情散文选》等。有《臧克家文集》行世。  　　 
　　我欣幸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官”：大的，小的，老的，少的，肥的，瘦的，南的，北的，形形色色，各人有自己的一份“丰采”。但是，当你看得深一点，换言之，就是不仅仅以貌取人的时候，你就会恍然悟到一个真理：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们有同样的“腿”，他们的“腿”非常之长，奔走上官，一趟又一趟；结交同僚，往返如风，从来不知道疲乏。但当卑微的人们来求见，或穷困的亲友来有所告贷时，则往往迟疑又迟疑，迟疑又迟疑，最后才拖着两条像刚刚长途跋涉过来的“腿”，慢悠悠的走出来。“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这是一副样相；对象不同了，则又换上另一副英雄面具：叱咤，怒骂，为了助一助声势，无妨大拍几下桌子，然后方方正正的落坐在沙发上，带一点余愠，鉴赏部属们那份觳觫的可怜相。 
　　干什么的就得有干什么的那一套，做官的就得有个官样子。在前清，做了官，就得迈“四方步”，开“厅房腔”，这一套不练习好，官味就不够，官做得再好，总不能不算是缺陷的美。于今时代虽然不同了，但这一套也还没有落伍，“厅房腔”进化成了新式“官腔”，因为“官”要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说“人”话，打“人腔”，就失其所以为“官”了。“四方步”，因为没有粉底靴，迈起来不大方便，但官总是有官的步子，疾徐中节，恰合身份。此外类如：会客要按时间，志在寸阴必惜；开会必迟到早退，表示公务繁忙；非要公来会的友人，以不在为名，请他多跑几趟，证明无暇及私。在办公室里，庄严肃穆，不苟言笑，一劲在如山的公文上唰唰的划着“行”字，表现为国劬劳的伟大牺牲精神，等等。 
　　中国的官，向来有所谓“官箴”的，如果把这“官箴”一条条详细排列起来，足以成一本书，至少可以作成一张挂表，悬诸案头。我们现在就举其大者来赏识一下吧。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官是人民的公仆。”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于今是“中华民国”，人民更是国家的“主人翁”了，何况，又到了所谓“人民的世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话虽如此说，说起来也很堂皇动听，而事实却有点“不然”，而至于“大谬不然”，而甚至于“大谬不然”得叫人“糊涂”，而甚甚至于叫人“糊涂”得不可“开交”!人民既然是“主人”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主人”拿起鞭子来向一些失职的，渎职的，贪赃枉法的“公仆”的身上抽过一次?正正相反，太阿倒持，“主人”被强捐，被勒索，被拉丁，被侮辱，被抽打，被砍头的时候，倒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时时有。 
　　难道：只有在完粮纳税的场合上，在供驱使，供利用的场合上，在被假借名义的场合上，人民才是“主人”吗? 
　　到底是“官”为贵呢?还是“民”为贵?我糊涂了三十五年，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在糊涂中。 
　　第二条应该轮到“清廉”了。“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这是主人对文武“公仆”，“公仆”对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打“国仗”打了八年多，不惜死的武官——将军，不能说没有，然而没有弃城失地的多。而真真死了的，倒是小兵们，小兵就是“主人”穿上了军装。文官，清廉的也许有，但我没有见过；因赈灾救济而暴富的，则所在多有，因贪污在报纸上广播“臭名”的则多如牛毛——大而至于署长，小而至于押运员，仓库管理员。“清廉”是名，“贪污”是实，名实之不相符，已经是自古而然了。官是直接或间接(包括请客费，活动费，送礼费)用钱弄到手的，这样年头，官，也不过“五日京兆”，不赶快狠狠的捞一下子，就要折血本了。捞的技巧高的，还可以得奖，升官，就是不幸被发觉了，顶顶厉害的大贪污案，一审再审，一判再判，起死回生，结果也不过是一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也可以翻译做“长期休养”，过一些时候，一年二年，也许三载五载，便会落得身广体胖，精神焕发，重新走进自由世界里来，大活动而特活动起来。 
　　第三条：为国家选人才，这些“人才”全是从亲戚朋友圈子里提拔出来的。你要是问：这个圈子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才”吗?他可以回答你“那我全不认识呀!”如此，“奴才”变成了“人才”，而真正“人才”便永远被埋没在无缘的角落里了。 
　　第四条：奉公守法，第五条：勤俭服务，第六条：负责任，第七条……唔，还是不再一条一条的排下去吧。总之，所讲的恰恰不是所做的，所做的恰恰不是所讲的，岂止不是，而且，还不折不扣来一个正正相反呢。 
　　呜呼，这就是所谓“官”者是也。 
　　1945年于重庆　　　　　　　　　　　　　　 
　　选自《臧克家散文小说集》(下)，1982年12月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绕室旅行记  
作者：施蛰存 
　　施蛰存（1905—），浙江杭州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上元灯》、《梅雨之夕》，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学术论著《水经注碑录》等。  　　 
　　我一出了学校门，就想旅行。动机是非常迂腐，原来一心要学“太史公”的文章。当时未曾读过全部《史记》，只读《项羽本纪》，《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三五篇。但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却看了不少。一本《大食故宫余载》，尤其是我平生最爱书之一。据说林琴南的文章是“龙门”笔法，而“龙门”笔法是得力于游名山大川的。所以我渴想旅行，虽然我对于山水之趣并不十分浓厚。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的足迹还是北不过长江，南不过浙江。旅行的趣味，始终不曾领略过。这理由是一则为了没有钱，二则为了没有闲，而没有闲也就是为了没有钱。所以三年前就说要逛一趟北平，到今天也还未曾治装成行，给朋友们大大的笑话，说是蚂蚁也该早爬到了。 
　　今天气候很坏，天上阴霾，地上潮湿。看看报纸，北平附近似乎也不安逸，别说旅行去，便是想也不敢想它一想。桌上有几张现成的笺纸，突然兴发，不知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股勇气，抓起一枝秃了尖的邵芝岩小提笔，挥洒了一联吴梅村的诗句，叫做“独处意非关水石，逢人口不识杯铛”。摊在地上一看，毕竟没有功夫，不成体统。再写一联，叫做“瀹茗夸阳羡，论诗到建安”。这回字大了，魄力益发不够。写字一道，看来与我终竟无缘，只得抛进字簏去。惟有这两联诗句，着实看得中，将来免不得要请别人写了。 
　　收拾好墨池水滴，揩干净书桌，恰好校役送来一本《宇宙风》，总算有了消闲具。看到秋荔亭墨要之一，觉得俞平伯先生的文章游戏愈来愈妙，可惜我又不解其道，莫敢赞一辞。近来棋风似乎很盛，朋友们差不多都能来一手。我却不知如何，怎么也学不好。仿佛是林和靖说过：“我样样都会，只有下棋和担粪不会。”这句话倒颇可为我解嘲。只是“样样都会”一项，还是不够资格。而且以下棋与担粪并举，也不免唐突了国手。罪过罪过。 
　　翻完一本《宇宙风》，袖手默坐。眼前书册纵横，不免闲愁潮涌。“书似青山常乱叠”。则书亦是山。“不知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愁亦是水。我其在山水之间乎。“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不免打叠闲愁，且向书城中旅行一番。于是乎燃白金龙一支而起。 
　　一站起来，就看见架上那个意大利白石雕像。我幼时有三件恩物，是父亲买给我的。第一是一个宜兴砂制牧童骑牛水池，牧童背上的笠子便是水池的盖。原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我很欢喜它。有一天，因为盛水，一不经心，把那个笠子碰碎了一角。惋惜之下，竟哭起来。第二是一架照相机，当时手提摄影机初来中国，一架“柯达”一百二十号快镜须售二十元，连一切冲洗附件，共须三十元零。父亲也不忍拂逆我，给如数买来了。摄景，冲晒，忙了两三个月，成绩毫无，兴致也就淡了。在水池之后，照相机之前，我惟一的珍宝便是这个意大利石像。当时随父亲到上海游玩。在爱多亚路一间空屋里看见正在举行意大利石雕展览会，就进去看了一看。不看犹可，一看竟看呆了。我生平未尝见如此可爱的美术品。那时的石雕都是天然的云石(marble)，不是如现在市上所有的人造大理石或矾石。所以纯白之中有晶莹，雕刻的人体像没一个不是神采相授的。父亲屡次催促我走，因为他要去干正事。但我却迟疑着，也可说呆立着在那里了。我口虽不言，但欲得之心，却已给父亲看出了。他说：“你欢喜就买一个回去罢。”我大喜过望，就挑选了横卧的裸女像。那知一问价钱却要一百元以上。父亲连连摇头，我也觉得我不能买这样昂贵的东西。于是只得寻求价钱最便宜的。除了一些小器皿之外，雕像中间标价最便宜的就是这个半身人像，二十五元。当下那管理人翻出一本簿子来，查对号数，说这雕像是一位意大利诗人，名字叫做亚里奥斯妥。我当时方读西洋史，以为一定是这个中国人读错了洋文，这是亚列斯妥德的半身像。但不管他是亚列斯妥德或是亚里奥斯妥，反正都是诗人总不会错。诗人亦我所欲也。当下就请父亲买了下来。重顿顿地捧着走路，捧着上火车，在火车里捧着，直捧到家中。 
　　现在那水池早已不知去向了。那照相机也早给一位同学借到广州去革命，连性命带照相机都断送了。惟有这位意大利诗人还在我书斋中。可惜前年给我的孩子的傻乳娘，用墨笔给他点了睛，深入石理，虽然设法刮掉，终不免有点双目炯炯似的，觉得不伦不类了。 
　　在诗人半身像底下的，是一架旧杂志。我常常怕买杂志。要是不能积成全卷或全年的话，零本的旧杂志最是没办法安置的东西。但是如果要“炒冷饭”，旧杂志却比旧书的趣味更大。我的这些旧杂志，正如时下的还在不尽地印出来的新杂志一样，十之九是画报与文艺刊物。画报中间，最可珍贵的是那在巴黎印的《世界》和审美图书馆的《真相画报》近来中国的画报，似乎专在女人身上找材料，始而名妓，名妓之后是名媛，名女学生，或说高材生，再后一些便变了名舞女，以后是明星，以后是半裸体的女运动家和模特儿，最近似乎连女播音员也走上了红运。然而要找一种像英国的《伦敦画报》法国的《所见周报》和《画刊》这等刊物，实在也很少。就是以最有成绩的《良友》和《时代》这两种画报来看，我个人仍觉得每期中有新闻性的资料还嫌太少一些，至于彩色版之多，编制的整齐，印刷之精，这诸点，现在的画报似乎还赶不上三十年前的《世界》。“东方文明开辟五千年以来第一种体式闳壮图绘富艳之印刷物。西方文明灌输数十年以来第一种理趣完备组织精当之绍介品”。这个标语，即使到现在，似乎还应该让《世界》画报居之无愧。至于《真相画报》，我不知道它一共出了几期。在我所有的几期中，印着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照片，我觉得是很可珍贵的。但我对于它最大的感谢却是因为我从这份画报中第一次欣赏了曼殊大师的诗画。 
　　在文艺刊物方面，我很欢喜文明书局出版的三本《春声》，我说欢喜，并不对于它的内容而言——虽然我曾经有一时的确很欢喜过它的内容，而是说到它的篇幅。每期都是四五百页的一厚本，也是以后的出版界中不曾有过的事。 
　　在这一大批尘封的旧杂志中，我发现了一个纸包。我已经记不起这里边是什么东西了。我试猜想着：也许是一些撕下来预备汇订的杂志文章，也许是整理好的全年的报纸副刊，如《学灯》，《觉悟》，《晨报副刊》之类。打开来一看，却全没有猜中。这是一份纸版。这才想起来，这是一种始终未曾诞生的文艺月刊的创刊号底纸型。 
　　大概是十七年的夏天，戴望舒杜衡和新从北平南归的冯画室都住在我家里。在种种文学的活动之中，我们向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了给他们编一个三十二开型的新兴文艺小月刊。名字呢，我们费了两天的斟酌，才决定叫做《文学工场》。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我们编好了第一期稿子，就送到上海光华书局去。谁送去的，现在可记不起了。过了二十天，到了应该在报纸上看见出版广告的日子。一翻报纸，却遍寻不见我们渴盼着的广告。这天，代替了杂志创刊广告的，是光华书局寄来的一封快信，信中很简单地说他们不能给我们刊行这个杂志了，因为内容有妨碍。于是，我很记得，望舒和画室专程到上海去了。次日，他们回来了。带回来了我们的新兴文学小月刊第一期全部纸型。是的，我还记得画室的那副愤慨的神情：“混蛋，统统排好了，老板才看内容。说是太左倾了，不敢印行，把全副纸版送给我们!” 
　　这就是现在我从旧杂志堆里拣出来的一包纸型。真的，我已经早忘却了这回事了。这始终未曾印行出来的《文学工场》创刊号底内容一共包含着五篇文章：第一篇是杜衡的译文《无产阶级艺术底批评》，署名用“苏汶”，这大概是最早见于刊物的“苏汶”了。第二篇是画室的《革命与智识阶级》，这篇文章后来曾登载在《无轨列车》上。第三篇是我的一篇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追》，署名“安华”，这是我的许多笔名之一。我说这篇是“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这并不是现今的说法，即使在当时，我也不能不自己承认是一种无创造性的摹拟：描写方法是摹拟，结构是摹拟，连意识也是摹拟。这篇小说后来也曾在《无轨列车》上发表，并且由水沫书店印行了单行本，终于遭受了禁止发行的命运，这倒是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敢希望它的。第四篇是江近思的诗《断指》。江近思就是望舒，这首诗后来曾编入《我底记忆》，但似乎删改得多了。第五篇又是画室译的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大概书店老板之所以不敢印行这本杂志，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为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中间，真有许多怕人的标语口号也。 
　　在这份纸型的最上，我还看到一个“本刊第二期要目预告”。这一期内容似乎多了，一共有七个题目。  　　 
　　黑寡妇街（小说）　　　　　　　苏　汶 
　　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　　　　画室译 
　　文学底现阶段　　　　　　　　　周星予 
　　放火的人们(诗)　　　　　　　　江近思 
　　寓言　　　　　　　　　　　　　安　华 
　　最近的戈理基　　　　　　　　　升曙梦 
　　戈理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　　　绥拉菲莫维支  　　 
　　这七篇文章，除了那首诗从此没有下落之外，其余的后来都曾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现在看看，觉得最有趣的倒是那末一篇，恰恰说明了一九二七、二八年间的左翼文学刊物了。当我把这一包纸型重又郑重地包拢的时候，心中忽然触念到想把它印几十本出来送送朋友，以纪念这个流产了的文学月刊。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逛逛了。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安置旧杂志的书架，不消三步，就到窗槛边的壁隅了。那里有一只半桌，桌子上安置着一只账箱，是父亲的东西。我曳开账箱门来一看，里面并没有什么账簿算盘之类，不知几时藏在那里的，一个盛贮印章的福建漆盒安逸地高隐着。我不懂得印石的好歹，但是我很喜欢玩印章。这趣味是开始于我在十五六岁时从父亲的旧书箱中找到一本《静乐居印娱》的时候，而在一二月以后从神州国光社函购的一本《斋藏古玉印谱》使我坚定了玩赏印章的癖性。这建漆匣子的二三十枚印石，也是祖传的几件文房具之一，差不多都是“闲图章”，如“花影在书帷”，“我思古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辞句倒都还有趣，只是石质并不很好，而且刻手也不是什么名家，除了我把它们当做“家珍”以外，讲赏鉴的博雅君子是不会中意的。说到印章，我还有一个故事，可资谈助。那是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时候，每星期日总到“旗下”去玩。走过明德斋那家刻字店，总高兴去看看他们玻璃橱里的印章。有一天，我居然花了八毛钱买了一块椭圆形的印石。不知怎么一想，想到有个杭州人曾经刻过一块图章，文曰“苏小是乡亲”，便摹仿起来，叫刻字店里的伙计给我刻了“家姊是吴宫美人”七个阳文篆字。这是想拉“西施”做一家人了。放了年假，把这颗图章带到家里，给父亲看见了，他就大大的讪笑了我一场，羞得我赶紧来磨掉。现在连这块印石也不知哪里去了。 
　　隔着一行蛎壳长窗，紧对着这账箱，高高地在一只竹架上的，是一个七八年不曾打开过的地球仪箱子，于是在这里边，我又发现了一本民国十一年四月中华书局同仁进德会出版的《进德》杂志。我翻开来一看，原来它已不是《进德》杂志，而是我的贴报簿了。这上面所剪贴的大概是十一二年间的《申报》《新闻报》《时报》上的长篇新闻纪事和文艺作品。当时固然为了它们有趣味，所以剪下来保留起来，而现在看看，却是格外有趣味了。在《进德》杂志中的《说平民和平民主义》那篇文章的第二页上，粘着几篇溥仪夫人作品。此外凡所粘贴的东西，都是绝妙好辞，不能一一抄录，只得仿八景之例，记下了八个名目：第一黎黄坡个电原文。第二，清宫烬余物品目录。第三，巴黎通信，春城葬花记。这是名女优莎拉·蓓尔娜夫人之死的记事，附有夫人遗容与绝笔铜图一帧。第四，李昭实的捷克通信，百衲治化谈。第五，黎明晖小姐的说糖。第六，刘三致黄任之书论四时花序。第七，辜鸿铭论小脚美。第八，美国之麻将潮。这八景实在可以代表了民国十一二年间上海各大报的精华。尤其是《申报》上的李昭实和王一之的欧洲通信，真是很美丽的文字，可惜以后竟无人继起了。 
　　我把这地球仪的箱子重又搁上了书箱顶之后，才想起我的白金龙不知剩下在那一家别墅的茶几上或那一座凉亭的石栏上了。走回头路一寻，原来在玩弄印石的时候搁在那账箱旁边了。大半枝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这时，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酽酽的怪有温暖之感。抽烟品茗的欲望打消了我旅行的趣味，何况两足虽未起趼，而两手实已沾满了尘埃乎?好!我回去罢，正如小说中所说“话休烦絮，瞬息便到了家门”。于是，我又坐下藤椅中了。 
　选自《施蛰存散文选集》，1986年初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论　老　年  
作者：施蛰存 
　　西塞罗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他有不少著作留传下来，著名的政论文、演说稿、书信、杂文，不下几百篇。可惜中文译本只有粱实秋译的一本《西塞罗文录》，还是三十年代的事。最近听说又有了新译本，内容还是梁实秋译的那几篇，我还没有见到，不知译笔会不会比梁实秋好些。 
　　《西塞罗文录》中有一篇《论老年》，是一篇著名散文，我当年读了很感兴趣。不过，西塞罗只活到六十八岁，就被人暗杀。他论老年，恐怕只是一个五六十岁人的体会，在今天看来，这还不算老年。法律上规定，男子六十岁退休，女子五十五岁退休，这样说来，六十岁才开始进入老年，他还没有老年人的思想、情绪、经验，体会呢。 
　　老年，老人，这个老字，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概念有过几次变动。有一个现象，大可注意。汉代以前，一个人，过了七十岁才算是老了。孔夫子叙述自己的一生，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下面就不说下去了。另外，他还说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在孔子的时候，七十岁以后，才算进入了老年。所以汉代的字典《说文》注释这个“老”字，明确地说：“七十曰老。”可是，这个标准，到了后世，似乎只有做官的人可以保持不变。“七十而致仕”，从周朝到清朝，没有改变过，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律到七十岁退休。老百姓呢，老得早了。皇侃注《论浯》说“五十以上为老”。《文献通考·户口考》说：“晋以六十六岁以上为老，隋以六十为老，唐以五十五岁为老，宋以六十为老。”这样看来，在人民中间，老的概念，曾经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游移不定过。汉朝以后，只有做官的人有特权比老百姓迟老十年。 
　　不管六十也好，七十也好，反正我已经毫无问题地老了。中年、青年、少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观念，都遗弃了我，我也遗弃了它们。我和中、青、少年之间，显然存在了不同广阔的代沟，我已主动又被动地进入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王国。我的一切观念，如果不赶紧自己交代，现在和将来的中青少年是不会理解的。于是，我也来谈论老年。  　　 
　　说起老年，就想到晚年。根据传统的修辞用法，晚年不一定是老年，老年也并不年年都是晚年。太阳即将落山，夜幕尚未降临，这时候叫做晚。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尽，还没有死，这年龄叫做晚年。晚年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固定年数或年期。一个在五十岁上逝世的人，他的四十八、九岁就是晚年。四十四、五岁，就不能说是他的晚年。我第一次退休，是在1975年，工宣队送我回家，祝颂我晚年愉快。我心里好笑，你以为我过两三年就死了吗?到今天，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活着，有这么长期的晚年吗?现在的青年人，经常以晚年安乐、健康祝颂老年人，却不知道老年人心里难受。这不是祝颂，简直是咒诅他快死啊。在我辈老人的词汇里，“晚年”这个语词仅仅在讲到一个已故世的人的最后几年才用到，从来没有当面对生存的人用的。 
　　记远不记近，这是老人十拗之一。我在青少年时，和老辈讲话，他们对十年、二十年前的事，会说得清清楚楚，对十天八天以前的事，却想不起来。我当时也想不通，以为这是老年人的古怪。现在我自己明白了。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许多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年纪越小，这种深刻的印象也越多。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五六岁时，住在苏州，父亲带我到虎丘去看迎神赛会。一尊巨大的“老爷”(神像)由许多人抬着走过，那老爷的眼睛会闪动，十分威严。我非常害怕。这是第一次看见，印象最深，永远记得。以后还看过几十次迎神赛会，都不很记得了。到了老年，每天的生活，差不多平淡无奇。昨天和前天一样，前天和大前天一样，没有特异的情况，因而也没有深刻的印象。所谓记远不记近，也并不是说，凡年代久远的事或人都记得，凡最近的事或人都不记得。只是过去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多；老来的生活中，印象深的事情少。这就是老人记远不记近的理由。说穿了，也并不古怪。  　　 
　　老人饶舌，说话滔滔不绝。他愈说愈高兴，听的人愈听愈厌烦。这情况也确是有的。不过，这并不是一切老人的通病。有些老人恰恰相反。他们沉默寡言，似乎很不愿意开口。这等老人，我们留着耽一会儿再谈。且说饶舌的老人，也有好几种。一种老人是长久孤独地耽在家里，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也没有机会说话。忽然来了一个客人，老朋友，老同事，多年不见的亲戚，双方都有许多可说的话。于是，老人的话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种情况的老人饶舌，客人不会厌烦，因为客人知道，是他自己引逗出来的。在老人这方面，其实也不能说他饶舌。也许他已有好久不说话，今天只是并在一起总说罢了。 
　　如果来了一个普通礼节性拜访的客人，原来只打算向老人问候一下，坐一会儿就走。可是，他想不到给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使他没有站起来告辞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总是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客人绝没有引逗他，他会自己搭过去。有些客人，可能已经听他讲过好几遍了。可是，老人自己不记得，客人也不便说破，只好恭听下去。这种老人，确是饶舌得可厌。不过，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理解他，容忍他，静静地听他讲，千万不要打断他。老人讲他平生得意的事情，是他的孤独的退休生活的兴奋剂。让他自我陶醉一下吧。 
　　至于那些沉默寡言的老人，也有几等。一等是体力已经非常衰弱的老人。他的肺功能已经不能说话。偶然应对一句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对于这一等老人，做客人的最好尽快告退，不要伤害他所余无几的体力。另外一等沉默寡言的老人，大多是胸有城府的哲人。有些是世故人情阅历得多了，他知道“言多必失”。既已退出社会，犯不着再冒风险，于是他守口如瓶，一言不发。无论你问他什么，他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或则笑笑。如果你要追问他，硬要他表态，他总是简单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我没意见”。这是一种非常谨小慎微的老人。另外还有一种悲观厌世的老人，他们是犬儒主义者。你去访问他，他招待你，客气得很，显得很殷勤。但是，他只听你讲，绝不搭话。而且对你讲的话，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你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你也不知道他听清了没有。有时他忽然对你微笑，你也无法理解，这是他感到兴趣呢，还是讽刺? 
　　我宁可面对一个饶舌的老人，不愿意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 
　　老人怀旧，这和记远不记近不同。怀旧是对无论什么事物，老人都以为从前的好。物价是从前廉平，饮食起居是从前考究、舒服，人情是从前厚道，社会是从前安定，生活是从前富裕……所谓“从前”，都没有一定的年期，十年前是从前，二十年前也是从前。六、七十岁老人所怀念的从前，总在二、三十年之前。八、九十岁的老人，怀念的常是四、五十年之前。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每一个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是他的黄金时代。饮食服御的享受，世故人情的经验，亲戚朋友的交际，事业知识的发展，乃至财富产业的累积，成败升沉的阅历，都在这三十年中。这三十年间的社会和生活，是属于他的，他知道得很清楚。过了五十岁，一步一步走入老境，社会渐渐地远离了他，生活境界渐渐地简单、缩小。他失去了活力，不会增加新的知识。于是，他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因为他无法享受现在的好。碰到一些固执的老人，他还要拒绝享受现在的好。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还有些不服老的老人，他们还能精神焕发地跟上时代，不甘落伍。扬扬自得地和大伙儿一起跳老年迪斯科。也有人带着老伴坐咖啡店，听音乐，挤在年轻人中间卖弄他们的鸡皮鹤发。这一等老人，大约不会怀旧，不会说一切都是从前的好。不过，我想想，还是要劝他们回去，坐在沙发上，喝一杯清茶，追怀从前的好。老人怀旧是正常的，趋新是变态。 
　　有人提醒我，老人还有一个特征：嘴馋。不错，老人确实嘴馋，常常想吃。我自己就是这样。不过，青年人不会发现，老人想吃的是什么?我自己很明白，老人的嘴馋和青少年不一样。老人嘴馋，并不是食欲亢进，而是多少和怀旧有关系。老人并不想吃他没有吃过的东西，因为那种东西，不在他的知识和记忆里。老人尽管嘴馋，想吃，可是，把他想吃的东西办到，他也不会狼吞虎咽，只吃了一点点就满足了。从怀旧的感情出发，我常常想吃年轻时以为好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现在还可以吃到，我也总以为从前吃的比现在的好。例如，1938年暑假，我在越南河内，吃到很好的香蕉、椰子、芒果。五十年了，似乎余味犹在。上海虽然也可以吃到香蕉，偶尔也可以吃到椰子，但我总是想吃河内的。至于芒果，上海已多年不见，见了也不会嘴馋。黄鱼、带鱼，向来是中等人家餐桌上的日常菜，从来不上筵席；现在呢，一盘松子黄鱼，比从前一大碗排翅还贵，带鱼的市场价格反而比鲭鱼贵。我现在只得多吃鲭鱼而懊悔从前没有多吃鱼翅。老人的嘴馋，大概如此，是一种怀旧感情的透露。饮食方面，尽管有新时代的新产品，一般老人都不会趋新。青年人非喝可乐、雪碧不可，老人却宁可喝一杯郑福斋的冰镇酸梅汤，或觉林的杏酪豆腐。吃得到，当然很高兴，吃不到，嘴就馋了。  　　 
　　孟子和他的学生告子忽然谈到人性问题。告子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食色性也”。从此以后，一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生理学，心理学，永远把食与色连在一起，好像贪嘴爱好的人必定好色。我讲到老人嘴馋，就有人提醒我：老人也好色。那么，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老人的好色。 
　　许多人都以为嘴馋不丢脸，不妨承认；好色是见不得人的事，非但不可承认，而且必须否认。其实，也不用大惊大怪，在我们儒家先圣先贤的世界观中，好色也的确和嘴馋一样，不过是人性之一端而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寡人好色。”“国风好色而不淫。”君臣、师生公然谈到好色，而且有人记录下来，写入煌煌经典。孟夫子还说过一句：“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简直骂不好色的人是瞎子。这样看来，好色又何必讳言? 
　　不过，好色这个语词，大概古今意义不同。古人所谓好色，是多看几眼美丽的姑娘。从头看到脚：“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已经是瞪着眼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到后来，不禁赞叹：“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如果再要进一步欣赏，那么可以到东门外去和姑娘们一起沤麻，趁此机会，和她们一起唱唱歌，或谈谈家常。“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不过，这已经是青年人的行为了。老年人，大约惊赞一声“美无度”之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既不想“君子好逑”，也不会“吉士诱之”。既不会约她“俟我于城隅”，也不会要求她“期我乎桑中。” 
　　好色这个语词的现代用法，就把老年人排除在外了。既然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可见“好色”和“淫”是两回事。可是现代人用“好色”这个语词，却把“淫”的意义也概括进去了。从好色到淫的全过程，叫做“恋爱”。青年人的恋爱，犹如一场足球赛。许多人你争我夺，目的是把一个球踢入球门。球进入球门之后，恋爱就自行殒灭，生命进入另一阶段。 
　　青年人的好色，以球门为目的，他是要有所获得的。老年人的好色，没有球门，故不想得到什么。孔夫子早已告诫过：“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因此，我们可以说，老年人的好色，是出于美感；而青年人是出于欲念，虽然同是性。 
　　老人的好色，非但无所得，反而常常会有所失。这个失，与青年的失恋不同。老人所失的，不是一个进门球，而是一种审美趣味的幻灭。世界上有多少老人，见过多少美丽的姑娘，过不了几年，就看见这个美丽，已变成老丑。甚至，在看到她的美丽的时候，已看到她老丑的阴影。白居易是个好色的诗人，他喜欢看美丽的姑娘。但是，他常常慨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老人好色，同时又悟到色即是空。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大概只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这是青年人所不会理解的。 
　　选自《文汇月刊》1990年第6期      
途　　中  
作者：梁遇春 
　　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著有散文选集《春醪集》、《泪与笑》等。  　　 
　　今天是个潇洒的秋天，飘着零雨，我坐在电车里，看到沿途店里的伙计们差不多都是懒洋洋地在那里谈天，看报，喝茶——喝茶的尤其多，因为今天实在有点冷起来了。还有些只是倚着柜头，望望天色。总之纷纷扰扰的十里洋场顿然现出闲暇悠然的气概，高楼大厦的商店好像都化做三间两舍的隐庐，里面那班平常替老板挣钱，向主顾陪笑的伙计们也居然感到了生活余裕的乐处，正在拉闲扯散地过日，仿佛全是古之隐君子了。路上的行人也只是稀稀的几个，连坐在电车里面上银行去办事的洋鬼子们也燃着烟斗，无聊赖地看报上的广告，平时的燥气全消，这大概是那件雨衣的效力罢!到了北站，换上去西乡的公共汽车，雨中的秋之田野是别有一种风味的。外面的蒙蒙细雨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只是车窗上不断地来临的小雨点，同河面上错杂得可喜的纤纤雨脚。此外还有粉般的小雨点从破了的玻璃窗进来，栖止在我的脸上。我虽然有些寒战，但是受了雨水的洗礼，精神变成格外地清醒。已撄世网，醉生梦死久矣的我真不容易有这么清醒，这么气爽。再看外面的景色，既没有像春天那娇艳得使人们感到它的不能久留，也不像冬天那样树枯草死，好似世界是快毁灭了，却只是静默默地，一层轻轻的雨雾若隐若现地盖着，把大地美化了许多，我不禁微吟着乡前辈姜白石的诗句，真是“人生难得秋前雨”。忽然想到今天早上她皱着眉头说道：“这样凄风苦雨的天气，你也得跑那么远的路程，这真可厌呀!”我暗暗地微笑。她那里晓得我正在凭窗赏玩沿途的风光呢?她或者以为我现在必定是哭丧着脸，像个到刑场的死囚，万不会想到我正流连着这叶尚未凋，草已添黄的秋景。同情是难得的，就是错误的同情也是无妨，所以我就让她老是这样可怜着我的仆仆风尘罢；并且有时我有什么逆意的事情，脸上露出不豫的颜色，可以借路中的辛苦来遮掩，免得她一再追究，最后说出真话，使她凭添了无数的愁绪。 
　　其实我是个最喜欢在十丈红尘里奔走道路的人。我现在每天在路上的时间差水多总在两点钟以上，这是已经有好几月了，我却一点也不生厌，天天走上电车，老是好像开始蜜月旅行一样。电车上和道路上的人们彼此多半是不相识的，所以大家都不大拿出假面孔来，比不得讲堂里，宴会上，衙门里的人们那样彼此拼命地一味敷衍。公园，影戏院，游戏场，馆子里面的来客个个都是眉开眼笑的，最少也装出那么样子，墓地，法庭，医院，药店的主顾全是眉头皱了几十纹的，这两下都未免太单调了，使我们感到人世的平庸无味，车子里面和路上的人们却具有万般色相，你坐在车里，只要你睁大眼睛不停地观察了卅分钟，你差不多可以在所见的人们脸上看出人世一切的苦乐感觉同人心的种种情调。你坐在位子上默默地鉴赏，同车的客人们老实地让你从他们的形色举止上去推测他们的生平同当下的心境，外面的行人一一现你眼前，你尽可恣意瞧着，他们并不会晓得，而且他们是这么不断地接连走过，你很可以拿他们来彼此比较，这种普通人的行列的确是比什么赛会都有趣得多，路上源源不绝的行人可说是上帝设计的赛会，当然胜过了我们佳节时红红绿绿的玩意儿了。并且在路途中我们的心境是最宜于静观的，最能吸收外界的刺激的。我们通常总是有事干，正经事也好，歪事也好，我们的注意免不了特别集中在一点上，只有路途中，尤其走熟了的长路，在未到目的地以前，我们的方寸是悠然的，不专注于一物，却是无所不留神的，在匆匆忙忙的一生里，我们此时才得好好地看一看人生的真况。所以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途中是认识人生最方便的地方。车中，船上同人行道可说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许多人把它们当做废纸，空走了一生的路。我们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谓行万里路自然是指走遍名山大川，通都大邑，但是我觉换一个解释也是可以。一条的路你来往走了几万遍，凑成了万里这个数目，只要你真用了你的眼睛，你就可以算是懂得人生的人了。俗语说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我们不幸未得入泮，只好多走些路，来见见世面罢!对于人生有了清澈的观照，世上的荣辱祸福不足以扰乱内心的恬静，我们的心灵因此可以获到永久的自由，可见个个的路都是到自由的路，并不限于罗素先生所钦定的：所怕的就是面壁参禅，目不窥路的人们，他们自甘沦落，不肯上路，的确是无法可办。读书是间接地去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地去了解人生，一落言诠，便非真谛，所以我觉得万卷书可以搁开不念，万里路非放步走去不可。 
　　了解自然，便是非走路不可。但是我觉得有意的旅行倒不如通常的走路那样能与自然更见亲密。旅行的人们心中只惦着他的目的地，精神是紧张的。实在不宜于裕然地接受自然的美景。并且天下的风光是活的，并不拘拘于一谷一溪，一洞一岩。旅行的人们所看的却多半是这些名闻四海的死景，人人莫名其妙地照例赞美的胜地。旅行的人们也只得依样葫芦一番，做了万古不移的传统的奴隶。这又何苦呢?并且只有自己发现出的美景对着我们才会有贴心的亲切感觉，才会感动了整个心灵，而这些好景却大抵是得之偶然的，绝不能强求。所以有时因公外出，在火车中所瞥见的田舍风光会深印在我们的心坎里，而花了盘川，告了病假去赏玩的名胜倒只是如烟如雾地浮动在记忆的海里。今年的春天同秋天，我都去了一趟杭州，每天不是坐在划子里听着舟子的调度，就是跑山，恭敬地聆着车夫的命令，一本薄薄的指南隐隐地含有无上的威权，等到把所谓胜景一一领略过了，重上火车，我的心好似去了重担。当我再继续过着我通常的机械生活，天天自由地东瞧西看，再也不怕受了舟子，车夫，游侣的责备，再也没有什么应该非看不可的东西，我真快乐得几乎发狂。西泠的景色自然是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迹，可惜消失得太慢，起先还做了我几个噩梦的背境，当我梦到无私的车夫，带我走着崎岖难行的宝石山或者光滑不能住足的往龙井的石路，不管我怎样求免，总是要迫我去看烟霞洞的烟霞同龙井的龙角。谢谢上帝，西湖已经不再浮现在我的梦中了。而我生平所最赏心的许多美景是从到西乡的公共汽车的玻璃窗得来的。我坐在车里，任它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跳荡，看着老看不完的十八世纪长篇小说，有时闭着书随便望一望外面天气，忽然觉得青翠迎人，遍地散着香花，晴天现出不可描摹的蓝色。我顿然感到春天已到大地，这时我真是神魂飞在九霄云外了。再去细看一下，好景早已过去，剩下的是闸北污秽的街道，明天再走到原地，一切虽然仍旧，总觉得有所不足，与昨天是不同的，于是乎那天的景色永留在我的心里。甜蜜的东西看得太久了也会厌烦，真真的好景都该这样一瞬即逝，永不重来。婚姻制度的最大毛病也就是在于日夕聚首：将一切好处都因为太熟而化成坏处了。此外在热狂的夏天，风雪载途的冬季我也常常出乎意料地获到不可名言的妙境，滋润着我的心田。会心不远。真是陆放翁所谓的“何处楼台无月明”。自己培养有一个易感的心境，那么走路的确是了解自然的捷径。 
　　“行”，不单是可以使我们清澈地了解人生同自然，它自身又是带有诗意的、最浪漫不过的。雨雪霏霏，杨柳依依，这些境界只有行人才有福享受的。许多奇情逸事也都是靠着几个人的漫游而产生的。《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Cervantes的《吉诃德先生》（“Don Quixote”），Swift的《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Bunyar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Cowper的《痴汉骑马歌》(“John Gilpin”)，Dickens的“Pickwick Papers”，Byron的“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Fielding的“Joseph Andrcws”，Gogols的“Dead Souls”等不可一世的杰作没有一个不是以“行”为骨子的，所说的全是途中的一切，我觉得文学的浪漫题材在爱情以外，就要数到“行”了。陆放翁是个豪爽不羁的诗人，而他最出色的杰作却是那些纪行的七言。我们随便抄下两首，来代我们说出“行”的浪漫性罢!  　　 
　　剑南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  　　 
　　南定楼遇急雨  　　 
　　行遍梁州到益州， 
　　今年又作度泸游， 
　　江山重复争供眼， 
　　风雨纵横乱入楼。 
　　人语朱离逢峒獠， 
　　棹歌乃下吴州， 
　　天涯住稳归心懒， 
　　登览茫然却欲愁。  　　 
　　因为“行”是这么会勾起含有诗意的情绪的，所以我们从“行”可以得到极愉快的精神快乐，因此“行”是解闷销愁的最好法子，将濒自杀的失恋人常常能够从漫游得到安慰，我们有时心境染了凄迷的色调，散步一下，也可以解去不少的忧愁。How thorne同Edgar Allen Pce最爱描状一个心里感到空虚的悲哀的人不停地在城里的各条街道上回复地走了又走，以冀对于心灵的饥饿能够暂时忘却，Dostoivsky的《罪与罚》里面的Raskolinkov犯了杀人罪之后，也是无目的到处乱走，仿佛走了一下，会减轻了他心中的重压。甚至于有些人对于“行”具有绝大的趣味，把别的趣味一齐压下了，Stevenson的《流浪汉之歌》就表现出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在最后一段里说道：“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 
　　Wealth I ask not,hope nor love, 
　　Nor a friend to know me; 
　　All I ask,the heaven above 
　　And the road below me. 
　　Walt Whitman也是一个歌颂行路的诗人，他的《大路之歌》真是“行”的绝妙赞美诗，我就引他开头的雄浑诗句来做这段的结束罢! 
　　A foot and Light-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 
　　Healthy,free,the world before me, 
　　The long bro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我们从摇篮到坟墓也不过是一条道路，当我们正寝以前，我们可说是老在途中。途中自然有许多的苦辛，然而四围的风光和同路的旅人都是极有趣的，值得我们跋涉这程路来细细鉴赏。除开这条悠长的道路外，我们并没有别的目的地，走完了这段征程，我们也走出了这个世界，重回到起点的地方了。科学家说我们就归于毁灭了，再也不能重走上这段路途，主张灵魂不灭的人们以为来日方长，这条路我们还能够一再重走了几千万遍。将来的事，谁去管它，也许这条路有一天也归于毁灭。我们还是今天有路今天走罢，最要紧的是不要闭着眼睛，朦朦一生，始终没有看到了世界。 
　　1929年11月5日      
野百合花  
作者：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院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写过一些文艺评论和杂文，如《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还翻译过一些作品。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 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 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的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的“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的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的“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选自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雨中登泰山  
作者：李健吾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戏剧家、文学翻译家。著有散文集《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等。  　　 
　　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惜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 
　　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挎起背包，兴致勃勃，朝岱宗坊出发了。 
　　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坊，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铺下去，碰着嶙嶙的乱石，激起一片雪白水珠，脱线一般，撒在洄漩的水面。这里叫作虬在湾：据说虬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掷翻腾，像又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喑恶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种瑰奇的景色。 
　　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这里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两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作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 
　　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坊：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挡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朝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訇訇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影影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紧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更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墨山水。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经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字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把这里叫作柏洞。我们抖擞精神，一气走过壶天阁，登上黄岘岭，发现沙石全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 
　　靠住二天门的石坊，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云薄了，雾又上来。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面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跳跳蹦蹦，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了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子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水流，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想凑近了看，隔着辽阔的山沟，走不过去。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个正着。水面有两三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的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到南天门。 
　　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上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也有，什么颜色也有，挨挨挤挤，芊芊莽莽，要把岩的山石装扮起来。连我上了一点岁数的人，也学小孩子，掐了一把，直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在山涧里，随水漂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的，却是那些“吸翠霞而夭矫”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隙缝，身子扭的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紧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搭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应劭引用马第伯在《封禅仪记》里的话，这样形容：“仰视天门，辽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石，扪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象应劭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 
　　心还在跳，腿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新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笊篱，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根棒棰，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小的只有炕几，后墙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忽忽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封台让你想像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会有一块石碣，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池叫作洗头盆，据说玉女往常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作白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桂阳三日述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四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河，是汶河。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划脚，说长道短，虚象和真象一时都在雾里消失。 
　　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样壮丽了。小瀑布不见，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的。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 
　　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布，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趣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格外感到意兴盎然。 
　　选自《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      
山　　屋  
作者：吴伯箫 
　　吴伯箫（1906—1982），山东莱芜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羽书》、《烟尘集》、《出发集》、《北极星》、《吴伯箫散文选》等。  　　 
　　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作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搬来山屋，已非一朝一夕了；刚来记得是初夏，现在已慢慢到了春天呢。忆昔入山时候，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地方太偏僻，离街市太远啊。可是习惯自然了，浸假又爱了它的幽静；何况市镇边缘上的山，山坡上的房屋，终究还具备着市廛与山林两面的佳胜呢。想热闹，就跑去繁嚣的市内；爱清闲，就索性锁在山里，是两得其便左右逢源的。倘若你来，于山屋，你也会喜欢它的吧?傍山人家，是颇有情趣的。 
　　譬如说，在阳春三月,微微煦暖的天气，使你干什么都感到几分慵倦；再加整天的忙碌，到晚上你不会疲惫得像一只晒腻了太阳的猫么?打打舒身都嫌烦。一头栽到床上，怕就蜷伏着昏昏入睡了。活像一条死猪。熟睡中，踢来拌去的乱梦，梦味儿都是淡淡的。心同躯壳是同样的懒啊。几乎可以说是泥醉着，糊涂着乏不可耐。可是大大的睡了一场，寅卯时分，你的梦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丝绿莹莹的微光么，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眼就青到了天边。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哳哳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唱；兀的不知怎么一来，那里“支幽”一响，你就醒了。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缥缥缈遥的那里的钟声，也嗡嗡的传了过来。你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靠左边一点，石工们在丁东的凿石声中，说着呜呜噜噜的话：稍偏右边，得得的马蹄声又仿佛一路轻的撒上了山去。一切带来的是个满心的欢笑啊。那时你还能躺在床上么?不，你会霍然一跃就起来的。衣裳都来不及披一件，先就跳下床来打开窗子。那窗外像笑着似的处女的阳光，一扑就扑了你个满怀。“呵，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惠特曼《草叶集》)那阳光洒下一屋的愉快，你自己不是都几乎笑了么?通身的轻松。那山上一抹嫩绿的颜色，使你深深的吸一口气，清爽是透到脚底的。瞧着那窗外的一丛迎春花，你自己也仿佛变作了它的一枝。 
　　我知道你是不暇妆梳的，随便穿了穿衣裳，就跑上山去了。一路，鸟儿们飞着叫着的赶着问“早啊?早啊?”的话，闹得简直不像样子。戴了朝露的那山草野花，遍山弥漫着，也不懂事不懂事似的直对你颔首微笑，受宠若惊，你忽然骄蹇起来了，迈着昂藏的脚步三跨就跨上了山巅。你挺直了腰板，要大声嚷出什么来，可是怕喊破了那清朝静穆的美景，你又没嚷。只高高的伸出了你粗壮的两臂，像要拥抱那个温都的娇阳似的，很久很久，你忘掉了你自己。自然融化了你，你也将自然融化了。等到你有空再眺望一下那山根尽头的大海的时候，看它展开着万顷碧浪，翻掀着千种金波灵机一动，你主宰了山，海，宇宙全在你的掌握中了。 
　　下山，路那边邻家的小孩子，苹果脸映着旭阳，正向你闪闪招手，烂漫的笑：你不会赶着问她，“宝宝起这样早哇?姐姐呢?” 
　　再一会，山屋里的人就是满口的歌声了。 
　　再一会，山屋右近的路上，就是逛山的人格格的笑语了。 
　　要是夏天，晌午阳光正毒，在别处是热得汤煮似的了，山屋里却还保持着相当的凉爽。坡上是通风的。四围的山松也有够浓的荫凉。敝着窗，躺在床上，噪耳的蝉声中你睡着了，噪耳的蝉声中你又醒了。没人逛山。樵夫也正傍了山石打盹儿。市声又远远的，只有三五个苍蝇，嗡飞到了这里，嗡又飞到了那里。老鼠都会瞅空出来看看景的吧，“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心跳都听得见捕腾呢。你说，山屋里的人，不该是无怀氏之民么? 
　　夏夜，自是更好。天刚黑，星就悄悄的亮了。流萤点点，像小灯笼，像飞花。檐边有吱吱叫的蝙蝠，张着膜翅凭了羞光的眼在摸索乱飞。远处有乡村味的犬吠，也有都市味的火车的汽笛。几丈外谁在毕剥的拍得蒲扇响呢?突然你听见耳边的蚊子薨薨了。这样，不怕露冷，山屋门前坐到丙夜是无碍的。  　　 
　　可是，我得告诉你，秋来的山屋是不大好斗的啊。若然你不时时刻刻咬紧了牙，记牢自己是个男子，并且想着“英国的孩子是不哭的”那句名言的话，你真挡不了有时候要落泪呢。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真愁人啊!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也没有；喝点酒解解闷吧，又往那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你听，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呜呼，山屋里的人其不坦然蹙眉颓然告病者，怕极稀矣，极稀矣! 
　　凑巧，就是那晚上，不，应当说是夜里，夜至中宵。没有闩紧的窗后，应着潇潇的雨声冷冷的虫声，不远不近，袭来了一片野兽踏落叶的悉索声。呕吼呕吼，接二连三的嗥叫，告诉你那是一只饿狼或是一匹饥狐的时候，喂，伙计，你的头皮不会发胀么?好家伙！真得要蒙蒙头。 
　　虽然，“采菊东篱下”，陶彭泽的逸兴还是不浅的。  　　 
　　最可爱，当然数冬深。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话，暖烘烘的，有人吸着烟，有人就偎依在床上，唏嘘也好，争辩也好，锁口默然也好，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回忆着华年旧梦的有，希冀着来日尊荣的有，发着牢骚，大夸其企图与雄心的也有。怒来拍一顿桌子，三句话没完却又笑了。那怕当面骂人呢，该骂的是不会见怪的，山屋里没有“官话”啊，要讲“官话”，他们指给你，说：“你瞧，那座亮堂堂的奏着军乐的，请移驾那楼上去吧。” 
　　若有三五乡老，晚饭后咳嗽了一阵，拖着厚棉鞋提了长烟袋相将而来，该是欢迎的吧?进屋随便坐下，便尔开始了那短短长长的闲话。八月十五云遮月，单等来年雪打灯。说到了长毛，说到了红枪会，说到了税，捐，拿着粮食换不出钱，乡里的灾害，兵匪的骚扰，希望中的太平丰年及怕着的天下行将大乱：说一阵，笑一阵，就鞋底上磕磕烟灰，大声的打个呵欠，“天不早了。”“总快鸡叫了。”要走，却不知门开处已落了满地的雪呢。 
　　原来我已跑远了。急急收场：“雪夜闭户读禁书。”你瞧，这半支残烛，正是一个好伴儿。      
夏虫之什（节选）  
作者：缪崇群 
　　缪崇群(1907—1945)，江苏人。主要作品有《露集》、《归客与鸟》、《夏虫集》等。  　　 
　　楔子 
　　在这个火药弥天的伟大时代里，偶检破箧，忽然得到这篇旧作；稿纸已经黯黄，没头没尾，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到何处为止，摩挲良久，颇有啼笑皆非之感。记得往年为宇宙之大和苍蝇之微的问题，曾经很热闹地讨论过一阵，不过早已事过境迁，现在提起来未免“夏虫语冰”，有点不识时务了。好在当今正是炎炎的夏日，对于俯拾即是的各种各样的虫子，爬的飞的叫的，都是夏之“时者”，就乐得在夏言夏，应应景物。即或有人说近乎赶集的味道，那好，也还是在赶呀。只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所不为罢了。 
　　添上这么一个楔子，以下照抄。恐怕说不清道不明，就在每节后边添个名儿，庶免有人牵强附会当作谜猜，或怪作者影射是非云尔。 
　　一　人虫泛论 
　　在小学和中学时代读过的博物科——后来改作自然和生物科了，我所得到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似乎太少了。也许因为人大起来了，对于这些知识反倒忘记，这里能写得出的一些虫子，好像还是在以前课本上所看到的一些图画，不然就是亲自和他们有过交涉的。 
　　最不能磨灭的印象是我在小学《修身》或《国文》课里所读过的一篇文章。大意说，有一个孩子，居然在大庭广众之前，他辩证了人的存在是吃万物，还是蚊子的存在为着吃人的这个惊人的问题。从幼小的时候到成年，到今日，我不大看得起人果真是万物的灵的道理，和我从来也并不敢小视蚊虫的观念，大约都受了他的影响。 
　　偶翻线装书，才知道我少小时候所读的那一课，是出于列子的《说符篇》。为着我谈虫有护符起见，就附带把它抄出：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坐中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 
　　‘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 
　　‘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二　蝇 
　　红头大眼，披着金光闪烁的斗篷，里面衬一件苍点或浓绿的贴身袄，装束得颇有些类似武侠好汉，但是细细看他的模样，却多少带着些乡婆村姑气。 
　　也算是一种证实的集团的动物了，除了我们不能理解的他们的呼声和高调之外，每个举止风度，都不失之为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物。 
　　趋炎走势，视膻臭若家常便饭的本领，我们人类在他们之前将有愧色。向着光明的地方百折不回，硬碰头颅而无任何顾虑的这种精神，我们固然不及；至如一唱百和，飘然而来，飘然而去的态度，我们也将瞠乎其后的。 
　　兢兢业业地，我从来不曾看见他们阖过一次眼，无时无刻不在磨拳擦掌地想励精图治的样子，偶尔难以两臂绕颈，作出闲散的姿式，但谁可以否认那不是埋头苦干挖空心机的意思。 
　　遗憾的只是谁都对于他们的出身和居留地表示反感，甚至于轻蔑，谩骂，使他们永远诅咒着他们再也诅咒不尽的先天的缺陷。湮没了自身的一切，熙熙攘攘的度了一个短促的时季，死了，虽然也和人们一样的葬身于粪土之中。 
　　人类的父母是父母，子弟是子弟，父母的父母是祖先——而他们的祖先是蛆虫，他们的后人也是蛆虫，这显然不同的原因，大约就是人类会穿衣吃饭，肚子饱了，又有遮拦，他们始终是虫，所以不管他们的祖先和后人也都是蛆了。 
　　出身的问题，竟这样决定了每个生物的运命，我不禁惕然！ 
　　但无论如何，他总算是一员红人，炎炎时代中的一位时者，留芳乎哉！遗臭乎哉！ 
　　三　蛇 
　　想着他，便憧憬起一切热带的景物来。 
　　深林大沼中度着寓公的生活，叫他是土香土色的草莽英雄也未为不可。在行一点的人们，却都说他属于一种冷血的动物。 
　　花色斑斓的服装，配着修长苗条的身躯，真是像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但偏偏有人说女人到是像他。 
　　这世界上多的是这样反本为末，反末为本的事，我不大算得清楚了。 
　　且看他盘着像一条绳索，行走起来仿佛在空间描画着秀丽的峰峦，碰他高兴，就把你缠得不可开交，你精疲力竭了，他才开始胜利地昂起了头。莎乐美捧着血淋淋的人头笑了；他伸出了舌尖，火焰一般的舌尖，那热烈的吻，够你消受的！ 
　　据说他的瞳孔得天独厚，他看见什么东西都是比他渺小，所以他不怕一切的向前扑去，毫不示弱，也许正是因为人的心眼太窄小了，明明是挂在墙上的一张弓，映到杯里的影子也当作了他的化身，害得一场大病。有些人见了他，甚至于急忙把自己的屁眼也堵紧，以为无孔不入的他，会钻了进去丧了性命——其实是同归于尽——像这种过度的神经过敏症，过度的恐怖病，不是说明了人们是真的渺小吗？ 
　　幸亏他还没有生着脚，固然给画家描绘起来省了一笔事，可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灵通，也就叫他无法实现了。 
　　计谋家毕竟令人佩服，说打一打草也是对于他的一种策略。渺小的人们，应该有所憬悟了罢？ 
　　虽然，象征着中国历代帝王的那种动物，龙，也不过比他多生了几根胡须，多长了几条腿和爪子罢了。 
　　四　萤 
　　不与光明争一日的短长，永远是黑夜里的游客。在月光下的池畔，也常常瞥见他的踪影，真好像一条美丽的白鱼。细鳞被微风吹翻了，散在水上，荡漾着，闪动着。从不曾看见鬼火是一种什么东西的我，就臆测着他带着那个小小灯笼是以幽灵为膏烛的。 
　　静静地凝视着他，他把星星招引来了，他也会牵人到黑暗的角落里去。自己仿佛眩迷了，灵魂如同披了一件轻细的纱衣，恍惚地溶在黑暗里，又恍惚地在空中飘舞了一阵，等回复了意识之后，第一就想把自己找回来，再则就要把他捉住。 
　　在孩提的时候，便受了大人的告诫：“飞进鼻孔里会送命。”直到如今仍旧切记不忘。我以为这种教训正是“寓禁于征”的反面的作用。 
　　和“头悬梁，锥刺股”相媲美的苦读生的故事，使这个小虫的令名，也还传留在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耳里。 
　　不过，如今想来，苦读虽好，企图这一点点光亮，从这个小虫子身上打算进到富贵功名的路途，却也未免抹煞风景了。我希望还是把它当一项时代参考的资料为佳。 
　　欣喜着这个小虫子没有绝种——会飞的，会流的星子，夏夜里常常无言地为我画下灵感的符号；漂着我的心绪，现着，却不能再度寻觅的我所向往的那些路迹。 
　　虽没有刺目的光明，可是他已经完成了使黑暗也成为裂隙的使命了。 
　　五　蜈蚣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多半是说着他了。 
　　首尾断置，不僵，又该怎样？这个问题我是颇有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兴致的。就算他有一百只足，或是一百对足罢，走起来也并不见得比那一条腿都没有的更快些。我想，这不僵的道理，是“并不在乎”吗？那么腿多的到底是生路也多之谓么；或者，是在观感上叫人知道他死了还有那么多摆设吗？ 
　　有着五毒之一头衔的他，其名恐怕不因足而显罢？ 
　　亏得鸡有一张嘴，便成了他的力敌，管他腿多腿少，死而不僵，或是僵而不死；管他头衔如何，有毒无毒，吃下去也并没有翘了辫子。所以我们倒不必斤斤斥责说“肉食者鄙”的话了。 
　　六　蝉 
　　今天开始听见他的声音，像一个阔别的友人，从远远的地方归来，虽还没有和他把晤，知道他已经立在我的门外了。也使我微微地感伤着：春天，挽留不住的春天，等到明年再会吧。 
　　谁都厌烦他把长的日子拖着来了，他又把天气鼓躁得这么闷热。但谁会注意过一个幼蛹，伏在地下，藏在树洞里……经过了几年甚至于一二十年长久的蛰居的时日，才蜕生出来看见天地呢？一个小小的虫豸，他们也不能不忍负着这么沉重的一个运命的重担！ 
　　运命也并不一定是一出需要登场的戏剧哩。 
　　鱼为了一点点饵食上了钩子，岸上的人笑了。孩子们只要拿一根长长的杆子，顶端涂些胶水，仰着头，循着声音，便将他们粘住了。他们并不贪求饵食，连孩子们都知道很难养活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受着缚束与囚笼里的日子，他们所需要的惟有空气与露水与自由。 
　　人们常常说“自鸣”就近于得意，是一件招祸的事；但又把不平则鸣当作一种必然的道理。我看这个世界上顶好的还是作个哑巴，才合乎中庸之道吧？ 
　　话说回来，他之鸣，并非“得已〔意〕”，螳螂搏着他，也并未作声，焉知道黄雀又跟在他后面呢？这种甲被乙吃掉，甲乙又都被丙吃掉的真实场面，可惜我还没有身临其境，不过想了想虫子也并不比人们更倒霉些罢了。 
　　有时，听见一声长长的嘶音，掠空而过，仰头望见一只鸟飞了过去，嘴里就衔着了一个他。这哀惨的声音，唤起了我的深痛的感觉。夏天并不因此而止，那些幼蛹，会从许多的地方生长起来，接踵地攀到树梢，继续地叫着，告诉我们：夏天是一个应当流汗的季候。 
　　我很想把他叫作一个歌者，他的歌，是唱给我们流汗的劳动者的。 
　　七　壁虎 
　　桃色的传说，附在一个没有鳞甲的，很像小鳄鱼似的爬虫的身上，居然迄今不替，真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了！ 
　　守宫——我看过许多书籍，都没有找到一个真实可以显示他的妙用的证据。 
　　所谓宫，在那里面原是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等等的一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男的女的主子们，守卫他们的自然是一些忠勇的所谓禁军们，然而把这样重要的使命赋与一个小虫子的身上，大约不是另有其他的原故，就是另有其他的解释了。 
　　凭他飞檐走壁的本领，看守宫殿，或者也能够胜任愉快。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常捉弄他，把他的尾巴打断了，只要有一小截，还能在地上里里外外地转接成几个圈子，那种活动的小玩艺儿，煞是好看的，至于他还有什么妙用，在当时是一点也不能领悟出来。 
　　所谓贞操的价值，现在是远不及那些男用女用的“维他赐保命”贵重，他只好爬在墙壁上称雄而已。 
　　关于那桃色的传说，我想女人们也不会喜欢听的，就此打住。 
　　八　蝎 
　　北方人家的房屋，里面多半用纸裱糊一道。在夜晚，有时听见顶棚或墙壁上司拉司拉的声响，立刻将灯一照，便可以看见身体像一只小草鞋的虫子，翘卷着一个多节的尾巴，不慌不忙地来了。尾巴的顶端有个钩子，形象一个较大的逗号“，”。那就是他底自卫的武器，也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含毒的螫子，所以他的名望才扬大了起来。 
　　人说他的腹部有黑色的点子，位置各不相同，八点的像张“人”牌，十一点的像张“虎头”……一个一个把他们集了起来，不难凑成一副骨牌——我不相信这种事，如同我不相信赌博可以赢钱一样。（倘如平时有人拿这副牌练习，那么他的赌技恐怕就不可思议了。） 
　　有人说把他投在醋里，隔一刻儿便能化归乌有。我试验了一次，并无其事。想必有人把醋的作用夸得太过火了。或许意在叫吃醋的人须加小心，免得不知不觉中把毒物吃了下去。 
　　还有人说，烧死他一个，不久会有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倾窠而出。这倒是多少有点使人警惕了。所以我也没敢轻于尝试一回，果真前个试验是灵效，我预备一大缸醋，出来一个化他一个，岂非成了一个除毒的圣手了么？ 
　　什么时候回到我那个北方的家里，在夏夜，摇着葵扇，呷一两口灌在小壶里的冰镇酸梅汤，听听棚壁上偶尔响起了的司拉司拉的声音……也是一件颇使我心旷神怡的事哩。 
　　大大方方地翘着他的尾巴沿壁而来，毫不躲闪，不是比那些武装走私的，作幕后之宾的，以及那些“洋行门面”里面却暗设着销魂馆，福寿院的；穿了西装，留着仁丹胡子，腰间却藏着红丸，吗啡，海洛英的绅士们，更光明磊落些么？ 
　　“无毒不丈夫”的丈夫，也应该把他们分出等级才对。 
　　选自《夏虫集》      
囚　绿　记  
作者：陆蠡 
　　陆蠡（1908—1942），浙江天台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等。  　　 
　　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 
　　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来，这样了截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摺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 
　　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天在早层，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 
　　选自《囚绿记》，1940年8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恋　　情  
作者：张中行 
　　张中行（1909—），河北香河人。著有《文言常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  　　 
　　恋情指一种强烈的想与异性亲近并结合的感情。这里说异性，是想只讲常态，不讲变态；如果也讲变态，那就同性之间也可以产生恋情。恋情是情的一种，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何以最强烈?先说说情的性质。小孩子要糖吃，得到，笑；不得，哭；笑和哭是表情，所表的是情。情是一种心理状态，来于“要”的得不得。要，通常称为“欲”，是根；情由欲来，是欲在心理上的明朗化。明朗，于是活跃，有力；这力，表现为为欲的满足而冲锋陷阵。这样说，如果照佛家的想法，视欲为不可欲，那情就成为助纣为虐的力量。有所欲、求，情立刻就来助威，其方式是，不得就苦恼，甚至苦到不可忍，其后自然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了。这样，比喻情为胡作非为，欲就成为主使。所以要进一步问，欲是怎么回事。荀子说，“人生而有欲”，与生俱来，那就难得问何所为。正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天而且命，怎么回事，自然只有天知道。我们现在可以说得少神秘些，是生命的本质(以己身为本位外求)就是如此，生就不能无所求，求即欲，半斤八两，也好不了多少。所以还得回到荀子，承认人生的有欲，不问原由，不问价值，接受了事。欲是有所求，恋情之根的欲，所求是什么?很遗憾，这里只能把自负为万物之灵的人降到与鸟兽(或再低，昆虫以及植物之类)同群，说，恋慕异性，自认为柏拉图式也好，吟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好，透过皮肉看内情，不过是为“传种”而已。传种何以如此重要?在承认“天命之谓性”的前提下，记得西方某哲学家曾说，种族的延续在人生中重于一切，所以个人不得不尽一切力量完成此任务，如恋爱失败即表示此任务不能完成，宁可自杀。如果这种认识不错，那就可以进一步设想，美貌以及多种称心如意，不过是为种族延续而设的诱饵，人都是主动上钩而不觉得。我闭门造车，缩种族生命为个人生命，说，因为有生必有死，而仍固执“天地之大德曰生”，只好退一步，用传种的办法以求生命仍能延续。延续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知道，但逆天之命总是太难，所以也就只好承认“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到情动于中不得不发的时候，就发，去找异性寄托恋情。 
　　上面所讲是走查出身的路子，或说多问客观本质而少顾及主观印象。所谓主观印象是当事人心中所感和所想，那就经常离本质的目的很远，甚至某一时期，真成为柏拉图式。这就是通常说的纯洁的爱，不计财富，不计地位，甚至不计容貌，只要能亲近，能结合，即使世界因此而一霎时化为无有，也可以心满意足。这主观有很多幻想成分，幻想，不实，没有问题；也不好吗?我看是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如果说人的一生，所经历都是外界与内心混合的境，这恋情之境应该算作最贵重的，希有，所以值得特别珍视。珍视，自然仍是由自己的感情出发；至于跳到己身以外，用理智的眼看，就还会看到不少值得三思的情况。 
　　先由正面说。一种情况是，有情人终于就成为眷属。那恋情就有好的作用。理由有道理方面的，是一，双方的了解比较深，结合之后，合得来的机会就大得多；二，结合之后，风晨月夕，多有过去依恋的梦影，单是这种回味，也是一种珍贵的享受。理由还有事实的，是旧时代，男女结合，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之前几乎都是没有恋情，这就成为赤裸裸的传种关系，有的甚至一生没有依恋之情，如果算浮生之账，损失就太大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经历某种挫折，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有情的情有程度之差。数面之雅，印象不坏，时过境迁，渐渐淡薄甚至忘却的，这里可以不管。想谈的是情很浓厚，都愿意结合而未能结合的。这会带来强烈的痛苦，如何对待?如果当事人不是太上忘情的人，快刀斩乱麻，求苦变为不苦是不可能的。要在忍中求淡化。可以找助力。总的是时间，过去了，影子会逐渐由近而远，苦的程度也会随着下降。分的呢，一方面可以用理智分析，使自己确信，机遇会播弄任何人，如意和失意都是人情之常；另一方面可以用变境法移情。变有大变，如世间所常见，有的人由江南移到漠北，有小变，如由作诗填词改为研究某一门科学，目的都是打乱原来的生活秩序，使记忆由明朗变为模糊。这样，时间加办法，终于显出威力，苦就会由渐淡变为很少甚至没有。可是恋情的往事不虚，要怎么对待才好呢?可以忘却，是道人的办法。用诗人的眼看就大不应该，因为这是人生中最贵重的财富，不只应该保留，而且应该利用。如何利用?我的想法，可以学历代诗人、词人的精神，或写，或借来吟诵，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类，白首而温红颜时的旧梦，比读小说看戏，陪着创造的人物落泪，意义总深远得多吧? 
　　再说反面的，是恋情也会带来一些不如意或不好处理的问题。其一是它总是带有盲目性，盲目的结果是乱走，自然就容易跌跤。可怕的是这盲目也来自天命，如前面所说，因为传种重于一切，于是情人眼里就容易出西施。换句话说是会见一个爱一个，就是时间不很短，也是感情掩盖了理性，对于眼中的异性，只看见优点而看不见缺点。为结合而应该注意的条件，如是否门当户对(指年龄、地位、能力等)，性格、爱好、信仰等是否合得来，都扔开不管了。这样为恋情所蔽，显而易见，结果必是，结合之后，隐藏的问题就接踵而来。诸多问题都由盲目来，有没有办法使盲目变为明目?理论上，对付情，要用理；可是实际上，有了恋情就经常是不讲理。这是说，求明目，很难。但是为了实利，又不当知难而退，所以还是不得不死马当活马治。可用的药主要是外来的，其中有社交的环境，比如有较多的认识异性的机会，这多会带来比较，比较会带来冷静，这就为理智的介入开了个小门，盲目性也就可以减少一些。环境之外，长者(包括家长、老师等)和友人的教导也会起些作用；如果能够起作用，作用总是好的，因为旁观者清。但是也要知道，外来的力量，只有经过内的渠道才能显示力量，所以纵使恋情的本性经常是不讲理，为了减少其盲目性，我们还是不得不奉劝因有恋情而盲目的人，至少要知道，惟有这样的时候才更需要理智。 
　　其二是恋情会引来广生与独占的冲突，其结果是必致产生麻烦和痛苦。广生是不只对一个人产生恋情，小说人物贾宝玉可作为典型的代表，宝、黛，他爱，降格，以至于香菱、平儿，他也爱。见如意的异性就动情，尤其男性，也来于“天命之谓性”，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反正有大力，难于抗拒。可惜是同时又想独占，也举小说人物为例，是林黛玉可为典型的代表，不能得宝玉，她就不能活下去。人生，饮食男女，男女方面的许多悲剧是从这种冲突来。怎么办?根治的办法是变“天命之谓性”，比如说，广生之情和独占之情，两者只留一个，冲突自然随着化为无有。可是人定胜天终归只是理想，至少是不能不有个限度，所以靠天吃饭还是不成。靠自力，有什么办法呢?已经用过并还在用的办法是制度加道德，这会产生拘束的力量。拘束不是根除，就是说，力量是有限的。不过，如果我们既不能改变“天命之谓性”，又想不出其他有效的办法，那就只好承认，有限的力量总比毫无力量好。 
　　其三，总的说个更大号的，是恋情经常与苦为伴。苦有最明显的，是动情而对方不愿接受，或接受而有情人终于未能成为眷属。苦有次明显的，是动情而前途未卜，因而患得患失，以至寝食不安；或前途有望而不能常聚，俗语所谓害相思，也就会寝食不安。人生有多种大苦。有的由自然来，如水旱(饥饿)、地震之类。有的由人祸来，如战争、政治迫害之类。与这类大苦相比，伴恋情而来的苦也许应该排在第一位，原因是一，几乎人人有份；二，最难忍。所以佛家视情欲为大敌，要用灭的办法以求无苦。这个想法，用逻辑的眼看相当美妙，因为灭掉情欲是釜底抽薪。可惜是一般人只能用肉眼看，那就即使明察苦之源也只好顺受，因为实际是没有舍去恋情的大雄之力。但苦总是不值得欢迎的，还有没有办法驱除?勉强找，是道家的。还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上是得天独厚。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推想，或眼见，世间也有天机深的，那就会见可欲而不动情，心如止水，或至多是清且涟漪，不至起大的波涛，也就不会有大苦。中等是以道心制凡心，如庄子丧妻之鼓盆而歌，所谓任其自然。上等的路，仍是天命，自然就非人力所能左右。中等呢，道心来于人，但究竟太难了。所以容易走的路只有下等一条，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苦命”，用儒家的话说是忍。这不好吗?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好，因为对天命说，这是委婉的抵抗，对人事说，这是以恕道待之，所以庄子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后，紧接着还加了一句，是“德之至也”。德之至，就是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视无可奈何为德之至，也许近于悲观吗?那就还有一条路可走，是常人的，不问底里，不计得失，而安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好。      
萤  
作者：靳以 
　　靳以（1909—1959），天津人。现代作家。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解放后，曾与巴金主编《收获》，作品有《靳以文集》等。  　　 
　　郁闷的无月夜，不知名的花的香更浓了，炎热也愈难耐了；千千万万的萤火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那像亮在泡沫的尖顶的一点雪白的水花，也像是照映在海面上群星的身影。我仰起头来，天上果真就嵌满了星星，都在闪着，星是天间的萤的身影呢，还是萤是地上的星的身影?但是它们都发着光，虽然很微细，却也为夜行人照亮眼前的路。路是很平坦，入了夜，该是毒物的世界，不是曾经看见过一尾赤练蛇横在路的中央么?它不一定要等待人们去侵犯它才张口来咬的，它就是等在那里，遇到什么生物也不放过，它是依靠吞噬他人的生命才得生存的。 
　　可是萤却高高低低浮在空中，不但为人照亮了路边的深坑，也为人照出偃卧的毒蛇，使过路人知所趋避。群星在天上，也用忧愁而关心的眼睛望着，它自知是发光的，就更把眼睁大了(因为疲倦，所以不得不一眨一眨的)，它恨不得大声喊出来，告诉人们：“在地上，夜是精灵的世界，回到你们的家中去吧，等待太阳出来再继续你们的行程。”可是它没有声音，因为风静止着，森林也得守着他们的沉默。田间的水流，也因为干涸，停止它们的潺潺了。在地上，在黯黑的夜里，只有蛙发着噪聒的鸣叫，那是使人觉得郁热更其难耐，黑夜更其无边的。守在路中的蛇也在嘶嘶地叫着，怕也因为没有猎取物而感到不耐吧?它也许意识到萤火对它是不利的，便高昂起头来，想用那吞吐的毒舌吸取一只两只；可是可爱的萤火，早自飞到更高处去了。向上看，那毒蛇才又看到天上闪烁着那么多发光的眼睛，一切光，原来都是使人类幸福的，它就不得不颓然又垂下头，扭着那斑驳的身躯，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洞穴中去了。 
　　那成千成万的萤火虫，却一直愉快地飘着，向上飞在高空中，它的光显得细弱了，它还是落到地上来。落在树枝上，使人们看到肥大的绿叶间还有一丛丛的花朵，那香气该是它们发散出来的吧?落在路边的草上，映出那细瘦的叶尖，和那上面栖息着的一只小甲虫：落在老人的胡须上，孩子更会稚气地叫着：“看，胡子像烟斗似地烧起来了，一亮一亮的。”落在骄傲的孩子的发际，她就便得意地说：“看我头上簪了星星!” 
　　它们就是这样成夜地忙碌着，在黯黑的世界中穿行；当着太阳的光重复来到大地，它们就和天际的星星互相道着辛苦隐下去了，等待黯夜复来的时候再为人类献出它们微弱的光辉。 
　　选自《沉默的果实》，1945年12月初版，重庆中华书局      
酒  
作者：柯灵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望春草》、《市楼独唱》、《柯灵散文选》，短篇小说集《掠影集》，电影剧本《不夜城》等。  　　 
　　假如你向人提起绍兴，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越国的古都，也许他没听说过山阴道上水秀山媚的胜景，也许他糊涂到这地方在中国那一省也不大搅得清楚；可是他准会毫不含糊的告诉你：“晤，绍兴的老酒顶有名。” 
　　是的，说起绍兴的黄酒，那实在比绍兴的刑名师爷还著名，无论是雅人墨客，无论是贩夫走卒，他们都有这常识：从老酒上知道的绍兴。 
　　在绍兴的乡下，十村有九村少不了酿酒的人家。随便跑进那一个村庄，照例是绿水萦回，竹篱茅舍之间，点缀着疏疏的修竹；这些清丽的风景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广场上成堆的酒坛了。坛子是空的，一个个张着圆形的口，横起来叠着，打底的一层大概有四五十只，高一层少几只，愈高愈少，叠成一座一座立体的等边三角形：恰像是埃及古国的金字塔。酒坛外面垩着白粉，衬托在碧琅琅的晴空下，颜色常是非常的鲜明愉快。要是凑得巧，正赶上修坛的时节，金字塔便撤去了，随地零乱地摆着，可是修坛的声音显得十分热闹，——那是铁器打着瓷器，一种清脆悠扬的音乐般的声音：叮当，叮当，……合着疾徐轻重的节奏，掠过水面，穿过竹林，镇日在寂静的村落中响着。 
　　这些酿酒的人家，有许多是小康的富农，把酿酒作为农家的副业；有许多是专门藉此营生的作坊，雇用着几十个“司务”，大量地酿造黄酒，推销到外路去——有的并且兼在城里开酒馆。 
　　绍兴老酒虽然各处都可以买到，但是要喝真的好酒还是非到绍兴不可。而且绍兴还得分区域：山阴的酒最好，会稽的就差一点。——你知道陆放翁曾经在鉴湖上做过专门喝酒吟诗的渔翁，在山阴道畔度过中世纪式的隐遁生涯这历史的，因此你也许会想像出鉴湖的风光是如何秀媚，那满湖烟雨，扁舟独钓的场面又是如何诗意；但你不会知道鉴湖的水原来还是酿酒的甘泉，你试用杯子满满舀起鉴湖的清水，再向杯中投进一个铜元，水向杯口凭空高涨起来了，却不会流下半滴；用这水酿成的黄酒，特别芳香醇厚。 
　　生为绍兴人，自然多数是会喝酒的了。但像我这样长年漂泊异乡的是例外，还有一种奇怪的，是做酒工人虽然都很“洪量”，作坊主人却多数守口如瓶，不进半滴。——“做酒是卖给人家喝的，做酒人家千万不要自己喝！”你懂得了这一点理由，对于绍兴人的性格，便至少可以明白一半。 
　　酒店在绍兴自然也特别多，城里不必说，镇上小小一条街，街头望得见街尾的，常常在十家以上；村庄上没有市集，一二家卖杂货的“乡下店”里也带卖酒。 
　　那些酒店，大都非常简陋：单开店面，楼下设肆，楼上兼做堆栈，卧房,住宅。店堂里有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恰好占住店堂直径的一半地位，临街那一面的柜台上，一盆盆地摆着下酒的菜，最普通的是芽豆，茴香豆，花生，豆腐干，海螺蛳；间或也有些鱼干，熏鹅，白鸡之类。那是普通顾客绝少问津的珍羞上品。靠店堂那一面的柜台是空着，常只有一块油腻乌黑的揩台布，静静地躺在上面，这儿预备给一些匆忙的顾客，站着喝上一碗——不是杯——喝完就走；柜台对面的条凳板桌，那是预备给比较闲适的人坐的；至于店堂后半间“青龙牌”背后那些黑黝黝的座位，却要算是上好的雅座，顾客多有些斯文一脉，是杂货店里的大伙计们的区域，小伙计常站在曲尺的角上招待客人，当着冬天，便时常跑到“青龙牌”旁边的炉子上去双手捧着洋铁片制成的酒筒，利用它当作火炉；“大伙”兼“东家”的，除了来往接待客人以外，还得到账桌上上管理账务。这些酒店的狭窄阴暗，以及油腻腻的柜台桌凳，要是跑惯了上海的味雅，冠生园的先生们，一看见就会愁眉深锁，急流勇退地逃了出来的；但跑到那儿去的顾客，却决不对它嫌弃——不，岂但嫌弃呢，那简直是他们小小的乐园！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乡镇各处最普通的酒店，在繁华的城内大街，情行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那里除了偏街僻巷的小酒店以外，一般的酒楼酒馆大都整洁可观。底下一层，顾客比较杂乱，楼上雅座，却多是一些差不多的所谓“上等人”。雅座的布置很漂亮，四壁有字画屏对，有玻璃框子的印刷的洋画；若是在秋天，茶几上还摆上几盆菊花或佛手，显得几分风雅。但这些“上等”的酒楼中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一种酒肴都特别精致，不甚注意环境的华美；另一种似乎在新近二三年里面才流行；酒和菜都不大讲究，可是地方布置很好，还备着花布屏风，可以把座位彼此隔分开来；此地应该特别提明一笔的，就是这种酒店都用着摩登的女招待。到前一种酒店里去的自然是为了口腹享用，后一种的顾客，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定这些喝酒的都是“名士”，那么就得替他们在“名士”上面，加上“风流”二字的形容了。 
　　至于说，喝酒是一种怎样的情趣呢？那在我似的不喝酒的人，是无从悬猜的。绍兴酒的味道，有点甜、有点酸，似乎又有点涩：我无法用适当的词句来作贴切的形容，笼统地说一句，实在不很好吃，喝醉了更其难受。这自然只是我似的人的直觉。但假如我们说酒的滋味全在于一点兴奋的刺激，或者麻痹的陶醉，那我想大概不会错得很远。 
　　都市人的喝酒仿佛多数是带点歇士底里性的。要享乐，要刺激，喝酒，喝了可以使你兴奋；失恋了，失意了，喝酒，喝了畅快地狂笑一阵，痛哭一场，然后昏然睡去，暂时间万虑皆空。绍兴人喝酒虽也有下意识地希图自我陶醉的，但多数人喝酒的意义却不是这样。绍兴人的性情最拘谨，他们明白酗酒足以伤身误事，经常少喝点却有裨于身体的健康。关于这，有两句歌谣似的俗语，叫做“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NioNio是译者，因为我写不出那两个字；意思是肥猪，喝了酒可以变得肥猪那么壮。——“NioNio主义”者喝酒跟吃饭差不多，每饭必进，有一定的分量，喝了也依然可以照常工作，无碍于事。 
　　酒在绍兴是补品，也是应酬亲友最普通的交际品。宴会聚餐固然有酒，亲戚朋友在街上邂逅了，寒暄过后也总是这一句：“我们酒店里去吃一碗（他们把“喝”也叫“吃”），我的。”或者说：“我们去‘雅雅’来！”——“雅雅”来，话说得这么雅致，喝酒是一件雅事便可以想像了。无论你怎样的莽汉，除非是工作疲倦了，忙里偷闲地在柜台上站着匆匆喝完一碗，返身便走的劳动者，一上酒店，就会斯文起来；因为喝酒不能大口大口的牛饮，只有低斟浅酌的吃法才合适。你看他们慢慢吃着，慢慢谈着，谈话越多，酒兴越好，这一喝也许会直到落日昏黄，才告罢休。 
　　你觉得这样的喝法，时间上太不经济吗？但这根本便是一种闲情逸趣，时间越闲，心境越宽，便越加有味。你还没见过绍兴人喝酒的艺术呢！第一，他们喝酒不必肴馔，而能喝得使旁观的人看来也津津有味。平常下酒，一盘茴香豆最普通，要是加一碟海螺蛳，或者一碟花生豆腐干，那要算是十分富丽了。真正喝酒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必，在酒店里喝完半斤以后，只要跑到柜台上去，用两个指头拈起一块鸡肉（或者鸭肉），向伙计问一问价钱，然后放回原处说：“啊，这么贵？这是吃不起的。”说着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舔一舔沾着的鸡味，便算完事，可以掉过头扬长而去。这虽是个近于荒唐的笑话，却可以看出他们喝酒的程度来。第二，那便是喝酒的神情的动人了！端起碗来向嘴边轻轻一啜，又用两个指头拈起一粒茴香豆或者海螺蛳，送进口里去，让口子自己去分壳吃肉地细细咀嚼。酒液下咽蝈然作声，嘴唇皮咂了几下，辨别其中的醇味，那么从容舒婉，不慌不忙，一种满足的神气，使人不得不觉得他已经暂时登上了生活的绿洲，飘然离开现实的世界。同时也会相信酒楼中常见那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实在并没有形容过火了。 
　　在从前，“生意经”人的种田人都多数嗜酒，家里总藏着几坛，自用之外，兼以饷客。但近年来却已经没有那样的豪情胜慨，普通人家，连米瓮也常常见底，整坛的老酒更其难得。小酒店的营业一天比一天清淡，大的酒楼酒馆都雇了女招待来招徕生意，上酒店的人大都要先打一下算盘了。只有镇上那些“滥料”的流浪汉，虽然肚子一天难得饱，有了钱总还是倾囊买醉，踉踉跄跄地满街发牢骚骂人，寻事生非，在麻醉中打发着他们凄凉的岁月。 
　　自己在故乡的几年，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天海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并不是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情趣。——大概因为那时生活还不很恐慌，所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要是在今日，即使我仍在故乡，恐怕也未必有这么好整以暇的心绪了吧？ 
　　选自《太白》1935年2月5日第1卷第10期      
忆白石老人  
作者：艾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县人。著有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毛泽东》、《愿春天早点来》、《宝石的红星》及《艾青选集》等。  　　 
　　1949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进门的小房间住了一个小老头子，没有胡子，后来听说是清皇室的一名小太监，给他看门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化接管委员，穿的是军装，臂上带臂章，三个人去看他，难免要使老人感到奇怪。经李可染介绍，他接待了我们。我马上向前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访。” 
　　他问：“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画?” 
　　我说：“1928年，已经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艺术院。” 
　　他问：“谁是艺术院院长?” 
　　我说：“林风眠。” 
　　他说：“他喜欢我的画。” 
　　这样他才知道来访者是艺术界的人，亲近多了，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出几张纸给我们画画。他送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张水墨画，两尺琴条。给我画的是四只虾，半透明的，上画有两条小鱼。题款： 
　　“艾青先生雅正八十九岁白石”，印章“白石翁”，另一方“吾所能者乐事”。 
　　我们真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和他告别了。 
　　我当时是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学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 
　　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蜒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牡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葫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有一张他画的向日葵。题： 
　　“齐白石居京师第八年画”，印章“木居士”。题诗： 
　　“茅檐矮矮长葵齐，雨打风摇损叶稀。干旱犹思晴畅好，倾心应向日东西。白石山翁灯昏又题”。印章“白石翁”。 
　　有一张柿子，粗枝大叶，果实赭红，写“杏子坞老民居京华第十一年矣丁卯”，印章“木人”。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 
　　“予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白石山翁并题”。印象“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一张画了九只麻雀在乱飞。诗题： 
　　“叶落见藤乱，天寒入鸟音。老夫诗欲鸣，风急吹衣襟。枯藤寒雀从未有，既作新画，又作新诗。借山老人非懒辈也。观画者老何郎也”。印章“齐大”。看完画，他问我：“老何郎是谁呀?”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他说：“我记不起来了。”这张画是他早年画的，有一颗大印“甑屋”。 
　　我曾多次见他画小鸡，毛茸茸，很可爱；也见过他画的鱼鹰，水是绿的，钻进水里的，很生动。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他多天真! 
　　他九十三岁时，国务院给他做寿，拍了电影，他和周恩来总理照了相，他很高兴。第二天画了几张画作为答谢的礼物，用红纸签署，亲自送到几个有关的人家里。送我的一张两尺长的彩色画，画的是一筐荔枝和一枝枇杷，这是他送我的第二张画，上面题： 
　　“艾青先生齐璜白石九十三岁”，印章“齐大”，另外在下面的一角有一方大的印章“人犹有所憾”。 
　　他原来的润格，普通的画每尺四元，我以十元一尺买他的画，工笔草虫、山水、人物加倍，每次都请他到饭馆吃一顿，然后用车送他回家。他爱吃对虾，据说最多能吃六只。他的胃特别强，花生米只一咬成两瓣，再一咬就往下咽，他不吸烟，每顿能喝一两杯白酒。 
　　一天，我收到他给毛主席刻的两方印子，阴文阳文都是毛泽东(他不知毛主席的号叫润之)。我把印子请毛主席的秘书转交。毛主席为报答宴请他一次，由郭沫若作陪。 
　　他所收的门生很多，据说连梅兰芳也跪着磕过头，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李可染。李原在西湖艺术院学画，素描基础很好，抗战期间画过几个战士被日军钉死在墙上的画。李在美院当教授，拜白石老人为师。李有一张画，一头躺着的水牛，牛背脊梁骨用一笔下来，气势很好，一个小孩赤着背，手持鸟笼，笼中小鸟在叫，牛转过头来听叫声…… 
　　白石老人看了一张画，题了字： 
　　“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八十七岁白石甲亥”。印章“白石题跋”。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感到有些愧色。 
　　我在给他看门的太监那儿买了一张小横幅的字，写着：“家山杏子坞，闲游日将夕。忽忘还家路，依着牛蹄迹。”印章“阿芝”，另一印“吾年八十乙矣”。我特别喜欢他的诗，生活气息浓，有一种朴素的美。早年，有人说他写的诗是薛楷体，实在不公平。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听说他搬到一个女弟子家——是一个起义的将领家。他见到李可染忽然问：“你贵姓?”李可染马上知道他不高兴了，就说：“我最近忙，没有来看老师。”他转身对我说：“艾青先生，解放初期，承蒙不弃，以为我是能画几笔的……”李可染马上说：“艾先生最近出国，没有来看老师。”他才平息了怨怒。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不久，他就搬回跨车胡同十三号了。 
　　我想要他画一张他没有画过的画，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册页，从来没有画过的画。”他欣然答应，护士安排好了，他走到画案旁边画了一张水墨画：一只青蛙往水里跳的时候，一条后腿被草绊住了，青蛙前面有三个蝌蚪在游动，更显示青蛙挣不脱去的焦急。他很高兴地说“这个，我从来没有画过。”我也很高兴。他问我题什么款。我说：“你就题吧，我是你的学生。”他题： 
　　“青也吾弟小兄璜时同在京华深究画法九十三岁时记齐白石” 
　　一天，我在伦池斋看见了一本册页，册页的第一张是白石老人画的：一个盘子放满了樱桃，有五颗落在盘子下面，盘子在一个小木架子上。我想买这张画。店主人说：“要买就整本买。”我看不上别的画，光要这一张，他把价抬得高高的，我没有买；马上跑到白石老人家，对他说：“我刚才看了伦池斋你画的樱桃，真好。”他问：“是怎样的?”我就把画给他说了，他马上说：“我给你画一张。”他在一张两尺的琴条上画起来，但是颜色没有伦池斋的那么鲜艳，他说：“西洋红没有了。” 
　　画完了，他写了两句诗，字很大： 
　　“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 
　　他显然是衰老了，我请他到曲园吃了饭，用车子送他回到跨车胡同，然后跑到伦池斋，把那张册页高价买来了。署名“齐白石”，印章“木人”。 
　　后来，我把画给吴作人看，他说某年展览会上他见过这张画，整个展览会就这张画最突出。 
　　有一次，他提出要我给他写传。我觉得我知道他的事太少，他已经九十多岁，我认识他也不过最近七八年，而且我已经看了他的年谱，就说：“你的年谱不是已经有了吗?”我说的是胡适、邓广铭、黎锦熙三人合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年谱》。他不做声。 
　　后来我问别人，他为什么不满意他的年谱，据说那本年谱把他的“瞒天过海法”给写了。1937年他七十五岁时，算命的说他流年不利，所以他增加了两岁。 
　　这之后，我很少去看他，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紧接着的一场运动把我送到北大荒。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 
　　1983年12月 
　　选自1984年1月21日《光明日报》      
论　快　乐  
作者：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围城》，文论集《谈艺录》、《管锥编》等。  　　 
　　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Vigny）的《诗人日记》（Journaldunpoete）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Silebonheurnetaitqu'unebonnedenie!）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长，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因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Langeweile）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的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以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一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30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初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广异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决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 
　　“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乐的决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的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吧！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课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末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初生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筵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觉快乐，你那时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同样心安理得。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mallarme)，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凡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多愁善病的诺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巴登巴煦（Rodenbach）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e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18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bewunderungswurdige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老　　王  
作者：杨绛 
　　杨绛（1911—），江苏无锡人，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等。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二　月　兰  
作者：季羡林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译作《沙恭达罗》（迦梨陀娑）、《罗摩衍那》（印度古代民间叙事长诗），散文集《天竺心影》等，有《季羡林文集》行世。  　　 
　　一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走遍了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所差的就仅仅只缺少那一团白雾。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颜色真是一般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一由它去吧。 
　　自从意识到二月兰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了。 
　　我回忆的丝缕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只不过二三米高，上面长满了野草。当年歪风狂吹时，每次“打扫卫生”，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这小山野草之多。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两米。这样一来，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东头的苍松，西头的翠柏，都仿佛恢复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中间一棵榆树，从树龄来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孙，然而也枝干繁茂，高枝直刺入蔚蓝的晴空。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下得真是无比地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向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霄汉，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她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她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到一个地方去捡破砖碎瓦，还随时准备着被红卫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喷气式，还要挨上一顿揍，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词，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又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老猫》，意思很简明，我一生有个特点：不愿意麻烦人。了解我的人都承认的。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就要改变这个特点吗?不，不，不想改变。我真想学一学老猫，到了大限来临时，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话极有道理。可我并没有全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她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作者：萧红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著有《生死场》、《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等。近年来出版有《萧红文集》。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像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像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它，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合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碗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换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1935年10月1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常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望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在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1936年3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花拉花拉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的，不动的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海上述林》校样，1935年冬，1936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1935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得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是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1936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花花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停止肺部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腋下挟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地，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有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那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读书有秘诀吗  
作者：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土地的誓言  
作者：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1912—1996），辽宁省昌图县人，满族。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曹雪芹》、散文集《端木蕻良近作》、《花·石·宝》等。  　　 
　　对于广大的关东原野，我心里怀着挚痛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呼唤我的名字，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招呼我回来。我有时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胸膛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是跳跃的。我的心它还在喷涌着血液吧，因为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情。当我躺在土地上的时候，当我仰望天上的星，手里握着一把沙泥的时候，或者当我回想起儿时的记忆的时候，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林，标直漂亮的在原野里呻吟，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蒙古狗深夜的嗥鸣，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红玉的脸，黑玉的眼睛，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带着松香气味的煤，带着赤色的足金，我想起幽远的车铃，晴天里马儿带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狐仙姑深夜的谰语，原野上怪诞的狂风……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低，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从来都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在那里，或者我睡得沉沉，或者在我睡梦中突然的惊醒的时候，我突然的记起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这种声音是不可阻止的，这是不能选择的，只能爱的。这种声音虽已经和我们的心取得了永远的沟通。当我记起了故乡的时候，我便能看见那大地的里层，在翻滚着一种红熟的浆液，这声音便是从那里来的，在那亘古的地层里，有着一股燃烧的洪流，像我的心喷涌着血液一样，这个我知道的，我常常把手放在大地上的时候，我会感到她在跳跃，和我的心的跳跃是一样的。她们从来没有停息，它们的热血一直在流，在热情的默契里它们彼此呼唤着，终有一天它们要汇合在一起。 
　　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我的心便平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她。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我在那稻棵上捉过蚱蜢，那沉重的镐头上有我的手印，我吃过我自己种的白菜，故乡的土壤是香的，在春天，东风吹起的时候，土壤的香气，便在田野里飘起。河流浅浅的溜过，柳条像一阵烟雨似的窜出来，天气里都有一种欢喜的声音。原野到处有一种鸣叫，像魔术似的天气清亮到透明，劳动的声音从这头响到那头。到秋天，银线似的蛛丝，在牛角上挂着，粮车拉粮回来了，麻雀吃厌，这个那个到处飞，禾稻的香气是强烈的，辗着新谷的场院辘辘的响着，多么美丽，多么丰饶……没有人能够忘记她。神话似的丰饶，不可信的美丽，异教徒似的魅惑。我必定为她而战斗到底。比拜仑为希腊更要热情。土地，原野，我的家乡，你必须被解放，你必须站立。夜夜我听见马蹄奔驰的声音，草原的儿子在黎明的天边呼啸。这时我起来，找寻天空上的北方的大熊，在它金色的光芒之下，是我的家乡。我向那边注视着，注视着，直到天就破晓。我永不能忘记，因为我答应过她，我要回到她的身边，我答应过我一定回来。为了她，我愿作随便什么，我必须看见一个更好看更美丽的故乡出现在我的面前——或者我的坟前，而我用我的泪水，洗去她一切的污秽和耻辱。 
　　9·18十周年写 
　　选自1941年9月18日《华商报》     
荔　枝　蜜  
作者：杨朔 
　　杨朔（1913—1968），山东省蓬莱县人。现代作家。著有《杨朔散文集》、《杨朔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等。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往往也叫人喜爱。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欢。说起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螫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告诉我说：蜜蜂轻易不螫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伤害它，才螫；一螫，它自己耗尽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觉得那蜜蜂可怜，原谅它了。可是从此以后，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的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黝黝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荔枝也许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的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也许没听说这稀罕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趁着月色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多。住在温泉的人多半喜欢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志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就是那么一股甜香；调上半杯一喝，甜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隐隐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近“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建设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其实是个青年人，举动很精细。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小小心心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每块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着。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 
　　老梁叹息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小东西，多听话。”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物件，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它们留一点点糖，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糟害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提防虫子爬进来，还得提防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赶不走就打死它。要让它待在那儿，会咬死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可是呢，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死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选自《杨朔散文选》，197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拉　　吉  
作者：杜宣 
　　杜宣(1914—)，原名桂苍凌，江西庐山人。著有散文集《西非日记》、《五月鹃》以及电影文学剧本等。  　　 
　　１９８１年，春节刚过的时候，老九傍晚从长乐路回家时，在昏黄的路灯下，看到一团绒球一样的东西，向他脚下滚来，他停步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狗。他多次要把它赶走，都失败了。于是他抱着它，站在街头，企待它的主人能把迷途的小狗认领回去，但是等了很久，没有一个路人对他手中的小狗感兴趣，他只得把它放进挎包。回到家后，在火炉边把小狗放了出来，大家一看，真是一只漂亮的小狗，立刻受到全家欢迎，于是用英语“幸运”的谐音，替它取了“拉吉”这个名字。 
　　就这样，拉吉成为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是小孙女们最好的朋友。拉吉性格宁静好客，尤其喜欢小朋友和幼小动物，如小猫、小兔。我家有个小园，有些野猫要来窥探偷食。它一发现，必定去驱逐，无论风雨晴晦，白天黑夜，从不放弃职责，它认为这是它的领地，它有责任守卫。年长日久，在园子的四周，它踩出了一条巡逻的跑道。凡是从大门进来的客人，它总是一声不响地摇着尾巴跟在后面；如有人从花园进入或攀折篱笆，它就要吠，直到我们出去后才停止。我的楼上住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它和老太太友谊很深，每天都要上楼去看望她。老太太去美国后，不幸谢世了，从此就没有回来，我们无法将这不幸消息告诉它，它还经常要上楼去敲门，直到一年后搬来另一住户，它就再也不上去了。 
　　在园内一棵大樟树下，孩子们竖了一个鸽子棚，养了十几只信鸽。有天早上，发现鸽子都被咬死了，孩子们很心痛，将拉吉带到现场质问它：晚上躲到哪里去了？它竖起耳朵，瞪着善良的双眼，默默承受人们对它的指责。大约四五天后的一个夜间，我们正在看电视，忽然听见拉吉爆炸性地狂吠，这种声音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又像狂怒，又像兴奋。未明第一个跑了出去，先闻到一股奇臭，接着看到拉吉在橘子树边，踩到一个东西，我们赶去用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只大黄鼠狼，已经被它咬死了。我们本来以为咬死鸽子的是野猫。这下家里沸腾了起来。大家纷纷议论说这次拉吉的功劳和平日的优点。但是拉吉不理会我们对它的赞赏，却静静地伏在阳台上，眼睛盯着一片漆黑的花园。夜深了，我们各自回房去睡了。我正要上床时，忽然听见拉吉的又一阵狂吠，我正在疑惑时，还是未明手脚快，她已经奔到花园里去了。接着听见未明又叫：“又是一只黄鼠狼！”我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情赶了出去，看到未明和拉吉站在竹林子边，地下躺着一只黄鼠狼。这只比先前那只要小一点。看样子这两只黄鼠狼是一道来的。当拉吉去咬那只大的时候，这小的却趁机躲进了竹林。藏了一阵，看见灯火灭了，人声也静了，它想趁机溜走，没料到拉吉早在那里守候着，因此无法逃脱它必死的厄运。拉吉咬死了两只黄鼠狼，报了杀鸽之恨。这以后，拉吉在家里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尤其在小孙女们心中，拉吉是一位大英雄。 
　　去年１１月３日，我因心绞痛急诊入院，家里人为了我的病忙了起来。有天未明到医院来，说不知是什么原故，拉吉肚子大了起来，我想，拉吉是母狗，说不定怀孕了，接着又想不对，家里没雄狗，怎么会怀孕呢？当时没有精力过问此事，说说也就算了。月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上海演出，我是邀请单位负责人，向医院请假去出席开幕式，趁机我回家探望拉吉。拉吉一看见我，久别重逢，分外高兴，不断地跳到我身上，我一看，它肚子的确大了，但它精神还是和过去一样，因此，我也就没有十分注意。 
　　１２月１２日未明来医院告诉我：拉吉死了，死在它的窝里。她用塑料布包裹着拉吉，在花园的梨树下挖了一个５尺深的墓穴，埋葬了它。小孙女们为顿时失去了她们忠实的朋友，哭得很伤心。停了一会儿，未明又继续说，她为它立了块墓碑，小孙女们自发地用各种彩纸做了两个花圈。 
　　今年１月６日我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到梨树下看拉吉的墓。 
　　我默默站在那里，泥地上那条被它踩出的小道，依旧清晰可见，然而它却和我们永别了。 
　　1989年4月12日      
黄　山　记  
作者：徐迟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主要散文集有《徐迟散文集》、《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等。  　　 
　　一 
　　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境。它选中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一百二十公里，面积千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末多花冈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三十六大峰和三十六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这些朱砂的，丹红的，紫霭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风峻骨，鼎足而立，撑起青天。 
　　这样布置后，它打开了它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倏来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巅，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悭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异萝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峰，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六泉，还有八潭，四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八个乐音。希世的灵芝草，有珊瑚似的肉芝。作为最高的效果，它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彩色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三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 
　　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它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三下两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通入胜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托足。它不肯随便把胜境给予人类。它封了山。 
　　二 
　　鸿蒙以后多少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多少年，才来到了人。第一个来者黄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浮丘公、容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傍，炼丹峰上，飞升了。 
　　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阻不住他。他是李白。他逸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惜升绝顶，俯视天目松。李白在想像中看见，浮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风松”。他还想“乘桥蹑彩虹”，又想“遗形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 
　　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翰，“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也是一种享乐。 
　　可是这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极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能登上莲花峰顶。汪以“从者七人，二僧与俱”，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斤，剪伐丛莽，一仆鸣金继之，二三人肩糗执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峰翘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之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81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了上去的，没有一个。 
　　登天都，有记载的，仅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夜和徐霞客。 
　　三 
　　白露之晨，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瀑，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途，五百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奔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儿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往上铺砌。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装在险峻地方的铁栏杆很结实；红漆了，更美观。林业学校在名贵树木上悬挂小牌子，写着树名和它们的拉丁学名，像公园里那样的。 
　　过了立马亭，龙蟠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削，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胜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然而，现在这边界线的道路全是石级铺砌的了，相当宽阔，直到天都峰趾。仰头看吧!天都峰，果然像过去的旅行家所描写的“卓绝云际”。他们来到这里时，莫不“心甚欲往”。可是“客怨，仆泣”，他们都被劝阻了。“不可上，乃止”，他们没上去。方夜在他的《小游记》中写道：“天都险莫能上。自普门师蹑其顶，继之者惟云水僧一十八人集月夜登之，归而几堕崖者已四。又次为李匡台，登而其仆亦堕险几毙。自后遂无至者。近踵其险而至者，惟余侣耳。” 
　　那时上天都确实险。但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石级，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是不为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后便已到了最险处的鲫鱼背。 
　　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却。方夜到此，“稍栗”。我们却无可战栗，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卫护我们。这也化险为夷了。 
　　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俱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 
　　我们这江山，这时代，正是这样，属于少数人的幸福已属于多数人。虽然这里历代有人开山筑道，却只有这时代才开成了山，筑成了道。感谢那些黄山石工，峭壁见他们就退让了，险处见他们就回避了。他们征服了黄山。断崖之间架上桥梁，正可以观泉赏瀑。险绝处的红漆栏杆，本身便是可羡的风景。 
　　胜境已成为公园。绝处已经逢生。看呵，天都峰，莲花峰，玉屏峰，莲蕊峰，光明顶，狮子林，这许多许多佳丽处，都在公园中。看呵，这是何等的公园! 
　　四 
　　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飘拂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无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泛滥；一忽儿雨脚奔驰。却永有云雾，飘去浮来；整个的公园，藏在其中。几枝松，几个观松人，溶出溶入；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冈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华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之翼翅。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复往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舞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万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峰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顶盆雨，迷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莲蕊峰顶，揭下了蝉翼似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花峰到了波涛底。耕云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伏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起飞。而当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突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诸色。初升的太阳透露出第一颗微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间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豪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顶。奇光异彩，散花坞如大放焰火。焰火正飞舞，那喑呜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笙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末想从这儿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我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数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了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浓了，我又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上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之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载沉载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名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枝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像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缘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了几层云，盘过几重岭，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下来了。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那时我喘息甫定，他们却催促我上观察台去。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的含水的花瓣。轻盈的云海隙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岳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的，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彩虹并不远，它近在目前，就在观察台边。不过十步之外，虹脚升起，跨天都，直上青空，至极远处。仿佛可以从这长虹之脚，拾级而登，临虹款步，俯览江山。而云海之间，忽生宝光。松影之荫，琉璃一片，闪闪在垂虹下，离我只二十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的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摄身光!摄身光! 
　　这是何等的公园!这是何等的人间! 
　选自《徐迟散文选集》，1979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论　友　情  
作者：严文井 
　　严文井（1915—），作家。武汉市人。1945年去东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协领导职务。写过散文、小说、童话，其中以童话见长，深受中外广大儿童喜爱。  　　 
　　一个人烦恼的时候总比他快乐的时候多。我们常常愿意从自己喜爱的人那里得到安慰同温暖，正如有时我们也不吝啬给他们一些关切和同情一样。我们几乎没有人不欢喜从别人那里接受那种可以支持自己，帮助自己生活得更热烈一些的友情。于是我们极力要求自己的朋友慷慨，虽然自己付出的并不太多，总还是感觉自己得到的还不十分够。希望里的东西永远是比那已经存在着的东西要丰富一些，完美一些。我们爱朋友，但更爱责备朋友。我们生活在许多人当中，而又叹息自己孤独。我听过好多人诉说他们心上的沉重寂寞。 
　　真正的寂寞的确不是一件好东西。它待人很冷酷，也使人变得冷酷。它容许人思想，却不给人以力量。我们也许当工作过度时会不大欢喜吵闹的声音，会想起怎样离开人们去独自休息一会；但疲乏时所需要的宁静，所需要的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的休息，却不等于寂寞。寂寞对于一个人所造成的灾害不比一场伤风轻。假若我被迫非从两者当中挑选一样不可，我宁可挑取后者。在许多亲人的关切中害一场小病，那简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病痛的鲁滨逊。我们也许会为自己的信仰遭受磨难，我们却没有必要去欣赏那个待在荒野里苦修的圣安东。如果我们要去寻找智慧，还是让我们首先去寻找那有人群住着的地方吧。 
　　寂寞一辈子的人是没有的。试一试回想你的过去：在你黄金的童年，你是不是有过一个玩伴儿，和你共同逃过学，共同到小河边去捉鱼虾，飘石片，然后又共同去受责罚?当你长高一点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两个荒唐的梦想家，时常和你在一起作漫长的散步，谈说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谈说那宽阔的海洋，谈说那不清楚的未来。你们共衣，共书籍，甚至晚上共失眠?随后，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两个勤快的通信者，彼此按时寄去一些过重的信，讨论那么多的问题：人生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等等。有呵，那是如何欢乐，如何值得令人想念的一个瞬间呵!那都已经成为过去，如同梦幻，它已留不下什么了！ 
　　有些事情是来得太早一点，我们多数人都是显得成熟得太快了一些。这不能责备我们自己。如果的确是有些什么事物令人烦忧，又何必追究这个人的不善欢笑！是因为不断遇着坎坷，我们才不欢喜跳跃。意志所能对人做的事到底是有限的。我们听见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说自己衰老了的话不要发笑吧!那种阴暗的心境显然对他是不适宜，但其中也还有些严肃的，值得想一想的事情在。原谅那些不快活的人对别人稍微有点过火吧，原谅他们有时对别人不太注意，有时对别人又过分苛刻吧!他们太爱人，因而才发现人的不可爱处。他们因为太喜欢朋友，反而不能找到朋友。 
　　朋友是不难找到的。如果你不只是专门期待着，你将发现在凡有人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朋友。比如出门，你只要先向你对面那个同车的，或同船的人打招呼，他又对你没有成见，岂会不愿意和你谈谈天。如果他随着拿出了他的纸烟，你怎么又会吝啬得不打开你的罐头。何况现在大家都不是在一次为自己的旅行中。我们正在一条长路上行进，如同一次出征，同行者和我们可以拿出互相保证的是彼此的生命，对于任何患难我们都将要共同担当。我们也如同往一个圣地去朝香顶礼，同行者和我们所共同的是一个最高的，最坚定的信仰，一个最美好的，最伟大的理想。世界上哪有一种旁的朋友比这样的同伴更可贵!我们通常和什么人之所以能做朋友是因为他和我之间有一种共同爱好的东西。一本书，或者一种特殊的趣味。最好的朋友之间所共同的应该是一个事业，一个理想。对这样的朋友，更确切一点，我们就称他为同志。 
　　爱我们的同志吧!珍惜我们彼此间的情感。当大家彼此都不太有钱的时候，不要责备他不豪爽。如要责备，不如责备自己，看自己有什么能对他尽力的地方还没有尽力。如果他这一向精神不大好，不要过分要求他对你热烈。我欣赏古人那种“淡淡如水”的友情的境界。当然我们相交也可以随便一点，吵吵嘴再和好，和好了又吵吵嘴，但那次数也不可太多，或者口气太过分，以至到损伤人的程度。我自己既然有些独特的癖性，为什么我的朋友又不能够有?让我们不要为任何一点小意气，一点神经过敏，失掉一个十年的朋友吧!十年，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不要随便失掉一个初认识的同志的友情，因为比较深的相互了解还得经历一段时间。一点点友情，即使它细小如同沙粒，也不要让它从我们手里漏掉。有它，我们将活得更有生气，工作得更有信心。如果你偶然受伤或摔跤，就可以直接从它懂得这一点点痛苦的意义。它将使我们从疲劳中振作起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将依靠它的扶持而重新变得坚强。 
　　关心我们每一个同志吧。那都是朋友。不要嘲笑他们，过分挑剔他们的短处。你看，他也许喜欢多说几句话；他也许容易为一点小事就惊叫了起来；他也许太容易发脾气；他也许太容易流眼泪；他也许偶然会对人撒一个小谎；他也许有点古板；他也许有点笨拙……那都算得什么呢!那些毛病也许我自己都有。我既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对朋友又如此不信任呢?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今天他们有同我生疏一点的，明天他们就要同我熟悉起来。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寂寞的。 
　　选自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      
黑　夜　颂  
作者：贾植芳 
　　贾植芳（1916—），山西襄汾人。当代作家、学者。著有《人生赋》、《热力》、《我的朋友们》等。  　　 
　　我的精神，每每在深夜中最振奋，能一直熬到天亮，我才甜然的去睡；因之，以我惯于黑夜的生活，和对于黑夜的感觉，我真想综结起来，写一本《黑夜的经验》，那么一本小书，想来也颇有点意思的。 
　　真的深夜里，富于一种发现与创造的美，一种精神力，只有在黑夜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锻炼。就因此，我对黑夜的感觉是庄严和神圣的，在艰苦恐惧中充满一种抵抗的作战的欢乐。往往能完成许多出乎意料的工作，而且这工作完成得犀快和精美，也很完善和奇出。 
　　先是，黑夜降临了，忧郁的黄昏已去，你在一个孤寂的斗室内，心情有点彷徨的踱着，一边吸着廉价的纸烟，仿佛面对着一个讨厌的客人似的不快，你用纸烟来安慰自己解放自己。渐渐的窗外一切嘈杂的声音安静了，你的嘴喉也被尼古丁弄得辣而苦，甚至失去感触的能力，你的情绪，也就从彷徨里走了出来，黑夜的序幕阶段从此完结，你会先安静的坐下来觉得像走到广野一样的开朗，和无限的包容力。从这个基点，你就变得和一个大兵团的指挥官一样，沉静的运用自己的兵力，作展开的部署和运动，你会不觉的把手伸到烟盒里取出一支烟，而划亮一根火柴，(这种有光有声有色的综合艺术，使你的情绪变得轻快和欣悦)于是，你闭了眼吸烟，面部的肌肉也就渐渐的随了烟气的迷漫开始变化和紧张，而你已沉入一个单一的内心世界，开始了战斗。烟快吸尽了，你也睁开了眼，如果对面有一幅镜子的话，你会发现在烟雾缭绕中，你的脸部肌肉已充满了精神力的坚定和一致，你的睁开的眼睛，也必然已洗去一切的不安苦恼和忧郁，变得光亮而闪烁。你整个人，仿佛是站在阵头的一个将军，充满了神奇的战胜一切的力量。从此，你将要开始你的工作，于是，笔尖和纸激急的作战，你把自己埋在工作的潮浪里，忘了一切。黑夜这时加浓了，窗外已没有一丝的亮光，黑暗封闭了一切，冻结了一切，一切归他掌握和支配。你的工作速力也愈充沛，仿佛在战斗激烈俄顷的兵士情绪，为了就到的胜利战果，忘记死亡和负伤。外面风起来了，风头而且这样锐利，屋里的气温往下低，你的工作情绪已然受到打扰，你开始不安的皱眉了；但是黑暗它还不甘心的，它除了以本身沉重的色调吞没你，他还指挥野马似的夜风，作为尖兵来攻击活在它的压治下的有生物。屋子越来越冷了，你的工作情绪开始迟顿，减弱，你忽然又坚强的啃着嘴唇，眉头松开了，表示你已不再屈曲的忍受，而是拿出坚毅的意志，抵抗侵略者。一直到屋里完全变得冰冷，电灯光已然惨白得像一张死于野战的兵士的脸，这里你就进入另一种激情，你或许有一点疲倦，或许有一点昂奋，(这叫做不承认失败的情绪)或许对于这种景况，发生了一种恐惧退缩的心理，使你想放弃了未竟的工作，逃到床铺上去，在无知的睡眠中来逃避向你加紧攻击的黑暗和寒冷的袭击，这就是一个关键了。你或许会为这个决定，站起来低了头在屋内来回踱步，你脸上已然带了疲倦和困惑的闪光，像一个陷在战场混乱中的兵士。但是你还没向敌人伸起手缴掉的武器，踱过一会，你的体内发散出新的活力，你获得了体力的温暖，相对的寒冷的力量减低，这样，动荡的局面安定了，你会抓起一支烟，闭了眼睛狠狠的吸去，这正是更激烈的战斗前的短短的沉寂，而你，已完全是一种悲烈的战士心情了。烟很快的会吸完，你也会马上毫不犹豫的重新作起你的工作，你的昂扬的精神力，和战士的单一的感受，会使你的写作工作分外的迅快，也分外的新鲜，有你所想不到的字句神奇的跳跃到纸上。而你也皱着眉也啃着唇，表示了你的忍耐和抗争。这样的时间，总有好几个钟头，你也会因为利害的寒冷侵袭，挥动脚踩踩地板，或搓搓手，舒一口气，但你决不会再站起来在地上踱步子，而且很可能你在这工作狂热的中间，除过专心看着面前的纸，不再浪费的看窗外(都是黑暗的大本营)或周围一眼，渐惭的远处的鸡啼叫了，这隐约的声音，带给你一种胜利的喜悦，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快更好，风也似乎停止了，滞重的黑暗在悄悄的退却，一直到群鸡乱啼，窗子也渐渐露出白色的时候，屋里也增加了一种清新的气氛，你的工作，也多半就近乎完结的阶段，你的困积久浸在寒冷里的身子也忽然抖擞着，这时映在对面镜子内的你的脸孔，已变得又青又瘦，但是仍旧显得坚定和单一，心里却为喜悦全部占领，只觉得黑夜已尽，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这一种快活的“历史心情”。你有了经过长期艰苦巨烈的战斗后，终至得到胜利的兵士的骄傲。而和黑夜一同逝去的烦躁，不安，恐惧和退缩，也变成可笑的史实。黎明终于堂堂的莅临，清晨的风予你以友爱的抚慰，你觉得清新和振奋。而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照耀到你憔悴的脸上时，这憔悴的脸上却布满健康的笑纹，才感到黑夜对我们的考验的伟大! 
　　因此，你甚至衷心的感谢黑夜的锻炼的赐予，它使你可以完成巨大的工作，使你变得伟大! 
　　1946年3月1日夜，写 
　　选自《热力》，1949年6月初版本，文化工作社      
日　　出  
作者：刘白羽 
　　刘白羽（1916—），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等。  　　 
　　登高山看日出，这是从幼小时起，就对我富有魅力的一件事。 
　　落日有落日的妙处，古代诗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诗句，如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可是再好，总不免有萧瑟之感。不如攀上奇峰陡壁，或是站在大海岩头，面对着弥漫的云天，在一瞬时间内，观察那伟大诞生的景象，看火、热、生命、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但很长很长时间，我却没有机缘看日出，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赏。 
　　海涅曾记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  　　 
　　我们一言不语地观看，那绯红的小球在天边升起，一片冬意朦胧的光照扩展开了，群山像是浮在一片白浪的海中，只有山尖分明突出，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座小山丘上。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中间，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来一块块干的土壤。  　　 
　　善于观察大自然风貌的屠格涅夫，对于日出，却作过精辟的描绘：  　　 
　　……朝阳初升时，并未卷起一天火云，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曦。太阳，并不厉害，不像在令人窒息的干旱的日子里那么炽热，也不是在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暗紫色，却带着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面隐隐地浮起来，露了露面，然后就又躲进它周围淡淡的紫雾里去了。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闪烁得有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亮得像擦得耀眼的银器。可是，瞧!那跳跃的光柱又向前移动了，带着一种肃穆的欢悦，向上飞似的拥出了一轮朝日。……  　　 
　　可是，太阳的初升，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却不易被人看到。看到它，要登得高，望得远，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看日出的机会，曾经好几次降临到我的头上，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 
　　一次是在印度。我们从德里经孟买、海德拉巴、帮格罗、科钦，到翠泛顿。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乘三小时汽车，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这是出名的看日出的胜地。因为从这里到南极，就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洋，中间再没有一片陆地。因此这海角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人们不难想像，那雄浑的天穹，苍茫的大海，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线曙光，燃起第一支火炬，这该是何等壮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可是听了一夜海涛，凌晨起来，一层灰蒙蒙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这时，拂拂的海风吹着我们的衣襟，一卷一卷浪花拍到我们的脚下，发出柔和的音响，好像在为我们惋惜。 
　　还有一次是登黄山。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优胜之地。因为黄山狮子林，峰顶高峻。可惜人们没有那么好的目力，否则从这儿俯瞰江、浙，一直到海上，当是历历可数。这种地势，只要看看黄山泉水，怎样像一条无羁的白龙，直泄新安江、富春江，而经钱塘入海，就很显然了。我到了黄山，开始登山时，鸟语花香，天气晴朗，收听气象广播，也说二三日内无变化。谁知结果却逢到了徐霞客一样的遭遇：“浓雾弥漫，抵狮子林，风愈大，雾愈厚……雨大至……”只听了一夜风声雨声，至于日出当然没有看成。 
　　但是，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伟、最瑰丽的日出景象。不过，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巅，也不是在大海之滨，而是从国外向祖国飞航的飞机飞临的万仞高空上。现在想起，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一丝预料的时刻，宇宙便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丰采，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了。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飞机不断向上飞翔，愈升愈高，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飞机好像惟恐惊醒人们的安眠，马达声特别轻柔，两翼非常平稳。这时间，那条红带，却慢慢在扩大，像一片红云了，像一片红海了。暗红色的光发亮了，它向天穹上展开，把夜空愈抬愈远，而且把它们映红了。下面呢?却还像苍莽的大陆一样，黑色无边。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你乍看上去，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可是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像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开始我很惊奇，不知这是什么?再一看，几个小片冲破云霞，密接起来，融合起来，飞跃而出，原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一眨眼工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宁静极了。整个宇宙就像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安静，充满清新、幸福之感。再向下看，云层像灰色急流，在滚滚流开，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自由自在，向我的亲爱的祖国、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航行。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灰色、黛色、蓝色，都不见了，只有上下天空，一碧万顷，空中的一些云朵，闪着银光，像小孩子的笑脸。这时，我深切感到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而喜悦，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我在体会着“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一句诗那最优美、最深刻的含义。 
　　1958年 
　　选自《刘白羽散文选》，1978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造　屋　记  
作者：秦兆阳 
　　秦兆阳（1916—1994），湖北省黄冈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短篇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风尘漫记》，论文集《文学探路集》。  　　 
　　我常常在“假如”中悬空回旋，在现实中实地迈步。我痛惜失去了的年华，羡慕现在的青年，想做的事情很多，而精力非常有限。于是就常常在脑子里产生出一连串的“假如”：假如我现在只有四十岁，假如我壮实得像一头牛，假如我还可以活二十年……我当然也知道这都是一些空泛的无补于实际的想法。于是我回到现实中来：爱惜时间吧!快点做事吧! 
　　但是，困难之多，难以尽述。 
　　于是我又回到“假如”里悬空回旋。…… 
　　近年来，一连串震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振奋了我的心情，使我焦急时间的空过，使我连做梦都想到行动计划。然而我没有行动的空间。多病的老伴，教书的女儿，连我一共三口人，住在一间空间不大的屋子里。有时在外地工作的二女儿和儿子回来，就是五口之家同处一室。老伴呻吟于病榻，儿女喧声于耳边；一人说话，大家来听；来一位客人，全家奉陪；冬天还要在屋子中安一个炉子，卧室又兼厨房。于是一家人一百遍计议：假如能在院子里盖一间小屋，那是多好! 
　　是的，假如我自己有一间可以单独作事的小屋，哪怕是只能够搁得下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的小屋，那我就可以不浪费时间，那就等于延长了寿命。 
　　决心下定了：在这样的大城市里，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那时正是地震以后，到处在拆烂墙，修旧房。不少有劳动力的人家，推着小车拾烂砖头，用公家发的搭防震棚的木头，在院里院外盖起一间间小屋来。我们呢?我和女儿，一老一小，是劳动力。而且女儿只有在星期天才有空。没有小车，用两个小铁桶来挑。可惜啊，并不是所有拆烂墙的地方都让你去捡。完整一些的砖头，工人们要留着砌新墙用。半大的可用的砖头，早被劳力强的人抢光了。好容易捡到了一点，路远担子重，真够呛。 
　　木头呢?需要几条碗口粗、两丈长的檩条，还有一百几十根小椽子。女儿在西郊一个中学里教书，托老师，托学生，寻寻找找。找到了，又托人用三轮车拉到家。几十里路拉来，能不好好招待人家?多病的妻子还得当厨师。 
　　泥土呢?如果是用农村的大车来计算，得用几大车。幸好附近有两处地方在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土堆在马路边，可以随便要。拚着老骨头，挑吧!有时女儿也帮着。挑来先堆在大门外，然后再往我们住的后院挑。上台阶，经门洞，下台阶，曲里拐弯，来到后院。挑了几百担! 
　　石灰呢?得用几百斤!又是女儿的功劳：托人买，托人用汽车拉到胡同口，然后一筐筐抬到后院里。怕雨淋，用塑料布盖起来。 
　　小院子里成了泥土的山，石灰的山，烂砖头的山，出来进去，要翻山越岭。祈祷老天爷别下雨，别把院子里变成黄泥岗。 
　　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时很高兴：在郊区买到了一千五百块砖! 
　　又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又很高兴：托人找到了大卡车，明天就可以把砖头拉回来! 
　　明天，砖头拉来了。但是胡同小，卡车进不来。搬吧!连好心的汽车司机也帮着搬。哼唷哼唷，整整一个下午。砖头进了院，人却倒上了床，连起来吃饭的力气也没有。 
　　院子里又增加了几座更大的砖头山。 
　　这些事情用了多长时间?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脑子里出现过多少个“假如”!又有多少次被现实拖回到现实! 
　　只有三个“假如”没有落空。一个是：假如我的女儿是个男孩子——她也确实半点也不比男孩子差，累死了她也要干。再一个是：假如我只有二十岁——我也确实是把老命来拚，忘记了年岁。第三个是：假如世界上有许多热心人——也确实是有许多热心人，都是女儿的同事和同事的家属与朋友。特别是有一位外号叫“木匠”的年轻人：剑眉大眼，虎背熊腰，外表英俊，内心火热，许多事情都是他帮的忙。 
　　还要把几百斤石灰都泡制成灰浆子，这又是我的事，因为女儿天天要上班。在院子里清理出一块小空地，挖了一个小坑坑，把石灰一桶一桶泡成浆，倒进去，把沉底的渣滓丢弃掉。足足忙了十来天，是在七月的太阳下，简直是用汗水泡石灰! 
　　到此为止，一切准备工作总算作好了。 
　　但是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波折。 
　　这就又使我回到一连串的“假如”里去了：假如没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大不幸，我就不会远谪南方，家里就不会光留下两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也就不会有空余的房子。假如没有十年的“史无前例”，街道上就不会把本属“私人生活资料”的空余房子都分配给别人居住。假如没有长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北京市的居民住房问题早就会“一抓就灵”，就不需要对千万间私人房产一抓就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不抓也灵，政策也就不落也实。还有：假如占住我的房子的这家人家的当家人不是脾气古怪的人，那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大的波折。 
　　这后院是大约三十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个东西方向的长方形。前两年北京市普遍使用煤气炉做饭，居民们都设法在院里院外盖了简易的搁煤气炉子的小厨房，我女儿也费了很大力气在院子的东头盖了个简易的小厨房。不到四平方米大，高个子进去就要碰脑袋。我们这回原是计划把这个厨房拆了，再在原地盖一个扩大将近一倍的小屋。不料，在一个星期天，我女儿叫来了两位年轻的同事帮忙，把小厨房拆了，把地基也挖好了，住在我们对面屋的男主人却走出屋来，把腰一叉，把脖子一硬，发话了： 
　　“喂!你们这样不行!把屋子盖在我们后窗户跟前，挡风挡亮，走遍天下能说得过这个理去吗?” 
　　我的老伴连忙迎上去，赔着笑脸说： 
　　“×大爷，我们不是早就跟×姨商量好了吗?是×姨同意的呀!” 
　　×姨，是他的内当家，是我们平常习惯的称呼。 
　　“跟她商量了不算，她不能当我的家!”接着又是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我实在气得忍不住，走上去问他： 
　　“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偏偏等我们把东西堆满一院子，把小厨房也拆了，连做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才说?你这是什么理?” 
　　“我愿意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你要是不服气，打官司去!”这是他的回答。 
　　我老伴连忙把我拦开了，又向他解释：离他们后窗户有好远，计划盖多高，对他的后窗户影响非常小。但是，总归一句话：不行! 
　　工程停止了。“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 
　　夜里，我老伴又去找他赔笑脸，作解释。但是，得到的又是一大堆更加难听的话。 
　　假如不是自己的房子院子而自己反倒受制于人；假如不是我跟女儿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年；假如我老伴不是一个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如今反而在这样的事情上受这样的气；假如那个不讲理的横人说话稍微好听一点……那么，我那可怜的老伴的心脏病就不会犯得这么重。 
　　她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月，吃不下，睡不着，胸口憋得出不来气，连说话力气也没有。 
　　我跟我女儿，由盖房子忙，变成了为病人忙。 
　　我女儿又到那“横人”的女儿的工作单位去，请求那年轻人从中疏通一下。几经往返，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把院子从中间分，在你们那一半盖去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深秋了，眼看就要到隆冬上冻的时候了，时候不等人啊!而且，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搁锅碗瓢盆，满院子的砖头、泥土、木头……人，怎么生活! 
　　又是那位好心的“木匠”救了我们(假如真有上帝，我愿意一辈子为他祈求幸福)。他带来两位老泥瓦工师傅，在院子里左衡量，右察看，决定了：在我们这一半，从我们住的南屋接出去，三天以后就动工! 
　　三天以后，好心的“木匠”约好了十来个人，有泥瓦工老师傅，有木工电工，有年轻的小工，从三十里路以外，骑着车子，带着工具，一路飞跑，天刚亮就来了。 
　　一整天紧张的战斗。天黑了，把电灯拉到外面，挑灯夜战。到夜里十点，每个人，包括我和女儿，用了好几盆清水洗净了满头满脸的泥沙，大家围在用两张桌子接在一起的饭桌边，痛饮三杯，庆祝胜利——除了窗户和门没有安上，地没有铺好，墙壁没有抹灰以外，房子基本上竖起来了，连屋顶上也抹了一层泥，只等以后慢慢再加工。 
　　以后又忙了一个多月的收尾工作，门窗也是木匠安的。 
　　冬天来了。买不到玻璃，用两层塑料薄膜钉在窗棂上，安上了炉子，搁上一张单人床，一个两屉桌，两张椅子。老天，我总算有了一个看书和写作的窝儿了! 
　　厨房呢?我已经累得无能为力了。女儿一人干了两天，累得卧床不起了。只得写信让儿子从农村请假回来搭盖，又用了几天时间才盖成。只有两平方米大，只搁得下煤气罐和炉子，外加一个小碗橱；只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转身子。 
　　我有了窝儿，写了东西，第一篇小说是《女儿的信》，歌颂的是老干部，是人民，是真理。……直到现在，已经两年有半了。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有约稿的，看望的，谈写作的，我总是说：“对不起，房子太小……”书籍，没地方摆；杂志，没地方堆；报纸，没地方塞；各种稿子和材料，没地方……。房顶又矮又薄，下大雨就漏。热天，上面烤，窗户当西晒，屋子里像火炉。写论文时要找一本参考书，写小说时要翻翻笔记本，难找哇!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儿女都已回来，不但都需要学习用功的地方，而且都要结婚，哪有房子?于是我想：假如……!但是有时我又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先不忙关灯，瞪着眼看着房顶上裸露着的托梁和檩条，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老革命根据地，住在农民家里。 
　　于是我作了一篇《陋室之歌》：  　　 
　　假如假如，现实现实。得来不易，敢不知足?既已知足，岂可不酬之以水酒，歌之以“打油”?乃作歌曰： 
　　呜乎!山岂在高，有树就好。水岂在深，有鱼就好。屋岂在大，能住就好。艰苦缔造，始知块砖掬土之可宝。破陋狭窄，方怜三代同堂之苦恼。况且身居其中，可骋神思，可对稿纸，可绞脑汁，可读来稿。一息尚存兮，怎不思涂地以肝脑!纵有华屋千间，尽庇女婿姨，岂不怕无颜以对江东之父老?  　　 
　　附记：上文写好后之数日，我正坐于陋室中之小折叠靠椅上，入神地阅读一部长篇来稿，忽然轰隆之声乍起，如墙倒屋塌一般，尚未清醒过来，书籍杂志兜头盖脑砸了下来，堆了一身，自己竟被埋进了书籍的坟墓。原来是，靠椅旁边有个惟一的一人多高的书柜，日益增多的书籍杂志，不但把柜子塞得毫无缝隙，连柜顶上也一直堆到屋顶，柜子不胜负荷，压断了柜脚，竟突然倒了下来，几乎真的使我肝脑涂地!…… 
　　1979年12月于北京 
　　选自《黄山失魂记》，1987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睡　与　梦  
作者：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人活一辈子，睡觉差不多占了半辈子，睡觉对于人生的关系真是够密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了就睡，一连好几个月地睡下去；而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总是睡着去的。睡觉的舒服、安逸，永远占据着人们享乐的最高点。最值得称颂的是它不用金钱，也不讲势力，无论老幼贫富，贤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怜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个睡眠。在睡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里，富翁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儿恋爱成功，穷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觉是一件大事，同吃饭一样重要，比结婚更为重要。 
　　睡觉根本是一种原始的享乐，所以并不十分需要现代化的装置，自然柔软的弹簧床是会使人适意，然而我们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像史湘云醉眠芍药，就是一个最俏皮而又富于诗意的睡觉；这样谁能说这碧绿如茵的草地不比弹簧褥子更温软?醉人的春风不比天鹅绒的被子更轻柔?更何况树枝上的小鸟唱着催眠曲，小河里淙淙的水声送来酒也似浓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节三等火车里，开始着一个辽远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车里的灯光是惨绿的颜色，每一个旅客都觉得非常疲倦了。那时从深夜的人堆里，忽然传来一声冗长而沉重的呵欠，这一声呵欠影响了全车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温软的床铺，立刻觉得眼皮发涩，头发重，心发沉。随后鼾声大起，纷纷睡去。张嘴者有之，歪头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光怪陆离，万像毕陈。总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虽然车里空气坏，椅子硬，没有床铺。 
　　人家说：“睡中别有天地，谓之睡乡。”睡乡就是梦境，梦是什么?现代的心理生理学家的解释，说是一种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我们且撇开不谈，我只觉得梦是超乎现实的另一个人生，像《仲夏夜之梦》所表现的那么美的大同世界；它比苍蝇的翅还要轻，比空气还要空灵，比月光还要美丽，忽明忽灭，不可捉摸。《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是一个虚无的幻想，一个迎着阳光五彩的水泡，一个阴阴的暗影，一颗侵晓花茎上晶莹的露珠，一道倏然一现随即瞥然而逝的电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晚有所梦。”这种梦多半是最甜蜜的，我们白天得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在梦中就得到了，做到了。譬如说：心里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之想之，神魂颠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梦神有灵，就把某人送来了。自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最煞风景的就是在这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是掉到沟里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来，“适可而止”。梦尽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连做梦都是如此。 
　　纵使是如此空虚的梦，都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贾宝玉想梦见林黛玉，不惜卑躬曲节，焚香净手，祷告神灵，冀得梦中一亲颜色；而结果纳头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梦边儿也没有沾到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何等凄凉的情绪了。 
　　虚无的梦有时也会改变了现实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梦》。《南柯梦》的主人公在黄粱未熟的短短的时间内，竟跑到梦中的南柯国里，去作了几十年的东床驸马；尝尽了悲欢苦乐，享尽了富贵荣华。梦醒时，他起了无限感慨，因此而参透了人生，于是居然青灯一盏，皈依佛门。梦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相隔千万里的朋友，可以在梦中相处一堂，几十年的光阴可以在梦中一闪而过。梦之于人生，是非莫辨，虚实不分，离奇恍惚，不着边际。 
　　古人有“人生如梦”与“浮生暂寄梦中梦”之类的话。是的，人生本是一个梦。睡乡的梦境不过是梦中之梦，大梦之中的小梦而已。人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大梦的开始，死去就是梦的终结。世界本就是一个广大的梦境，我们就是这梦中的人物。其中的贵贱贫富，喜怒哀乐，不过是这梦境中的遭际；有的做着轰轰烈烈的梦，有的做着庸庸碌碌的梦，有的做着幸福的梦，有的做着可怜的梦；有桃色的梦也有灰色的梦。纵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被梦境所支配，像真事似的，为梦境所苦，为梦境兴奋，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梦将醒的时候，哪一个不托着腮帮子，低着头，闭着眼，心里想着那几十年的过眼云烟，有如一梦呢?诸葛亮在高卧隆中之时，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他自命以为自知平生，先觉大梦，以睡觉为惟一的消遣，然而他终于接受了三顾茅庐之请，到茫茫人海之中作了一个角逐者，尽数十年的心力于残酷的争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所谓人中之龙，所谓高士，然而他终于逃不脱这梦的支配。啊!这人生如梦!这梦也似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流，“庭芜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这时候的景色。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棂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也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饮水词》里有一句说得最好，道是：“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假如我们真觉得这世界是无味的话，那么大家都睡吧!到睡乡中去找寻更美丽的梦境，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梦里去寻求的。 
　　1937年3月于南京 
　　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这篇短文，展读一过，百感交萦。一年来的艰苦遭际，让我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个荒唐梦，大有昨非而今犹不是之感。我发誓不再做梦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1938年11月于重庆 
　　选自《后台朋友》集，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      
生命壮歌  
作者：秦牧 
　　秦牧（1919—1992），广东澄海人，散文家。著有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童话集《蜜蜂和地球》，长篇小说《愤怒的海》，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等，有《秦牧全集》行世。  　　 
　　生命现象是一个很奇特深奥的现象，闲来披阅报章杂志，常常读到一些感叹生命坚韧的篇章。例如：在几千米的高空上，都可以发现蝴蝶，在几乎接近沸点的温泉里，也有生物在活动，深深的大洋底层，有水生动物在繁殖，南冰洋零度下的冰水中，也有不少的水族等等就是。 
　　除此之外，一些作者笔记中，关于某些普通生物极不平常的行动的描绘，也很令人震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有一篇题为《麻雀》的，记叙他见到一只母麻雀，为了保护幼雏，昂然挺身，准备和一只狗格斗，它的英勇气概，居然使狗为之退避，使得旁观的屠格涅夫为之赞叹。我还读过一篇外国猎人的随笔，说他严冬之际，在一个结冰的野外小湖旁边，正在伺机狩猎，突然一群大雁从半空降了下来，它们是下来饮水的，但是冰层隔断了水源。这时，只见为首的大雁勇敢地腾身飞起，又像飞机一样向下俯冲，腹部出力地撞击冰层，磅磅作声，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猛烈行动，终于使薄冰断裂，露出一个窟窿来，群雁能够就着那个冰洞饮水了。那位猎人说，当他看到这番景象，他被感动得目瞪口呆，忘记开枪，终于茫然地伫立着，望着这群征雁饮罢了水，飞去为止。 
　　和这类事情异曲同工的，是日本有一位旅行家说他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发现许多蝴蝶扑打着翅膀向高空冲去，一次又一次，尽管屡次失败，它们仍然奋斗不懈，雪地上终于覆盖着大量蝴蝶的黄翅膀……有一个青年告诉我说，当他读到这段描写的时候，不禁哭泣起来了。 
　　我相信，为这一类现象所激动的，决不只是一个屠格涅夫，一个猎人，一个青年。我们自己不是也常常有类似的感受吗!当我们听到：一只燕子，为了越冬，常常飞行几千公里；一条鳗鲡，为了产卵，常常从内河游向远洋，征程一两千海里；一只蚂蚁，能够搬动比它的体重重10倍以上的东西；一只蜜蜂，敢于不惜牺牲去螫一匹马或一头熊的时候，不是也常常为之激动不已吗!至于好些蜘蛛，为了织好一张网，不管风吹雨打，艰苦从事，百折不挠的坚毅表现，人们看了受到感动，因而奋发图强的事例，在史书里，也是屡有记载的。 
　　也许有人说，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或其它节肢动物，生命有这么大的韧性，不过是它的本能罢了。是的，普通的生物的行为，谈不上是什么它们信念的执著和理性的选择，大抵总是出诸本能罢了。但即使仅仅是出诸本能，也仍然令人赞叹不已。为什么比它们巨大千倍万倍的生物，有不少，生命的韧性看起来倒反而不如它们呢? 
　　人类所以会被这类现象所感动，探索起来我想是饶有趣昧的。一个人和一条狗或一匹马之间，有时还谈得上感情沟通，但是对于野外素昧平生的一只鸟、一条鱼，一只昆虫……根本谈不上存在什么情愫，但人有时却被它们的行为所震惊，甚至感极泣下，其秘密何在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它们使我们想起作为同类的人的某些勇敢坚韧的行为，因而也就受到感动了。 
　　有人说，古代神话的存在，是人类渴望战胜自然的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人能够被某些小小动物的生命现象所激动，我想，正是人对于同类中某类行为的崇敬心理错综曲折的表现。 
　　人们平时对于某些人的坚毅、刻苦、勇敢或者智慧存在敬爱之心，看到动物也表现了类似的现象的时候，心里潜藏的东西被掀动了，翻腾到上面来，于是对动物也仿佛有一种重爱之情了。一个对于某种品德丝毫不存在向往之心的人，看到那类现象，却是漠然无动于中的。一个习于懒惰，丝毫不知道勤奋可贵，或者一个懦弱成性，完全不想培养勇敢品格的人，即使知道一只燕子，正在从事千里壮飞，或者看到一只大雁，居然以胸脯猛烈撞击冰层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感动可言呢? 
　　因此，人对生物的这种奇特感情，说穿了，不过是人对人的感情的升华而已。 
　　如果我们不斤斤纠缠于虫鱼鸟兽这些形象之中，‘就可以透过动物看到人，领会不少人对于坚毅、刻苦、勇敢、智慧这类美德的由衷敬仰。 
　　如果说，虫、鱼、鸟、兽有时竟出现了那么令人瞩目的行为，有思想，有感情以至具有信仰的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所能够使人受到的震撼也就可想而知。读历史，有时固然令人十分痛苦，但是那些志士仁者，名将学人的事迹，却一直使我们的心弦为之颤动，这可以说是学习生活中最愉快的享受。 
　　对个人的作用，作出过分夸大的估价，谁都知道是不当的。因为历史归根到底是劳动群众集体所创造的。但是个人的行为只要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却的确可以发挥异常巨大的作用。我们只要举出几件普通的事情就足够说明了，试想：爱迪生的发明，怎样改变了全世界人类的生活面貌；巴斯德发现了细菌，怎样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琴纳医生发明了种牛痘，竟使猖獗流行于地球上的天花到了当代终归全部趋于消灭；达尔文的发现，怎样使人类认识了自己并使生物学跨进了新的境域…… 
　　这还仅仅是就自然科学家而言罢了，革命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大匠，他们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也都不是可以简单估计出来的。 
　　历史上常常出现过一些害死了千千万万人的“杀人魔王”，也常常出现过一些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革命家和科学家，把这些简单地归结为“历史规律”在起作用而对个人因素的作用不作充分的估计，是有欠公允的。 
　　一个鲁莽者的一根火柴可以烧毁数千亩山林，一个科学家的毕生辛勤又可以创造数万亩山林。从这样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个人能够对整个社会发挥多么坏或者多么好的作用，而且并不是注定非如此不可的。 
　　从前面提到的生物现象，使我想到人类社会中的现象，生命，有的像一个泡沫，有的却可以谱一阕壮歌。对于好些人，只能碌碌无为的生命，在某些人身上，却能够发挥多么巨大的潜能，绽放多么美丽的花朵啊！ 
　　1987年2月·广州      
国　子　监  
作者：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作家。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蒲桥集》、《晚饭花集》等。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王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这里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像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一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 
　　国子监碑刻甚多，数量最多的，便是蒋衡所写的经。著名的，旧称有赵松雪临写的“黄庭”、“乐毅”，“兰亭定武本”；颜鲁公“争座位”，这几块碑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我这回未暇查考。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最值得一看的是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一通敕谕：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宗讷的学规都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著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这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明太祖为了要“人才”，对于办学校非常热心。他的办学的政策只有一个字：严。他所委任的第一任国子监祭酒宗讷，就秉承他的意旨，订出许多规条。待学生非常的残酷，学生曾有饿死吊死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迫害和饥饿，曾经闹过两次学潮。第二次学潮起事的是学生赵麟，出了一张壁报(没头贴子)。太祖闻之，龙颜大怒，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照明太祖的语言，是“枭令”)。隔了十年，他还忘不了这件事，有一天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碑上所刻，就是训话的原文。 
　　这些本来是发生在南京国子监的事，怎么北京的国子监也有这么一块碑呢?想必是永乐皇帝觉得他老大人的这通话训得十分精彩，应该垂之久远，所以特在北京又刻了一个复本。是的，这值得一看。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 
　　这块碑在国子监仪门外侧右手，很容易找到。碑分上下两截，下截是对工役膳夫的规矩，那更不得了：“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  　　 
　　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膏火)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清朝有一个时期光禄寺的面袋都是国子监学生的仿纸做的)。从明朝起就有调国子监善书学生去抄录《实录》的例。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监生的身分不十分为人所看重。从明景泰帝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以后，国子监的门槛就低了。尔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就更不值钱了。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还有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黄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服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黄历一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得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枪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当差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选自《蒲桥集》，1989年，作家出版社      
佳茗似佳人  
作者：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中国的茶文化是一门高雅的学问，品茗乃韵事也。小时候爱喝家乡自制的桂花茶，只觉得甘芳好喝，不知品茶为何事。及长，烟与茶俱来，饮茶也只是因为烟吸多了解渴而已。茶香似不及烟香诱人，尽管有烟瘾者是少不了要饮茶的。吸烟40余年，现已戒绝五载，总觉若有所失，生活中减少了一大乐趣，这时候茶叶就显得分外重要，渐渐体会到苏东坡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譬喻之妙。 
　　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各取所需，不遑细述。30年前初到福州时参观茶厂，进入门帘严严的窨制茉莉花茶的工场，骤觉浓烈的花香袭人，几乎令人晕眩。福州花茶名扬海内外，确有齿颊留香的独特风味。不过饮茶总以茶叶自身为上，一切形形色色花香制的茶叶，除茉莉花香以外，余如玉兰花茶、玫瑰花茶、珠兰花茶、柚子花茶和玳玳花茶等等，虽然各有自己的香味和风韵，而茶叶的原味大为减色。《群芳谱》记载：“上好细茶，忌用花香，反夺其味，是香片在茶中，实非上品也。然京、津、闽人皆嗜饮之。”至于摩洛哥等国家用中国绿茶加重糖和新鲜薄荷叶子煮而饮之，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 
　　我喜饮头春新绿，这是在清明前采撷焙制的绿茶。狮峰龙井或洞庭山碧螺春新茶当然是佳茗，然其上品殊为难得。50年代在老作家靳以的家里啜饮龙井新茶，沏茶饷客时，主人说这是方令孺特地托人从杭州捎来的。只见茶盅的边缘上浮绕着翠碧的氤氲，清亮鲜绿的龙井叶片透出一种近乎乳香的茶韵。我慢慢啜饮，冲泡第二次茶叶更加香醇飘逸。那杯堪称极品的龙井茶至今难忘。遗憾的是龙井茶泡饮三次后便淡而无味了。碧螺春比龙井耐泡，新茶上市时，饮碧螺春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这两种茶叶倘若是极品，历来售价奇昂，且不易得之，即或有那么一斤半斤，多半是用来馈赠亲友的。 
　　入闽后，每年春茶登场，我倒是常有机会以较为廉宜的价格，从产地直接向茶农购得上好绿茶。绿茶不易保存，贮藏如不得法，时间稍久便失去色香味。因此新茶一到，最好不失时机地尝新。试想春天的早晨，一杯滚水被细芽嫩叶染绿了，玻璃杯里条索整齐的春茶载沉载浮，茶色碧绿澄清，茶味醇和鲜灵，茶香清幽悠远，入口后顿感恬静闲适，可谓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享受。面对绿莹莹的满杯绿色，你感到名副其实是在饮春水。 
　　每一个饮春茶的早晨仿佛是入禅的时刻。 
　　我总认为，福建的工夫茶才是真正的茶道，陆羽的《茶经》便对工夫茶有详尽的记述。烹治工夫茶，茶具以宜兴产者为佳，通常一茶盘有一壶四杯，壶盘器皿皆极精巧，“杯小而盘如满月”，“且有壶小如拳，杯小如胡桃者”。到闽南一带作客，主人辄以工夫茶奉客。先将乌龙茶塞满茶壶，注入沸水后，加盖，再取沸水徐徐遍淋壶外。此时茶香四溢，乃端壶缓缓斟茶，挨次数匝注于杯内，必使每杯茶汤浓淡相宜。饮茶时先赏玩茶具，次闻茶香，然后细口饮之。这一番过程便足以陶冶性情，更不用说那小盅里精灵似的浓酽茶汤了。尝见一业余作者到省城修改剧本，随身携带小酒精炉和小水壶自烧开水，案头茶具齐备，改稿时照烹工夫茶不误，乍见为之惊叹。据说闽南有喝工夫茶致穷者，也有饮茶醉倒者，可见爱茶之深。不过在我这样的外省俗人看来，一般人家的工夫茶其浓无比，色如酱油，所用茶叶大抵是普通乌龙或色种之类，抿着嘴啜饮数口也就够了。 
　　日本茶道无疑从古代中国工夫茶传过去的。他们有一套繁文缛节的茶道仪式，十分讲究排场，近乎神圣了。在日本家庭作客时，奉侍茶道就随便得多，也简单得多。不论繁简，茶道用绿茶磨研成粉后冲泡的浓茶总是苦涩的。不过若细加品尝，确乎也有几分余甘足供回味。 
　　旅闽岁月久长，尤其是这几年戒了香烟后，对半发酵的乌龙茶家族中的铁观音就更偏爱了。铁观音倒不在于乌润结实的外形，它的美妙之处是茶叶有天然兰花的馥郁奇香，温馨高雅，具有回味无穷的茶韵，是即所谓观音韵。 
　　我的生活中赏心乐事便是晨起一壶佳茗在手，举杯品饮，神清气爽。一天的工作也常常是从品茗开始的。最好是正宗的安溪特级铁观音，琥珀色的茶汤入口清香甘洌，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肢百骸，通体舒泰，此时以佳茗喻佳人愈见贴切。铁观音真是丽质天生、超凡脱俗、情意绵长、并世无双。 
　　今春从香港带来台湾产的铁观音，取名“玉露”。湖绿色的圆茶罐，用墨蓝色棉纸包裹，衬以带有白斑点的鹅黄色夹层纸，外面的包装纸上是明人唐寅的山水小品横幅，古趣盎然。文字部分力求雅致，说“冲泡与享用佳茗，是一种由技术而艺术、艺术而晋至一种境界的奇妙历程；贯穿这个历程的基本哲理在得一个‘静’字。”这段文字深得广告文学的三昧，想想人家真会做生意。开罐泡饮，茶汤呈嫩绿色，茶味中依稀也有几分观音韵。奈何桔枳有别，总不如得天独厚在安溪本土出产的铁观音纯正。据说在台湾类似的铁观音茶叶很多，有一种叫“春之韵”的，这一芳名庶几配得上佳人了。 
　　“从来佳茗似佳人”，确是千古绝唱，此生若能常与佳茗为伴，则于愿足矣。 
　　1989年10月中旬      
奔  
作者：管桦 
　　管桦（1922—），河北省丰润县人。现代作家。著有《小英雄雨来》、《管桦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将军河》，诗画散文集《生命的呐喊与爱》等。  　　 
　　长江的浩荡波流，回旋着，翻卷着，仿佛在挣脱着什么，响出轰隆隆巨声。浪涛和浪涛彼此呼唤着，滚滚东奔，追赶那一轮红日。从最遥远的迷漫着雾气的天际，也能看见它闪亮的水面。而两岸的岩绝壁，把峻峭的山峰，高高地耸在它们头上那一片荒凉的蓝空中，俯视着澎湃的急流。只有它们知道长江已经走过和将要走过的迢遥途程的时间，是多么悠久。 
　　我站在飞驰于长江的轮船甲板上，风吹着头发，衣襟向天空飘起。我手扶横栏，凝望着从荒古以来就以自己征服一切的雄浑大气，凌驾着风暴，岁月的重轭所不能制服的生命急流，在无尽的追求中，宽阔的胸膛，倾吐出深沉洪亮的声音，好像在告诉人们一种重要的事情。而它所追赶的太阳，正在朝它背后的西方沉落。 
　　那鲜红艳丽给大地倾注了青春和轰响的生命的火球，使冻结的江河，在山野丛林的摇篮中醒来，使寒冬岁月里深藏在地下的种子，诞生出嫩绿的禾苗，给草原洒满鲜花，让鱼群在温暖的水波里自由浮沉。万物都受到太阳的抚爱。它现在却不可抗拒地，必然地向着西方沉落，最后燃烧的烈焰飞奔，浓烟缭绕，天空笼罩着一片无涯无际黑沉沉着火的乌云。映着豪光的长江，依然滚滚东流，从不折回，它没有追赶那追赶不到的，却追赶着黑暗。它背后的太阳，越过狭谷，落进那被它的光辉渲染成绚烂色彩的烟云里去了。江上升起茫茫淡墨色的雾。两岸间或闪现的灯火，在水天辉映的波影里，如梦如幻的抖颤。从荒凉绝壁降下来的淡紫色的黄昏和白浪滔滔的长江，进入比梦中甜蜜的想像更为神奇的黑暗里。 
　　白昼是壮丽的，但是黑暗比白昼更壮丽。深沉的宁静中，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希望。什么都没有，却包含着所有的一切，也包含着对它的惧怕和嘲笑。我注视着近处被轮船探路灯光照出的波浪，不断地互相撞碎，似乎是唯有碎裂才充满生命，才能奔腾，才能掀起冲天巨浪。而那从不碎裂的在幽暗星光下巨大而模糊的山岭，只能万古不变地伫立着。它们感到黑暗是如此的冰冷、沉重、浓厚，像巢居着鬼魅的莽石洞穴阴森可怕。而长江却是明一切地、勇敢地向黑暗奔流。前面波浪的空缺，立即被后面的填补。因风的袭击而高高地扬起头来吼叫，不顾一切地向着漩涡扑去；因狭谷险峰的阻隔更加奔猛。我倾听着黑暗里波涛的轰响，感到它的孤独和悲壮。同时向我展示了一个永恒的伟大思想： 
　　给万物以生命的光明是灿烂的。而黑暗是孕育着那无比硕大太阳的母腹。 
　　1988年仲秋草成于长江江渝十九号轮上 
　　选自1988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茶　　性  
作者：艾煊 
　　艾煊（1922—）安徽舒城人，作家。有报告文学集《朝鲜五十天》，散文集《碧螺春汛》、《艾煊散文集》，长篇小说《乡关何处》、《山雨欲来》等。  　　 
　　茶和酒是千岁老友，但两人性格绝然相反。一个是豪爽，狞猛，讲义气的汉子，一个是文静，宽厚，重情谊的书生。 
　　茶为内功，无喧嚣之形，无激扬之态。一盏浅注，清流，清气馥郁。友情缓缓流动，谈兴徐徐舒张。渐入友朋知己间性灵的深相映照。 
　　酒为豪狂式的宣泄，茶为含蓄蕴藉式的内向情感。 
　　酒入大脑，可产生摧毁性的强刺激。茶具有舒缓的渗透性潜入全身汗囊毛孔，缓缓生成温馨抚慰效应。 
　　酒，饮前清香诱人，饮后浊气冲天，污及四邻空气。茶，饮前淡淡清气，渗透人体，弥漫于不易觉察的周围空间。 
　　人之或嗜酒，或嗜茶，或兼及双嗜，并非着意选择，更非精心安排。其所以成癖者，有机缘，也有自然天成。 
　　我嗜茶数十年，乃缘于出生绿茶之乡。 
　　家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于峰顶、缓坡，漫漫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 
　　幼时生于是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因之曾种过茶，制过茶，品过茶。 
　　茶之种，之制，之器，之藏，之饮，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 
　　家乡小镇多茶馆。外地亲友来访，往往不在家中落座饮茶。浸泡于茶馆中，清茶，清谈，佐以清蔬淡点。此似为待客仪规。视主人钱囊奢、吝，客人风度文、鄙，而开台于雅座或大众厅。 
　　我幼时，热水瓶属于高档奢侈用品。普通人家盛茶，多用铜丝把紫砂壶，或提梁紫砂壶。一壶容量，约相当于五磅热水瓶半瓶或一瓶。将冲泡好热茶的紫砂壶，放进草编或棕丝编的茶焐中保暖。考究点的老茶客，手捧巴掌大的小巧紫砂壶。身边木炭炉上，坐着一把小铜壶，开水源源不绝地冲兑。 
　　近若干年来，瓷杯、玻璃杯广为普及。原系大众化的紫砂杯、壶，反而抬举成高档的饮器，更抬举成每件数千元上万元的极高档工艺品。 
　　茶叶焦干，易碎。茶叶店中，一桶茶叶卖到将尽时，桶底余茶，往往成了无叶片的茶叶末。揉碎之品，形变，质不变。茶中极品的茶叶末，其内质仍为高档极品。只是外形不成条索，不美观。镇上精明的饮仙，日常家用茶，重质不重形。常饮用此高档茶揉碎之末。重吃不重看，物美价廉。 
　　酒，越陈越醇。茶，越新越香。酒重陈，茶重新。低档新茶，有时并不逊于隔年之高档陈茶。 
　　茶，不一定名愈重者愈好。高山云雾间的荒山野茶，自采自炒。虽无部优国优桂冠，但常会超过高档名茶。常人常趋向名声大的名茶。嗜茶老饕，总是将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视为无上佳品。 
　　雨花、龙井、眉珍、碧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搀和冲泡。有的取其清香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耐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应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茶经，不入茶谱。私名之谓调和茶，或效颦洋人鸡尾酒之名，取一不雅驯之名，曰鸡尾茶。 
　　经杯、壶盖闷过的绿茶汤水，清香味全失，变成了煮熟茶叶的浊气。溺于饮道者，冲泡绿茶，往往用杯不用壶。用无盖陶瓷杯，或无盖紫砂杯。 
　　一杯茶，吃数开，其味全变。先清淡，继清香，后甜苦，再后淡而无味，终至淡而生青草腥气。 
　　居家吃茶，不妨并用两杯。以大杯泡叶成卤，极苦。喝时，另以一小杯倒点茶卤，再冲兑白开水，将其稀释成自己舌底满意的茶汤。以卤兑水稀释之茶，可使五杯八杯茶汤，保持大体同等浓度。持续葆有最惬意的口感，最氤氲馥郁之朦胧意境。 
　　当代各种饮料中，茶的饮用方式主要在于品。若解渴，汽水、矿泉、橙汁、可乐、温开水、凉开水，皆可极迅速极有效地满足需要。饮茶则需轻啜慢抿，缓缓品味。 
　　对于耽饮者，品，有助于缅念过去遥瞻未来，有助于独自浸溺于创造构思中，也有助于萌发友朋间隽言妙语之谈兴。 
　　三分解渴七分提神，三分饮七分品，如此则绿茶直可达成灵肉兼美的效应。 
　　选自1990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重逢路翎  
作者：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诗人。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小　引 
　　早想写几篇有关重逢的纪实性文字，一直没有动笔，因为若不从告别说起，情绪总转不过来，但是告别怎么写呢? 
　　近二三十年来，我没有写过一回告别。就说那一年，顿时失去了所有的亲友，我并没有跟谁告别过，包括我的妻子儿女在内。前几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希望我写一写当年告别的情景；他想像中的那种古典悲剧式的告别一定是哭天抢地的。我对他说无法写，“哪里有什么告别呀!”他听了之后，神情很滑稽，一边摇头，一边大笑起来，还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审视着我，他以为我心有余悸，不说实情。其实我说的真是实情。没有告别，哪里会有什么可以绘声绘色去描写的令人断肠的情景?真的，有许多往事，在我的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是迷迷茫茫的，有点像我去年去喀什见过的戈壁滩。然而，当时(准确地说是最初的一段时间)确有过极不适的异常心态，人整个地变得恍惚不宁起来，北京话里有个词儿叫“懵了”，有点近似我那时的情状。可怕的是我这恍惚感，到现在也没有消失。 
　　几十年恍恍惚惚地过去了。没有告别的告别，竟想不到地引来了十次百次的重逢(有些亲友是永远不能重逢的了)。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重逢，才感到了当年由于没有告别隐隐凝聚在深心的一种沉重的内涵。我不叫它内伤，因为它并没有留下伤痕。 
　　重逢都是有难忘的细节的。六七年来，我一直没有触动这个难题。我没有力气撼动这些因久久郁积而石化了的人生体验；它们成块成块地堆在心灵里，构成了坟的形状。必须先得融解了它们，才能把它们从心灵里倾吐出来。但我深知自己的生命里已没有多少炽热的火，因此，能融解能倾吐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了。 
　　善良的读者，宽恕我吧。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墙是一张小床，小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有一个煤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小床的床沿上。大床、小床的边上都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我紧握路翎的手，并肩坐着。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说：“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涸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个大炮，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见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 
　　路翎对我说，他要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有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吃糖。沉默一会之后，我问她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我跟余明英说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他的面孔毫无表情。连我都想像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活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因此，这时，我突然觉出，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作任何解释。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像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在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记在下面，留作纪念：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两年，路翎的身体健康恢复一些，他勉强会笑了(但跟20多年前的笑还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写了一些小诗寄给我。又过了两年，他的妻儿才让他一个人出去走访朋友，之前他上街常常找不到家门。他的眼睛也显得大点亮点。 
　　哦，祖国，你的苦难的儿子路翎，40年代写过几百万字的路翎，终于慢慢地清醒过来了。现在，他不但写诗，还写长篇小说。 
　　1987年7月5日      
中年是下午茶  
作者：董桥 
　　董桥（1924—），福建晋江人。香港作家。著有散文集《双城随笔》、《藏书家的心事》、《另外一种心情》、《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乡愁的理念》等。  　　 
　　一 
　　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缈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不是在伦敦夏蕙那么维多利亚的地方，也不是在成功大学对面冰室那么苏雪林的地方，更不是在北平琉璃厂那么闻一多的地方；是在没有艾略特、没有胡适之、没有周作人的香港。诗人庞德太天真了，竟说中年乐趣无穷，其中一乐是发现自己当年做得对，也发现自己比十七岁或者二十三岁那年的所思所为还要对。人已彻骨，天尚含糊；岂料诗人比天还含糊!中年是看不厌台静农的字看不上毕卡索的画的年龄：“山郭春声听夜潮，片帆天际白云遥；东风未绿秦淮柳，残雪江山是六朝!” 
　　二 
　　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可是纳坡可夫在巴黎等着去美国的期间，每天彻夜躲在冲凉房里写书，不敢吵醒妻子和婴儿。陀斯妥也夫斯基怀念圣彼得堡半夜里还冒出白光的蓝天，说是这种天色教人不容易也不需要上床，可以不断写稿。梭罗一生独居，写到笔下约翰·布朗快上吊的时候，竟夜夜失眠，枕头下压着纸笔，辗转反侧之余随时在黑暗中写稿。托玛斯·曼临终前在威尼斯天天破晓起床，冲冷水浴，在原稿前点上几支蜡烛，埋头写作二三小时。亨利·詹姆斯日夜写稿，出名多产，跟名流墨客夜夜酬酢，半夜里回到家里还可以坐下来给朋友写十六页长的信。他们都是超人：杂念既多，文章也多。 
　　中年是危险的年龄：不是脑子太忙、精子太闲；就是精子太忙、脑子太闲。中年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你来了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的故事是那只扑空的精子的故事：那只精子日夜在精囊里跳跳蹦蹦锻炼身体，说是将来好抢先给成健康的胖娃娃；有一天，精囊里一阵滚热，千万只精子争先恐后往闸口奔过去，突然间，抢在前头的那只壮精子转身往回跑，大家莫名其妙问他干嘛不抢着去投胎?那只壮精子喘着气说：“抢个屁!他在自渎!” 
　　三 
　　“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是中年。《晋书》本传里记阮咸，说“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灿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大家晒出来的衣服都那么漂亮，家贫没有多少衣服好晒的人，只好挂出了粗布短裤，算是不能免俗，姑且如此而已。 
　　中年是“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的年龄。      
朋友四型  
作者：余光中 
　　余光中（1928—），福建永春人，生于南京。著有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诗集《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等。  　　 
　　一个人命里不见得有太太或丈夫，但绝对不可没有朋友。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不免需要一个“礼拜五”。一个人不能选择父母，但是除了鲁滨逊之外，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照说选来的东西，应该符合自己的理想才对，但是事实又不尽然。你选别人，别人也选你。被选，是一种荣誉，但不一定是一件乐事。来按你门铃的人很多，岂能人人都令你“喜出望外”呢?大致说来，按铃的人可以分为下列四型： 
　　第一型，高级而有趣。这种朋友理想是理想，只是可遇不可求。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喜欢，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朋友是自己的镜子。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朋友，自己的境界也低不到哪里去。东坡先生杖履所至，几曾出现过低级而无趣的俗物呢? 
　　第二型，高级而无趣。这种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诤友，甚至是畏友了。这种朋友，有的知识丰富，有的人格高超，有的呢，“品学兼优”像个模范生，可惜美中不足，都缺乏那么一点儿幽默感，活泼不起来。你总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个窍没有打通，因此无法豁然恍然，具备充分的现实感。跟他交谈，既不像打球那样，你来我往，此呼彼应，也不像滚雪球那样，把一个有趣的话题越滚越大。精力过人的一类，只管自己发球，不管你接不接得住。消极的一类则以逸待劳，难得接你一球两球。无论对手是消极积极，总之该你捡球，你不捡球，这场球是别想打下去的。这种畏友的遗憾，在于趣味太窄，所以跟你的“接触面”广不起来。天下之大，他从城南到城北来找你的目的，只在讨论“死亡在法国现代小说中的特殊意义”。为这种畏友捡一晚上的球，疲劳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友谊有点像吃药，太苦了一点。 
　　第三型，低级而有趣。这种朋友极富娱乐价值，说笑话，他最黄；说故事，他最像；消息，他最灵通；关系，他最广阔；好去处，他都去过；坏主意，他都打过。世界上任何话题他都接得下去，至于怎么接法，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的全部学问，就在不让外行人听出他没学问。至于内行人，世界上有多少内行人呢?所以他的马脚在许多客厅和餐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怎么露眼。这种人最会说话，餐桌上有了他，一定宾主尽欢，大家喝进去的美酒还不如听进去的美言那么“沁人心脾”。会议上有了他，再空洞的会议也会显得主题正确，内容充沛，没有白开。如果说，第二型的朋友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学问，独缺常识，那么这一型的朋友则恰恰相反，拥有世界上全部的常识，独缺学问。照说低级的人而有趣味，岂非低级趣味，你竟能与他同乐，岂非也有低极趣味之嫌?不过人性是广阔的，谁能保证自己毫无此种不良的成分呢?如果要你做鲁滨逊，你会选第三型还是第二型的朋友做“礼拜五”呢? 
　　第四型，低级而无趣。这种朋友，跟第一型的朋友一样少，或然率相当之低。这种人当然自有一套价值标准，非但不会承认自己低级而无趣，恐怕还自以为又高级又有趣呢?否则，余不欲与之同乐矣。      
听听那冷雨  
作者：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象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霉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粘粘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叫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姑苏菜艺  
作者：陆文夫 
　　陆文夫（1928—），江苏人。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美食家》等。  　　 
　　我不想多说苏州菜怎么好了，因为苏州市每天都要接待几万名中外游客，来往客商，会议代表，几万张嘴巴同时评说苏州菜的是非，其中不乏吃遍中外的美食家，应该多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我也发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说自己的家乡菜好，你说吃在某处，他说吃在某地，究其原因，这吃和各人的环境、习性、经历、文化水平等等都有关系。 
　　人们评说，苏州菜有三大特点：精细、新鲜、品种随着节令的变化而改变。这三大特点是由苏州的天、地、人决定的。苏州人的性格温和，办事精细，所以他的菜也就精致，清淡中偏甜，没有强烈的刺激。听说苏州菜中有一只绿豆芽，是把鸡丝嵌在绿豆芽里，其精的程度可以和苏州的刺绣媲美。苏州是鱼米之乡，地处水网与湖泊之间，过去，在自家的水码头上可以捞鱼摸虾，不新鲜的鱼虾是无人问津的。从前，苏州市有两大蔬菜基地，南园和北园，这两个菜园子都在城里面。菜农黎明起菜，天不亮就可以挑到小菜场，挑到巷子口，那菜叶上还沾着夜来的露水。七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千方百计地从北京调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回到苏州来吃苏州的青菜。这位朋友不是因莼鲈之思而归故里，竟然是为了吃青菜而回来的。虽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但也可见苏州人对新鲜食物是嗜之如命的。头刀(或二刀)韭菜、青蚕豆、鲜笋、菜花甲鱼、太湖莼菜、马兰头……四时八节都有时菜，如果有哪种时菜没有吃上，那老太太或老先生便要叹息，好像今年的日子过得有点不舒畅，总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我们所说的苏州菜，通常是指菜馆里的菜，宾馆里的菜，其实，一般的苏州人并不是经常上饭店，除非是去吃喜酒，陪宾客什么的。苏州人的日常饮食和饭店里的菜有同有异，另成体系，即所谓的苏州家常菜。饭店里的菜也是千百年间在家常菜的基础上提高、发展而定型的。家常过日子没有饭店里的那种条件，也花不起那么多的钱，所以家常菜都比较简朴，可是简朴并不等于简单，经济实惠还得制作精细，精细有时并不消耗物力，消耗的是时间、智慧和耐力，这三者对苏州人来说是并不缺乏的。 
　　吃也是一种艺术，艺术的风格有两大类。一种是华，一种是朴；华近乎雕琢，朴近乎自然，华朴相错是为妙品。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是华久则思朴，朴久则思华，两种风格流轮交替，互补互济，以求得某种平衡。近华还是近仆，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吃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炒头刀韭菜、炒青蚕豆、荠菜肉丝豆腐、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这些都是苏州的家常菜，很少有人不喜欢吃的。可是日日吃家常菜的人也想到菜馆里去弄一顿，换换口味。已故的苏州老作家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先生，算得上是苏州的美食家，他们的家常菜也是不马虎的。可在当年我们常常相约去松鹤楼“尝尝味道”。如果碰上连续几天宴请，他们又要高喊吃不消，要回家吃青菜了。前两年威尼斯的市长到苏州来访问，苏州市的市长在得月楼设宴招待贵宾。当年得月楼的经理是特级服务技师顾应根，他估计这位市长从北京等地吃过来，什么市面都见过了，便以苏州的家常菜待客，精心制作，朴素而近乎自然。威尼斯的市长大为惊异，中国菜竟有如此的美味!苏州菜中有一只松鼠桂鱼，是苏州名菜，家庭中条件有限，做不出来。可是苏州的家常菜中常用雪里蕻烧桂鱼汤，再加一点冬笋片和火腿片。如果我有机会在苏州的饭店作东或陪客的话，我常常指明要一只雪里蕻大汤桂鱼，中外宾客食之无不赞美。桂鱼雪菜汤虽然不像鲈鱼莼菜那么名贵，却也颇有田园和民间的风味。顺便说一句，名贵的菜不一定都是鲜美的，只是因其有名或价钱贵而已。烹调艺术是一种艺术，艺术切忌粗制滥造，但也反对矫揉造作，热衷于原料的高贵和形式主义。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事业的发展，经济交往的增多，苏州的菜馆生意兴隆，日无虚席。苏州的各色名菜都有了恢复与发展，但也碰到了问题，这问题不是苏州所特有，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的产生也很简单：吃的人太多。俗话说人多没好食，特别是苏州菜，以精细为其长，几十桌筵席一起开，楼上楼下都坐得满满的，吃喜酒的人像赶集似的涌进店堂里。对不起，那烹饪就不得不采取工业化的方式了，来点儿流水作业。有一次，我陪几位朋友上饭馆，饭店的经理认识我，对我很客气，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即要求那菜一只只地下去，一只只地上来。经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办不到。” 
　　所谓一只只地下去，就是不要把几盆虾仁之类的菜一起下锅炒，炒好了每只盆子里分一点，使得小锅菜成了大锅菜。大锅饭好吃，大锅菜却并不鲜美，尽管你是炒的虾仁或鲜贝。 
　　所谓一只只地上来，就是要等客人们把第一只菜吃得差不多时，再把第二菜下锅。不要一涌而上，把盆子摞在盆子上，吃到一半便汤菜冰凉，油花结成油皮。中餐和西餐不同，中餐除掉冷盆之外，都是要趁热吃的。饭店经理也知道这一点，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哪来那么多的人手，哪来那么大的场地?红炉上的菜单有一叠，不可能专用一只炉灶，专用一个厨师来为一桌人服务，等着你去细细地品味。如果服务员不站在桌子旁边等扫地，那就算是客气的。 
　　有些老吃客往往叹息，说传统的烹调技术失传，菜的质量不如从前，这话也不尽然。有一次，苏州的特一级厨师吴涌根的儿子结婚，他的儿子继承父业，也是有名的厨师，父子合作了一桌菜，请几位老朋友到他家聚聚。我的吃龄不长，清末民初的苏州美食没有吃过，可我有幸参加过50年代初期苏州最盛大的宴会，当年苏州的名厨师云集，一顿饭吃了四个钟头。我觉得吴家父子的那一桌菜，比起50年代初期来毫无逊色，而且有许多创造与发展。内中有一只拔丝点心，那丝拔得和真丝一样，像一团云雾笼罩在盘子上，透过纱雾可见一只雪白的蚕蛹(小心点)卧在青花瓷盆里。吴师傅要我为此菜取个名字，我名之曰“春蚕”，苏州是丝绸之乡，蚕蛹也是可食的，吴家父子为这一桌菜准备了几天，他哪里有可能有精力每天都办它几十桌呢? 
　　苏州菜的第二个特点便是新鲜、时鲜，各大菜系的美食无不考究这一点，可是这一点也受到了采购、贮运和冷藏的威胁。冰箱是个好东西，说是可以保鲜，这里所谓的保鲜是保其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坏，而不能保住菜蔬尤其是食用动物的鲜味。得月楼的特级厨师韩云焕，常为我的客人炒一只虾仁，那些吃遍中外的美食家食之无不赞美，认为是一种特技，可是这种特技有一个先决条件，那虾仁必须是现拆的，用的是活虾或是没有经过冰冻的虾。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韩师傅也只好抱歉：“对不起，今天只好马虎点了，那虾仁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看来，这吃的艺术也和其他的艺术一样，也都存在着普及与提高的问题。饭店里的菜本来是一种提高，吃的人太多了以后就成了一种普及，要在这种普及的基础上再提高，那就只有在大饭店里开小灶，由著名的厨师挂牌营业，就像大医院里开设主任门诊，那挂号费当然也得相应地提高点。烹调是一种艺术，真正的艺术都有艺术家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集体创作与流水作业会阻碍艺术的发展。根据中国烹饪的特点，饭店的规模不宜太大，应开设一些有特色的小饭店。小饭店的卫生条件很好，环境不求洋化而具有民族的特点。像过去一样，炉灶就放在店堂里，文君当炉，当众表演，老吃客可以提了要求，咸淡自便。那菜一只只地下去，一只只地上来当然就不成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筷子来：“请，趁热。”每个小饭店只要有一两只拿手菜，就可以做出点名声来。当今许多有名的菜馆，当初都是规模很小；当今的许多名菜，当初都是小饭馆里创造出来的。小饭馆当然不能每天办几十桌喜酒，那就让那些欢喜在大饭店里办喜酒的人去多花点儿气派钱。问题是那些开小饭店的人又不安心了，现在有不少的人都想少花力气多赚钱，不花力气赚大钱。 
　　苏州菜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任何传统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年来苏州的菜也在变，偶尔发现有川菜和鲁菜的渗透。为适应外国人的习惯，还出现了所谓的宾馆菜。这些变化引起了苏州老吃客们的争议，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去年，坐落在察院场口的萃华园开张，这是一家苏州烹饪学校开设的大饭店，是负责培养厨师和服务员的。开张之日，苏州的美食家云集，对苏州菜未来的发展各抒己见。我说要保持苏州菜的传统特色，却遭到一位比我更精于此道的权威的反对：“不对，要变，不能吃来吃去都是一样的。”我想想也对，世界上哪有不变的东西。不过，我倒是希望苏州菜在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注意向苏州的家常菜靠拢，向苏州的小吃学习，从中吸收营养，加以提炼，开拓品种，这样才能既保持苏州菜的特色，而又不在原地踏步，更不至于变成川菜、鲁菜、粤菜等等的炒杂烩。 
　　如果我们把烹饪当作一门艺术的话，就必须了解民间艺术是艺术的源泉，有特色的艺术都离不开这个基地，何况苏州的民间食品是那么的丰富多采，新鲜精细，许多家庭的掌勺人都有那么几手。当然，把家常菜搬进大饭店又存在着价格问题，麻酱油香干拌马兰头，好菜，可那原料的采购、加工、切洗都很费事，却又不能把一盘拌马兰头卖它二十块钱。如果你向主持家政的苏州老太太献上这盘菜，她还会生气：“什嘛，你叫我到松鹤楼来吃马兰头!”      
大勇者的风度  
作者：唐达成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学评论家。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六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1994年夏 
　　选自《随笔》1994年6期      
梅香正浓  
作者：白 桦 
　　白桦（1930—），原名陈佑华，生于河南信阳。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岜人的歌》、《悲歌与欢歌》、《白桦的诗》等。  　　 
　　我自幼酷爱诵读中华民族英烈们所给我们遗留的诗文，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秋瑾……也酷爱诵读他们的同代人或后人关于他们的记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墓地，和留有他们血迹及深深脚印的土地。我以为和他们相关连的风物倍加亲切，虽然每一次都有一种悲愤苍凉的思绪久久不能释然，我还是要去寻觅、登临，并感念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人，知炎凉、知利害，易；知耻，却难；知耻而后洁身至死，更难。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件我九岁时遇到的一件事。我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就是京剧里的宋士杰住的那个信阳州，他的小旅店开在西门之外，我家住在西门之内。1939年，苦难中原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小队日本宪兵牵着一个浑身血污的年轻抗日志士，押往西门外的乱尸岗，那里是历朝历代行刑杀人的屠场。一群无知的顽童(其中也有成人)呼啸着尾随在这些刽子手的背后去看热闹，我被这股愚昧、无聊和癫狂的冲动所吸引，被卷进他们的行列。刚刚走到西邻豆腐坊王大娘的门前，我的胳膊突然被一只非常强有力的手抓住，一把就将我从那群人中间拉了出来，我差一点被摔倒在臭水沟里。抬头一看，是王大娘。她怒不可遏地问我： 
　　“你去哪儿?……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你!怎么能这样……”她的话如同当顶霹雳，使我在一阵颤栗之后失去了知觉。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不敢在街坊邻居们面前抬头，我开始知耻了。每当我在多乖命运的途中走近污秽泥潭的时候，那位可敬而严厉的王大娘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及时伸出有力的手把我牢牢抓住。 
　　今年我才有机会访问苏北文化名城扬州，五月的最后一个上午，当我登上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立即想起我曾熟读过的两篇散文。一篇是清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篇是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学者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前者并未直接记述史可法，写的是史可法的宗师、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文章以左光斗“视学京畿”起笔，描写他在风雪古寺之中偶见一书生伏卧案头，他读了书生刚刚写就的文稿，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不久，左光斗主试，当他听到门吏唱出史可法的名字的时候，“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并召见，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文章紧接着就写到左光斗被阉党陷入牢狱，史可法朝夕在狱外无门可入。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立即筹了五十两黄金，“涕泣谋于禁卒”，禁卒受到感动，让史可法化装为掏粪者进入牢房，史可法跪着抱住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左光斗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喝斥他速去：“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史可法才“不敢发声”，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应该说，从那时起，铁石肺肝的左光斗也铸造了史可法。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这是全祖望《梅花岭记》一开始的两句话。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终于为清兵俘获，史可法“大骂而死”。前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轻生，后一篇文章写史可法未敢昧大义而惧死。 
　　南明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内忧外患，情势正如“史公墓”前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等把持朝政，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清兵大军压境，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的调度，困守孤城，清兵破扬州后屠城十日，尸山血海。风雪寺中苦读的史可法所以能成就为永垂不朽的史可法，难道和不成人形、血肉模糊的左光斗的厉声喝斥没有关系么!?史书里写道：史可法每上书福王论及国事，必再三朗读草稿，涕泪满面，部将与士兵均为之动容。这就是为什么扬州城破之后，全军将士无一降敌的重要原因。史可法的精神光焰烛照孤城扬州，并点燃了每一个军民胸中的正气。 
　　史可法生前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但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因而生出许多“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众多冒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来。全祖望接着写了一段明末第一号大汉奸洪承畴与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对话。洪问孙：“你在军中，知不知道史可法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孙反问他：“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果真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令斩杀孙兆奎。全祖望感叹说：“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左光斗之前，中华先烈灿若繁星；左光斗之后有史可法，史可法之后，有孙兆奎，有夏允彝父子，有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依然是群星璀璨。 
　　史可法墓前的飨堂上有一幅当代人撰写的七言楹联，使我吟哦良久：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红梅如血泪，明月是冰心。“二分明月”出自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瞻仰了史可法的衣冠冢以后，西向步入史公祠，祠内挂有史可法坐像。这位出生于中原的乡里先贤似在审视我，使得我顿时由伤感而肃然。一位中年女解说员走过来主动向我介绍史可法的生平事迹，虽然这些解说词她讲述过何止千百遍，依然声情并茂，激情溢于言表。馆长走进来对她说：“你不要给白先生讲解了，他不需要你讲解。”其实不然，我很想听她讲下去，虽然她讲的一切我都知道。于是，她递给我一本简陋的中学生练习簿，要我留几个字，我有些踌躇。翻开练习簿，看见已有许多景仰者的留言，其中甚至有几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和文化人。思索再三，只好恭恭敬敬在练习簿上写下这样几句发自肺腑的感慨： 
　　“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总会出现两类人。一类人有邦国而无自身，敬畏史笔，体恤民苦，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另一类人则重私利而轻大义，色厉内荏、寡廉鲜耻，戕害同胞、践踏故土，只求一时富贵权柄，置世世代代之唾骂于不顾。每念至此，感慨系之，不能自已……” 
　　伫立梅花岭下，依依不忍即去，虽非梅花开放季节，大地却久久沉浸于浓郁的梅香之中…… 
　　1990年6月初于扬州      
四　合　院  
作者：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报纸上说，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要注意保持京城特点、原有风貌了。此举令人感到高兴，但做起来不易。别的不说，连毛泽东主席都承认是北京特征的四合院，如今还剩下几处？剩下来的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少有几个完整的，又大半因无力维修，正在颓圮！ 
　　我不想作保守派，更无意复古。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旧建筑物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要新陈代谢世界才会进步……这此道理我全懂。就是有一条还没把握：要完全没有四合院了，这儿还算北京吗？ 
　　欧洲也有个名城，叫巴黎。巴黎人在塞纳河边盖了一两组现代派超高层建筑后，越看越别扭，感到照那么干下去就没有巴黎了。于是作出决定，绝不在老城区再盖那类建筑，旧建筑毁了照样复制。维修也整旧如旧，原来砌错了一块石头，画坏了一块壁画，修复时要照样砌错画错，不准改正。要盖新建筑另找地方，巴黎还是巴黎。 
　　如果他们的作法值得借鉴，咱北京拆四合院时也别那么手狠。新盖楼房不一定非在老建筑地盘上除旧布新。既然花钱找地方盖假大观园假荣国府，不如留下点真王府，真园子，用盖假古董的地方盖新楼。 
　　不只是王府宅门，普通而标准的四合院，典型的小胡同，保留几处也绝不算多余。它们有存在理由，有保留的价值。就是从经济着眼，长远看也比拆了盖宾馆上算。 
　　四合院不只是几间房子。它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不是砌几堵墙盖上个顶，就叫四合院。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不要说整个宅院，就那个大门口便有不少讲究。 
　　要进院子先得入门，四合院好比一本大书，这大门就是封面。人们见到一本书，都先看封面。了解一下它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四合院也一样，生人到此，在门前一站，上下左右一瞧，对这家主人就能知道个大概齐，是官宦还是商民？若是官员又是什么品级？是否王公贵族？有什么爵位？受什么封赏？从这大门上都能找到记号，看到标志。如果要进去拜访，知道这些就不致失礼漏怯。从这也看出中国人对大门的重视。要不怎么说亲讲究“门当户对”、交友要问“门第如何”呢！人们还把“奇怪”叫“邪门儿”；“没有希望”叫作“门儿都没有”；老年间要是就有电视剧，那剧名绝对不会叫“爱你没商量”。八成得叫：“爱你认准了这一门儿”。 
　　要说整个的四合院太费工夫，我也没那么大学问。对四合院的研究我还刚“入门儿。所以凑合着能介绍一下这“门儿”。要想把大门看清楚，得先把它关上。咱们站在大门之前，台阶之下，从上往下看。 
　　北京的四合院，大多是明清建筑。多数建的是“屋宇式”正门。这种门实际是一排房子，中间开个过道。这一排是几间？房顶用的什么瓦？门上钉多少钉？却处处有讲究，事事有学问。在有皇上的时代，这些居然连皇帝都过问，并降旨实为制度。不守制度就叫“逾制”，逾制皇上是要治罪的。 
　　这一套本是汉族统治者兴起来的，满洲皇帝入关后在这一点上则全盘汉化了。满洲八旗入关前本来是不住四合院的。民居多是“三面篱笆一面房，南北大炕生火墙”。冬天室内外温差大，窗纸糊在屋内便会被水气沤烂，屋架不高，在房梁拴根绳，吊起个篮子就可作小孩的睡床。因而“东北三大怪”中有两怪是“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但在沈阳故宫却可看到，入关前皇帝的住房已开始受四合院的影响了。所以进关后全盘接受四合院建筑规制绝非偶然，顺治九年皇帝便命政府对四合院建筑的使用作了新的规定。按这个规定，亲王府正门是一溜七间。其中有三间开门，上盖用绿琉璃瓦，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减亲王七分之二，也就是五间。到贝勒就只能是正门三间。启门一间了。这几间门房上边用大屋脊，设吻，脊上有仙人走兽（就是房顶四角上那一溜小人小兽，建筑业的行话管那叫“走投无路”！因为最前边骑凤鸟的仙人位置在房顶的四角尖上，前边就是空中，没一点前进余地了。） 
　　这是王府，贝勒贝子府的规制。普通百姓，一般官家没这份威风。大门用房别说七开间、五开间，连三开间也不允许。归里包堆只准用一间房。更没资格用琉璃瓦。不过不用担心，以为这么一来其他那些大门口就没了讲究缺少看头。不，这些四合院才是大多数。既有官民也有民宅。中国人是不会不想办法在划定的跑道中跑出花样来的。官有大小，就要表示出不同的等级，民分贫富，也得区别出不同身份。这就创造出了四合院中使用最为广泛、变化最为多样的“广亮大门”。 
　　一开间的面积，若直不笼统就在中间开个门，那不仅没看头，许多象征性的装饰也无法安排。建筑师们就从门两边想办法。既然是一开间，两侧最边上必定是山墙。就叫这两座山墙向外扩张，伸出两根柱子样的墙腿来像两边的镜框，正面的墙体缩在后边就像是镜面。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可没限制深度。那就在前后方打主意，门框立在屋子中线脊檩之下。门外有足够“余地”。再把地基垫高，使整个大门的地面高出门前街道。大门与街道之间，用层次鲜明、等级繁复的石头台阶联系起来。里边人出来在门口一站，有居高临下之势，外来人要进门，有步步登高之感。这一来就透着点高贵、威严。但是，光这还不够。还不知道这宅门里是当官家的还是民户。为此在大门以上，顶瓦之下跟房檐挨有两件装饰物叫作“雀替”和“三幅云”。这两件东西本是本结构的部件之一，中国建筑家巧妙地把它变化成了房屋的肩章和军衔。只要看一眼有它没有，就知道是不是官家。如果有，再看一看颜色花样，便分出是几品几级了。而这两样装饰物之下，紧挨着就是叫作走马板的地方。那地方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就给挂匾创造了条件。要是状元府，就挂一块“状元及第”的四字匾。若是进士出身就挂上“进士第”三字额。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两个大字。做过外任地方官少不了当地绅商送的“爱民如子”“清廉方正”等颂德匾，这些就分悬在正匾的左右。 
　　如果没有雀替、三幅云，不用说那是民家。对民家来说这走马板所挂的匾额就更为重要。我上小学时和同学打闹，从课桌上掉下来摔坏了臂骨。家人带我到一位著名的正骨大夫家诊治。进了那条胡同，家家都是大宅门。正不知如何打听正骨大夫住的是哪一号，我有位舅舅有学问，就挨门看匾。写“热心教育”的是位某学校校董，写“陶朱遗风”的是绸缎庄东家，直到找着写“妙手回春”、“是乃仁术”他才大胆地去敲门。果然就是医生的住所。也有没匾额的，没关系，人们不会叫那块走马板白闲着，画儿幅彩绘一样能透出富贵吉祥气氛。 
　　再往下这才是安门框的地方。 
　　七开间者启五门，五开间的中间三间开门，这都既好办也好看。较难办的是一开间。若整面墙全敞开就安两扇门，空空荡荡一览无余，未免粗俗简陋。中国人不会露这个空子的。办法是只在中心留个门口，门口高低宽窄以可以使轿车通行为度。多余的部分，门口上下左右全用木板镶嵌填补起来。上边那块是走马板，刚才说了正好挂匾额。左右则做成边框，既可以漆成朱红、墨绿等色，也可以在框心画画，成为门口装饰的一部分。而下边则是一块可装可卸的高门坎，在车通行时把它拔出来，车过后再把它镶上。而中心才是钉了木钉的两扇大门。 
　　大门既要安得稳当，又得开头灵活，这上下两个“轴承”才是真正的“关键”。四合院的这两轴承都有专门的设计。上边一对叫门簪。成长方形从门框左右上角伸出来，把门框、联楹联成一体。里边中间掏个洞正好把门的上轴插入。而外边一头从门上两侧伸出来像两根触角。头部正好雕刻成各种花样作为装饰，常见有四季花草，有“吉祥如意”等字幅，有的干脆就一个大福字大寿字。下边一对轴承因为托着门扇承重，则用石制。这石头长长的像枕头，故称门枕石。里边一半简单，只在平面上打出两个窝放置门轴就行，而伸到外边的一半则要大作文章。可以雕成石狮，也可以做成抱鼓。不论狮子还是抱鼓石都有多种样式，与它前边的石头台阶配合起来组成一个石雕群体。 
　　这中心部位经过匠心巧运，装修得多彩多姿，相对之下那两边的山墙腿子又显得粗陋寒碜了。中国人办事讲究的是完美周到，九十九拜都拜了不能闪下这一哆嗦。于是这两边山墙上也作出学问来。 
　　最上边挨着瓦檐处，高高在上最为显眼，恰是砖雕艺术显能的地方，因而多做立体浮雕。花样有多种，既有动物浮雕（工人称为会喘气儿的），也有花卉蕃草。下边还要做上盘头等线脚，最下边多半用做一个小花篮为这一组花雕垫底。因为是大门，人们不光能看见正面，而且能从两侧看到侧面，这侧面也不能马虎了事。于是也用砖雕出柿子、如意、万字等花样，并带有“事事如意”、“万事如意”的祝愿。 
　　看到这算完了吗？还没有。您看完了门的正脸，难保不回身瞧瞧身后，再不然由远处走来，你会左顾右盼。既看了大门本身，绝不会不瞧瞧它的对面。门前大街两侧是一个建筑单元，一个艺术空间。大门修得再好，对面乱七八糟也不成体统，也造不成完整的艺术形象。 
　　大门对面作为陪衬和对应的建筑物就是影壁。 
　　这院外的影壁是段独立的墙壁。有一字形与八字形两种。不论哪种，上边都要起脊，其作法与屋顶一样。下边则要建须弥座或碱墙。 
　　影壁的要点是影壁心，影壁心有硬心与软心之分。硬心要用斧刃方砖磨砖对缝斜砌而成，四周及中间可以加上各种雕饰花样。按雕饰花样多少而分，又可分作中心四岔带三层檐，中心四岔带柱枋，中心带雕砖匾牌……多种。而中心雕砖的中间又有钩子莲、凤凰牡丹、荷叶莲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等等花色。有柱枋的柱顶上头要做瓶形花样，须弥座上也需雕有花草饰物。而匾牌上则必用“鸿喜”、“迎祥”、“迪吉”、“戬”等词句。 
　　说到这儿，就不妨闭上眼设想一下：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书“戬”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巢，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这位官员的底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关门环，门环旁漆书门对。上联写“诗书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门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一直辅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桩。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置身于此，必然被一种庄重、高雅的气氛所感染。然后才带着谦恭的态度走上石阶扣响门环。 
　　您也许以为大门这一部分已经观赏完毕，可以入门了，等门内一阵响动，大门洞开，这时您才发现看了半天才只看完一半，原来大门是安在脊檩之下的，恰好是门楼的正中间，大门之内还有一半。里边那一半比外边更辉煌、更多彩。同是一个屋顶，大门外边一半是天花，大门以里则是吊顶；两侧墙面被梁柱隔成了数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墙面。每块都以其形状做成浮雕或彩画，块小的可以雕刻花鸟竹石，块大的可以画人物故事。“松下问童子”，“渔樵耕读”，“钟子期听琴”，有情有景，百观不厌。靠近山墙顶部的那块三角墙面，被梁柱割得块更小了，人们称作“五花象眼”，则干脆用黑白两种灰连刻带塑做出半立体的图案或图画来。山墙下边沿着东西各放一条春凳。越过春凳往里看，迎着大门却又立着了一面影壁，影壁前树着假山石，种了碧桃、海棠。东西两边又各有一道矮墙，墙中各开了一个月亮门洞。月亮门洞中是绿色大漆酒金粉的屏门……到这为止，你才算看见“大门”这一组艺术空间的全部。但也只是看到了大门，至于四合院里边是什么样，还没看见，那是入门以后的事。咱看了半天，编辑给的时间已经用完，还没“入门”呢！ 
　　由此可以相信，四合院确实是中国人在建筑艺术的一大创造，对世界文化一大贡献，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要叫它消失在咱们手里，对祖宗对后人都不好交代。所以我拥护有关部门的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抢救保留部分四合院。愿文化界朋友，为保持北京独有面貌多作点呼吁、游说工作。一个没有城墙的北京城已经成为世界的遗憾了，别再叫北京成为没有四合院的北京。      
尴尬二十四  
作者：流沙河 
　　流沙河（1931—），生于四川成都，原籍四川金堂县。著有诗集《告别火星》、《农村晨曲》、《流沙河诗选》等。  　　 
　　50年代初，参加革命，不懂规矩，犯了错误，当众宣读自我检查，心头紧，舌头笨，竟将表态句：“回到人民立场”误读成“回到国民立场”。听见周围哗笑，急改口，殊不知又错误说成“民国立场”。立刻招来痛斥，乃自掴其脸焉。  　　 
　　乡村诊所设备简陋，病员趴在长凳，不论男女，暴露白臀于众目睽睽下，接受注射。  　　 
　　戴上右派帽子，剥夺同志称呼，适逢国庆，机关食堂设宴聚餐，幸蒙管理人员叫去恭陪末座。方窃喜也，正欲进攻麻辣鸡块，忽听首长厉声宣布：“在座各位，凡属革命同志，请起立，干一杯！”起呢，还是不起?干呢，还是不干?Tobeornottobe，恰似汉姆雷特。  　　 
　　初邀女友饮聚于西餐厅，叫菜阔绰。餐毕付账，天哪，出门忘带钱包！  　　 
　　刚刚被撤职，党外尚不知，仍以官衔高声敬称，恰恰又被夙敌听见。  　　 
　　剽窃他人作品，改头换面，荣获地区好评，应邀赴会登台介绍创作经验，谈得舌现莲花之际，惊见被剽窃者闯入会场，昂头阔步，直向讲台走来。  　　 
　　右派分子拉粪一车，遇女友陪股长在桥上看风景。  　　 
　　衣锦荣归，宴飨亲友，门庭若市，忽有髫年伙伴，今蓬头垢面已划成坏分子矣，跑上门来大声嚷嚷：“哈!你哥子就认不出老弟啦!我们一起偷过王癞子的烧饼呀!”  　　 
　　低头挨斗，详细交代“乱搞男女关系”具体操作过程。  　　 
　　收到国宴请柬，心情过于激动，错看“下午九点”为“上午九点”，提前赴宴入座，被宾馆保卫科逮去审查，由本单位行政首长前来取保开释。  　　 
　　长官大讲笑话。宾客皆僚属也，莫不承欢凑趣。其妻扯袖耳语：“他们听你讲过多少次啦!”  　　 
　　独坐公园长椅，闭目深挖鼻洞，因舒畅而歪嘴皱眉。事毕正欲弹掉指尖秽垢，睁眼发现女友站在近前，白绢掩红樱，且作呕吐状。  　　 
　　再婚宴飨造反弟兄，前妻跑来百般嘲谑，轰动酒楼。  　　 
　　写给江青的效忠信“文革”后被夙敌弄到手，油印散发。  　　 
　　陪诗人观光团逛书店，惊见自己前几年出版的得意之作堆放在廉价部，五折处理，脸遂为之赧矣。团长与人为善，慷慨买了，分赠团员，人手十册。营业员喜，乃试探曰：“您老如果还要，我去库房搬来，三折优惠。”  　　 
　　重读自己“文革”时期亲笔写的检举揭发。  　　 
　　貌似某影星，被要求签名，身陷重围。  　　 
　　骗外行的虚职一长串被介绍于大庭广众，且冠以“全国著名的”云云，又补充说：“相当于副厅级!”然后宣布，“大家鼓掌，热烈欢迎!”不敢不站起来，三鞠躬谢盛情。随即听见小声议论：“他很谦虚!”此时汗颜，恨地无洞。  　　 
　　独子待业在家，怨詈其父：“你为啥不早骟!”  　　 
　　年届半百，落实政策，重操文学编辑旧业，竟获得“东郭先生奖”，被呼为“养狼专业户”。  　　 
　　行贿欠艺术，触怒受贿人，当场被警告，礼品踢出门。  　　 
　　沿街讲演文明礼貌，忽被舞女揪住不放，追讨夜合钱。  　　 
　　作客富贵人家，错用脚巾洗脸，被女仆窃笑。  　　 
　　白丁标榜清流，不取非义之财，而家境日困矣，犹去宣讲良心，提倡德育，遂有听众递上纸条：“贫贱而语仁义，甚可羞也!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先生，你羞不羞?” 
　　1991年三伏立秋日在成都 
　　选自《随笔》1991年6期      
我爱喝稀粥  
作者：王蒙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蒙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散文集《桔黄色的梦》、《访苏心潮》等，有《王蒙选集》行世。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 
　　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子熬的糊糊。乡亲们称做这种粥为“嚓(音ca)”，他们说“嚓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那时候我们进餐的时候可没有什么饮料啊——没有啤酒可乐，也没有冰水矿泉水)，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如果有的话)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 
　　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稀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须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源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制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 
　　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汤、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 
　　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于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的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瘟毒、补元气、舒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寡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勿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 
　　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踢溜踢溜”吸吮着玉米面嚓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纯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逛里逛荡，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那个一些小子认为月亮都要比中国的圆的美国，炸玉米片、崩玉米花都是深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少量的玉米糊糊也可以作为配菜与主菜一道上台盘，为西式大菜增色添香。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吾乡之玉米粥也，且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 
　　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尖”。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黍米(又称黄米，似小米而粒略大、性黏者也)鸡头米薏仁米高粮米赤豆芸豆绿豆江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杜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溶汇于一锅之中，敖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时则生天下粮食干果尽入吾粥，万物皆备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多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 
　　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变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 
　　当然，不是说稀粥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之各色(包括发绿发黑发臭者)计司(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脂、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排、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艺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于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 
　　但是，我对稀粥咸菜似乎仍然有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稀粥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蕻、酱苤菜、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稀粥咸菜而熨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稀粥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纯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雨的四季  
作者：刘湛秋 
　　刘湛秋（1935—），安徽芜湖人。著有《生命的欢乐》、《海的罗漫斯》等。  　　 
　　我喜欢雨，无论什么季节的雨，我都喜欢。她给我的形象和记忆，永远是美的。 
　　春天，树叶开始闪出黄青，花苞轻轻地在风中摆动，似乎还带着一种冬天的昏黄。可是只要经过一场春雨的洗淋，那种颜色和神态是难以想像的。每一棵树仿佛都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而那萌发的叶子，简直就起伏着一层绿茵茵的波浪。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比少女的眼泪还娇媚。半空中似乎总挂着透明的水雾的丝帘，牵动着阳光的彩棱镜。这时，整个大地是美丽的，小草似乎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呼吸变得畅快，空气里像有无数芳甜的果子，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真的，只有这一场雨，才完全驱走了冬天，才使世界改变了姿容。 
　　而夏天，就更是别有一番风情了。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热烈而又粗犷。天上聚集几朵乌云，有时连一点雷的预告也没有，当你还来不及思索，豆粒般的雨点就打来。可这时雨也并不可怕，因为你浑身的毛孔都热得张开了嘴，巴望着那清凉的甘露。打伞，戴斗笠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干净。可光头浇，洗个雨澡却更有滋味，只是淋湿的头发、额头、睫毛滴着水，挡着眼睛的视线，耳朵也有些痒嗦嗦的。这时，你会更喜欢一切。如果说，春雨给大地披上美丽的衣裳，而经过几场夏天的透雨的浇灌，大地就以自己的丰满而展示它全部的诱惑了。一切都毫不掩饰地敞开了。花朵怒放着，树叶鼓着浆汁，数不清的杂草争先恐后地成长，暑气被一片绿的海绵吸收着。而荷叶铺满了河面，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雨点和远方的蝉声，近处的蛙鼓一起奏起了夏天的雨的交响曲。 
　　当田野上染上一层金黄，各种各样的果实摇着铃铛的时候，雨，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孩子的母亲，显得端庄而又沉思了。这时候，雨不大出门。田野上几乎总是金黄的太阳。也许，人们都忘记了雨。成熟的庄稼地等待收割，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忽然，在一个夜晚，窗玻璃上发出了响声，那是雨，是使人静谧，使人怀想，使人动情的秋雨啊！天空是暗的，但雨却闪着光；田野是静的，但雨在倾诉着。顿时，你会产生一脉悠远的情思。也许，在人们劳累了一个春夏，在收获已经在大门口的时候，多么需要安静和沉思啊!雨变得更轻，也更深情了，水声在屋檐下，水花在窗玻璃上，会陪伴着你的夜梦。如果你怀着那种快乐感的话，那白天的秋雨也不会使人厌烦。你只会感到更高邈、深远，并让凄冷的雨滴，去纯净你的灵魂，而且一定会遥望到在一场秋雨后将出现一个更净美、开阔的大地。 
　　也许，到冬天来临，人们会讨厌雨吧!但这时候，雨已经化妆了，它经常变成美丽的雪花，飘然莅临人间。但在南国，雨仍然偶而造访大地，但它变得更吝啬了。它既不倾盆瓢泼，又不绵绵如丝，或淅淅沥沥，它显出一种自然、平静。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中，雨变得透明，甚至有些干巴，几乎没有春、夏、秋那样富有色彩。但是，在人们受够了冷冽的风的刺激，讨厌那干涩而苦的气息，当雨在头顶上飘落的时候，似乎又降临了一种特殊的温暖，仿佛从那湿润中又漾出花和树叶的气息。那种清冷是柔和的，没有北风那样咄咄逼人。远远地望过去，收割过的田野变得很亮，没有叶的枝干，淋着雨的草垛，对着瓷色的天空，像一幅干净利落的木刻。而近处池畦里的油菜，经这冬雨一洗，甚至忘记了严冬。忽然到了晚间，水银柱降下来，黎明提前敲着窗户，你睁眼一看，屋顶，树枝，街道，都已经盖上柔软的雪被，地上的光亮比天上还亮。这雨的精灵，雨的公主，给南国城市和田野带来异常的蜜情，是它送给人们一年中最后的一份礼物。 
　　啊，雨，我的爱恋的雨啊，你一年四季常在我的眼前流动，你给我的生命带来活跃，你给我的感情带来滋润，你给我的思想带来流动。只有在雨中，我才真正感到这世界是活的，是有欢乐和泪水的。但在北方干燥的城市，我们的相逢是多么稀少!只希望日益增多的绿色，能把你请回我们的生活之中。 
　　啊，总是美丽而使人爱恋的雨啊! 
　　选自《散文》，1989年4期      
石缝间的生命  
作者：林希 
　　林希（1935—），天津人，著有诗集《无名河》等以及小说多种。  　　 
　　石缝间倔强的生命，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是那不定的风把那无人采撷的种籽撒落到海角天涯。当它们不能再找到泥土，它们便把最后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线石缝里。尽管它们也能从阳光分享到温暖，从雨水里得到湿润，而唯有那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却要自己去寻找。它们面对着的现实该是多么严峻。 
　　于是，大自然出现了惊人的奇迹，不毛的石缝间丛生出倔强的生命。 
　　或者只就是一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春绿秋黄，岁岁枯荣。它们没有条件生长宽阔的叶子，因为它们寻找不到足以使草叶变得肥厚的营养，它们有的只是三两片长长的细瘦的薄叶，那细微的叶脉告知你生存该是多么艰难；更有的，它们就在一簇一簇瘦叶下又自己生长出根须，只为了少向母体吮吸一点乳汁，便自去寻找那不易被觉察到的石缝。这就是生命。如果这是一种本能，那么它正说明生命的本能是多么尊贵，生命有权自认为辉煌壮丽，生机竟是这样地不可扼制。 
　　或者就是一团一团小小的山花，大多又都是那苦苦的蒲公英。它们的茎叶里涌动着苦味的乳白色的浆汁，它们的根须在春天被人们挖去作野菜。而石缝间的蒲公英，却远不似田野上的同宗生长得那样茁壮。它们因山风的凶狂而不能长成高高的躯干，它们因山石的贫瘠而不能拥有众多的叶片，它们的茎显得坚韧而苍老，它们的叶因枯萎而失去光泽；只有它们的根竟似那柔韧而又强固的筋条，似那柔中有刚的藤蔓，深埋在石缝间狭隘的间隙里；它们已经不能再去为人们作佐餐的鲜嫩的野菜，却默默地为攀登山路的人准备了一个可靠的抓手。生命就是这样地被环境规定着，又被环境改变着，适者生存的规律尽管无情，但一切的适者都是战胜环境的强者，生命现象告诉你，生命就是拚搏。 
　　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小草，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哀怜；而最为令人赞叹的，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雄伟苍劲，巍峨挺拔。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的面前显得苍白逊色。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出来，扭曲地、旋转地，每一寸树衣上都结着伤疤。向上，向上，向上是多么地艰难。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峰巅，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述说，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拚搏。那粗如巨蟒，细如草蛇的树根，盘根错节，从一个石缝间扎进去，又从另一个石缝间钻出来，于是沿着无情的青石，它们延伸过去，像犀利的鹰爪抓住了它栖身的岩石。有时，一株松柏，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似把累累的山石用一根粗粗的缆绳紧紧地缚住，由此，它们才能迎击狂风暴雨的侵袭，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了一片天地。 
　　如果一切的生命都不屑于去石缝间寻求立足的天地，那么，世界上就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地方成为永远的死寂，飞鸟无处栖身，一切借花草树木赖以生存的生命就要绝迹，那里便会沦为永无开化之日的永远的黑暗。如果一切的生命都只贪恋于黑黝黝的沃土，它们又如何完备自己驾驭环境的能力，又如何使自己在一代一代的繁衍中变得愈加坚强呢?世界就是如此奇妙。试想，那石缝间的野草，一旦将它们的草籽撒落到肥沃的大地上，它们一定会比未经过风雨考验的娇嫩的种籽具有更为旺盛的生机，长得更显繁茂；试想，那石缝间的蒲公英，一旦它们的种籽，撑着团团的絮伞，随风飘向湿润的乡野，它们一定会比其他的花卉生长得茁壮，更能经暑耐寒；至于那顽强的松柏，它本来就是生命的崇高体现，是毅力和意志最完美的象征，它给一切的生命以鼓舞，以榜样。 
　　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求最艰苦的环境。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才能锤炼自己，成长自己，直到最后完成自己，升华自己。 
　　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既是生物学的，又是哲学的，是生物学和哲学的统一。它又是美学的，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它展现给你的不仅是装点荒山枯岭的层层葱绿，它更向你揭示出美的、壮丽的心灵世界。 
　　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是具有如此震慑人们心灵的情感力量，它使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神奇辉煌。 
　1983年      
早该说的一些话——祭先父  
作者：苏叔阳 
　　苏叔阳（1938—），河北人。著有《苏叔阳剧本选》，中篇小说《婚礼集》，长篇小说《故土》等。  　　 
　　我对先父的感情并不特别深厚，甚而至于可以说，相当淡漠。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四十余年，却极少往来。亲情的交流和天伦的欢愉似乎都属于别的父子，我们则是两杯从不同的水管里流出的自来水。 
　　我很少揣测他对我们兄弟的情感，我单知道我自己多少年来对他抱有歧见。我的作品里很少有我自己的经历，更少写到父爱，因为在我自己作父亲之前，我几乎不知道父爱。然而，我常常动情地呼吸普遍的爱心，这也许正是对我所不曾得到的东西的渴求。 
　　我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正准备入护士学校的母亲，辍了学嫁给正在读大学的父亲。他们之间，似乎不能说毫无感情，因为母亲偶尔回忆起当年，说她婚后的日子是快乐而满足的。接着，我们兄弟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行三，在我前面有两位哥哥，各比我年长两岁和四岁。我的降生或者是父母间感情恶化的象征。从我记事时起，就极少见到父亲。他同另一位女士结了婚。他的这次结婚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记述他的这段往事是我异母妹妹们的任务。我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风尘仆仆地追索父亲的足迹，在他的新家门口，鹄立寒风中被羞辱的情景。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回过一次家，从此杳如黄鹤。只留下一个比我小六岁的妹妹，算是父母感情生活的一个实在的句号。 
　　我的母亲是刚强、能干的女性。我如今的一切都是她无私的赠予。一个失落了爱情和断绝了财源的女人，靠她的十指和汗水，养大了我们兄妹，那恩德与功劳是我永远也无法报偿的。我仅守着对她的挚爱这份宝贵的财富，打算在难以述说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再来细细地讲述她的奉献。她从三十岁左右守活寡，直到今日，每一根白发都是她辛苦和奋斗的记录。 
　　在我读大学以前，我几乎不知道父亲的踪迹，一个时时寄托着怨怅和憎恶的影子常在我眼前飘盈，当我知道他就在同一个城市的一所高等学校教书时，我不愿也不敢去见他。 
　　然而，我得感激他。因为靠母亲的力量是无法让我读大学的。记得好像是经过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与他所在学校组织上的协助，达成了由父亲供给我与上师范学校的二哥生活费用的协议。不管怎么说，他供养我大学毕业。 
　　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步了解他。而我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我母亲，作她的代理人，同意在法律上结束这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因为一夫两妻的尴尬处境，像一条绳子捆住父亲的手足，使双方家庭都极不愉快，而且影响他政治上的前途。记得受理这案件的法院极其有趣而充满温情，审判员竟然同意我的要求，由我代为起草判决书主文的初稿，以便在判决离婚时，谴责父亲道德上的不当，使母亲的心理上获得平衡。那一张薄纸可以使母亲几十年的悲苦得到宣泄。 
　　这张离婚判决书似乎也使我们本来似有若无的父子关系更趋向于消亡。从1960年至八十年代，悠悠几十载，我们便这样寡淡到连朋友也不如地度过了，度过了。 
　　也许，毕竟血浓于水，亲情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父子间真个是“不思量，自难忘。”每当我有新作问世，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千字文，他都格外欣喜，剪下来，藏起来，逢年过节约我们见面时，喜形于色地述说他对我的作品的见解。我呢，从不讳言我有这样一位父亲，每逢到石油部门去采访，都坦率地承认我是石油战线职工的家属，并且“为亲者讳”，从不提起我们之间的龃龉，仿佛我们从来恩爱无比，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父子。 
　　父亲生前是北京石油学院的教授，曾经是中国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队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也曾经为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的创建付出了心血。他退休后依旧孜孜于事业的探求和新人的培养，据他的同事和学生说，他是一个诲人不倦，亲切和蔼和事业心极强的好教师。他死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不短的文章，纪念和表彰他一生的业绩。 
　　他的一生是坎坷的。在旧中国，他所用非学，奔波于许多地方，干一些与他的所长全不相干的事，以求口。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他才获得了活力，主动地要求到大西北去做石油勘探工作，为祖国的石油工业竭尽自己的力量。他的一生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写照。他毕竟死于自己心爱的岗位上，这应当是他最大的安慰。 
　　人生是个充满矛盾的路程。在爱情与婚姻上，他有过于人，给两位不应得到不幸的女人以不幸，但他自己也未必从这不幸中得到幸福。他的家庭生活始终徘徊在巨大的阴影中。这阴影是他造成的，却也有他主宰不了的力量使他蹀躞于痛苦而不能自拔。他在生活上是懦弱的。他的多踌躇而少决断，使他终生在怪圈中爬行，唯有工作，科学，使他的心冲破了自造的樊篱，他的才智也才放出了光彩。 
　　当他的第二位妻子，我从未见过面的另一位“母亲”悄然而逝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他的一切憎恶、歧见，一下子消失得净尽。对于一个失去了伴侣、老境凄凉的他，油然生出了揪心扯肺般的同情和牵挂。我第一次主动给他写信，要他节哀，要他注意身体，要他放宽心胸，我会侍奉他的天年，还希望他搬来同我一起住。为什么会如此，我至今也说不清。而且，我从此同两位异母妹妹建立了联系，虽然关系不比同母兄妹更密切，但我在感情上已经认定，除了我同母的妹妹之外，我还有两位妹妹。从那时起，我们父子间感情的坚冰融化了。我把过去的一切交给了遗忘，而他，也尽力给我们以关怀，似乎要追回和补偿他应给而没有给我们的感情。 
　　我大约同他一样在感情上是脆弱的。当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嘱咐我不要太累的时候，我竟然掉下了热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流泪，我终于有了一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像别人的父亲那样来往的父亲。在我年届半百的时候，上天给了我一个父亲，或者说生活把早已失去的父亲还给了我。我从我的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们的眼光中看到了惊诧，他们同我一样感到突然，他们的爷爷从模糊的传说的迷雾中走出来清晰地站到了面前。他们甚至有些羞涩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一个真实的祖父。对我来说，父亲曾经是个迢遥而朦胧的记忆，除了憎恶便是我不幸的童年的象征，是我母亲那点点热泪的源泉，是她大半生悲苦的制造者。她那开花的青春和一生的愿望都被父亲断送。而今，另一副心肠的父亲，孤单地站在我面前，他希求谅解，他渴望补偿，却再难补偿。我，做为母亲的儿子，一下子“忘了本”，扔掉了所有的忌恨，孩子一样地投到了老爸的怀抱。这或许是我太渴望父爱，太希求父爱的原故吧。 
　　此后，他不断给我电话和书信，给我送药，约我们见面，纵论家国大事，也关心我的儿子。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爱心。 
　　我衷心地感激上苍，在我施父爱于儿子的时候，终于尝到了父爱的金苹果。虽然太迟、太少，总算填补了一生的空白。 
　　上苍又是严酷的。这经过半个世纪才拣回来的父爱，又被无情地夺走了。 
　　去年五月，半夜里被电话惊醒，知道父亲突然病危住院，病因不明。我急急地跑到医院，发现他已经处在濒死状态，常常陷入昏迷。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全身失血，缺血性黄疸遍布全身。但他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快走向坟墓，依旧顽强地遵从医嘱：喝水，量尿，直到他预感自己再也无法抵抗死神时，才开始断断续续述说自己的一生。在我同他不多的交往中，我第一次发现他有如此的勇气和冷静。面对死神，他没有丁点儿的恐惧，他平静地对我和我的异母妹妹述说自己的一生。他说他的父母，他的故乡；说他怎样在穷苦中努力读书，一心要上学；说他的坎坷，说他的愿望；他喟然感叹：“我这一生真不容易……”他还要求为他拿来录音机，不知是要把自己最后的话留给我们，还是再听一遍他关于1990年自己该做些什么工作的设想。（他死后我翻拣他的笔记本，见扉页上赫然写着：1990年要在科研上作出新的成绩，写出几篇文章）。听着他断续的话，我再也忍不住，跑到走廊里，让热泪滚滚流下。 
　　他去世的那天凌晨，我跑到他的病房，妹妹一下子抱住我大哭。我伏在他还温热的胸脯上一声声叫着“爸爸”，想把他唤回，他的灵魂应当知道，那一刻，我喊出了过去几十年也没喊过那么多的“爸爸”；我失声痛哭，我不知是哭他还是哭那刚刚得到又遽然而逝的父爱……。 
　　他走了。从他告别人生的谈话中。发现他虽有遗憾，但没有惆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留给我和我的兄妹们无法述说的隐痛。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两位妹妹，因为失去了他而陷入孤寂；我们则把刚刚得到的又还给了空冥；我们兄妹都突然被抛向了失落。而这失落是我生平第一次体味到的。 
　　他的丧仪可谓隆重，所有的人都称赞他的品格和学识。只有我们才知道他怎样从一个孩子们心目中的坏父亲成为一个为他衷心潸然的好父亲。这是几十年岁月的磨难才换来的。 
　　他把糖尿病遗留给我，让我总也忘不掉他。然而我不恨他，反而爱上了他，并且从他身上看见了良知的光辉。当一个人抛弃了他的过失并且竭力追回正直到时候，就能无愧地勇敢地面对死亡。何况，他生前还那么努力地工作，正如《光明日报》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是一支“不灭的红烛。” 
　　我早就应当写这篇文章，然而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对他和对母亲的感情。忘记他的过去，似乎有悖于母亲的恩德，然而只记得他的过去，似乎又对不住他后来的爱心。噢，妈妈，我是最最爱您的，相信您会懂得儿子的心，这也正是您教诲我的，应当始终记住别人的好处。况乎，他是我的父亲。 
　　我曾经不爱而今十分爱恋的父亲，您的灵魂或许还在云头徘徊。您可以放心，我们爱您，爱一个过而能改，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祖国工作的知识分子，爱一个用余生补偿父爱的父亲。愿您安息!      
结缘雪窦寺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中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等。  　　 
　　一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做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联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文化的垃圾如小山、坟墓遮挡住我的双眼，我分别不出脚步到底是朝东还是向西。没有东西。许多人越来越不像东西。 
　　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慢慢消失，忧虑和焦躁却步步进逼。人似乎永远被恶魔蛊惑，做恶魔的奴隶。不可否认今天比昨天好了些，可是明天比今天更好的保证在哪里? 
　　我向各种学说和主义询问、请教，都不能完满回答我的问题。依然浮躁、焦虑。仿佛看见一个无名的黑洞在飞速旋转，要把我吸进无底深渊。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话语，有疯狂的欢呼，沉醉的呓语，亦有绝望的尖叫，深沉的叹息。可是，那能够抓住人们的手脚，把他们从黑洞的风口中拉拔出来的力量在哪里？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转向宗教。我读了《圣经》，并且走进教堂。之后我把《古兰经》也读了。最后读到佛经。应该说，所有的宗教（当然不包括邪教)对我都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都劝人向善，都告诉人们除了肉体，还有个灵魂是更需要关心的，而且都给人指出了一个超越的途径和可以到达的“彼岸”。善良的人们可以从它们获得理想和安慰，邪恶之辈则会有所戒惧。人不能无所畏惧。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倾心于佛教。这一方面由于我从小受到佛教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的教理与我的文化选择更为吻合。我欣赏它的“众生平等”和“命自我立”。真正是不靠神仙皇帝，可以自己救自己。 
　　我读佛经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个人的。我自幼敏感，有许多不可解释的神秘体验。过去不敢正视，如今敢于正视了。我要探究灵魂到底有没有，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满清顺治皇帝所唱的：“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又是谁?”去年四月，我的笃信佛和儒的父亲溘然长逝，对他的追思和怀念，也使我转向佛教，由它，我可以进入父亲的精神境界。 
　　但是，我却没有决定皈依佛门。因为还有不少疑惑未解。我和朋友一样，到雪窦寺只想看看，希望有所收获。 
　　二 
　　我们在“佛七”活动的前三天到达雪窦寺，目的是游山玩水。来之前，有人告诉我，雪窦山风光旖旎，仙气缭绕，值得玩味。但是对此，我并无什么体会。与过去见过的名山相比，雪窦山还缺少很多诱人的东西。给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它的人文景观，因为它充满禅味。 
　　我们是乘船到达宁波再转汽车进山的。走出宁波码头，来不及对宁波多看几眼，便被一拥而上的出租车司机包围了。“奉化去吧?蒋介石的老家!”“蒋介石的别墅，妙高台，去不去?”“蒋母墓，蒋母墓!” 
　　虽然明白世事变迁，昨日不再，蒋介石成为招揽游客的风景，却还让我感到新鲜和意外。十多年前去庐山参观蒋宋夫妇和毛泽东都住过的别墅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的参观还是“内部”的，是对作家们的优待。我们静悄悄地进去又出来，谁也没说话。我只是在心里提问：几十年腥风血雨，斗争得活来死去，何以这儿的风景依旧?新主人承继了旧主的全部遗物，变化的只是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过去那石头上刻着“美庐”，后来被搬走，后来又恢复。妙高台似乎没有重要的新主人住。显然又经历了一番修复。看着它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我不由自主唱起小学时学会的歌：宋美龄坐空院自思自叹，想起了眼前事好不惨然。不禁哑然失笑，千万人曾经付出的生命代价，在笑声中淹没。 
　　历史不像是一条长河，而是一个水潭。像杭州西湖的印月三潭。潭中月影颤颤巍巍，美不胜收，真实的月亮却只有一个，在天上挂着。想起《金刚经》里的一首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应作如是观?因此而不再有为?心像潭水一样的摇。 
　　车到雪窦寺。高悬于山门的是一块直匾，“四明第一山”，蒋介石的手书。据说原件已毁，此为复制。雪窦寺创建于晋代，创建者是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尼姑。以后雪寞寺成为禅宗名刹，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禅师大德，无一名女尼。看来佛教也如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女人搭台，男人唱戏。千多年来，雪窦寺经历过五次兴废，也都在男人们的手里。有毁于乱兵，有毁于僧风，又有毁于阶级斗争。最彻底的毁坏是“文化大革命”中。据说当时所有的殿堂都被砸烂，仅留下两间作仓库的厢房。一九八七年开始重建，如今已大体恢复。仍有工程未完，因此随处可见工地和未安装好的佛像。据说因经费短缺，有些工程有停工之虞。但香火已经很旺。佛经说，一切事物都有成、住、坏、空，雪窦寺的兴衰自然也无庸大惊小怪。倘若我今天预言，雪窦寺还会经受无数次毁坏乃至最终灭迹，怕也不是疯话。但是现在，它却在“成、住”时期，它所提供的景观还是值得认真玩味的。 
　　这里有黄巢墓，号称杀人八百万的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雪窦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据说是走投无路才放下屠刀的。 
　　蒋介石家族与雪窦寺缘分深远，留下不少故事。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将军一度被软禁在寺里，留下了枝叶繁茂的楠木树。 
　　如今都成风景了。风景之中又有一道风景无形地显示出来，那就是使这些风景不断改变意义和形态的“天翻地覆”。 
　　是谁摇动了时间的把柄，把时间和空间一起浓缩?一道道风景都收进了一个广角镜头，星星点点，零零散散，纠纠缠缠，变变幻幻，却显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站在镜头的后面。我在镜头的后面看到一只大眼，不是“第三只眼”，应是佛眼、慧眼，或者是永不灭亡的平民百姓的眼。这眼广大冷静，既不指点江山，也不激扬文字，只是静观。像江河的河床，任凭风浪迭起，景物变幻，它只静静地承担。甚至不会问：容尔者我，主尔生灭者，为谁？ 
　　三 
　　什么叫“打佛七”?读了“雪窦寺阿弥陀佛七手册”才知道，就是善男信女集中起来过七天的宗教生活。《佛说阿弥陀经》中说，“末法时代”，人心难调，为了解救迷悟众生，阿弥陀佛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若能持名念佛或一日，或二日……或七日，一心不乱，便能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打佛七”功德殊胜。 
　　我和朋友商量，参加还是观望?朋友说她没有宗教情绪，不想滥竽充数。她说她与我不同，对于佛门，我是一脚在里一脚在外，她则是两只脚都在外。她说得不错，—踏进寺院，我就与她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我和她一起站在门外看和尚们作晚课，她平平常常，没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却泪流不止，一直到功课结束。说不出任何流泪的理由。既不是被感动，也不是触景生情。但就是要流泪。仿佛泪水与我无关，而是别有源头，别有主宰。“这表明你本来就是个修行人，善根发动了。”有人对我说。我想也许，要不怎么会有十年前的梦境和今天的行动呢？但是一想到要一口气念七天佛，我怕坚持不下去。我最怕重复行为。但我想体验一下，功德究竟如何殊胜，撑不下来还不行半路退出?朋友觉得一个人站在门外观望无趣，便决定一起试试。 
　　于是我们有了七天不同寻常的经历。 
　　七天的功课是一样的。早上四点起床，五点上早课，念经、拜佛、持名念佛，一天四场。一百多人站满了大殿，我和朋友紧挨着站在最后面。头天晚上起香、净坛，全体人员都五体投地，向佛顶礼，只有我和朋友直挺挺地站着，只双手合十表示尊敬。觉得很刺目，所以第二天没经过商量，我们就齐齐地跪下了。但是刚刚以头触坐垫，我就笑了，想起了我俩的过去。谁能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们会来到这里，跪在这里?要不是膝头钻心的疼痛，我宁可相信，跪着的不是我。难道，这就是宿命? 
　　但是，以后的几天活动，我没有再笑，而是很快进入了“角色”。虽然有“手册”在手，因为不熟悉，加上参加者多为宁波人，语音特别，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人们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惟一听得明白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可是此情此境，语言和书本对我都不重要，心里自有一片庄严、宁静、融和的境界。梵乐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脉，我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流泪。而且并没有丧失理智。我明白每一次流泪的缘由—— 
　　那次，当我随着维那师的念诵跪下去拜愿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无边无际也无明确对象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泪水湿了我匍匐的坐垫。这就是“同体大悲”？ 
　　那次流泪是因为忏悔。“有情的造诸恶业，皆由元始贪知。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这是忏悔时的唱诵。没有平时反省或检讨时的“帽子”、“棍子”，甚至也没有具体的所忏悔的人和事。但也正因为这样，忏悔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力度，好像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又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己，心里有一种回归本体的感觉，不由得喜极而泣。 
　　每一次念经之后都要长时间的绕佛。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双手合十，两目微垂，一边随人流移动脚步，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的行列像一条小河，蜿蜿蜒蜒，在坐垫间流动，首尾相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与大家的融汇在一起，低沉委婉，声声相连，像一串不断的念珠。我眼前浮现出一条路，一条无始无终的路。忽然，我解悟了十年前的梦，原来我是要继续寻找，寻找更为深刻和真实的自我。现在我不再是孤零独行，而是在一个行列里。那么我找到了?就是佛?我的本性不再是我反复在课堂上宣讲过的具有欲望、情感、思想的“人”，而是更为广大更为久远、无始无终的生命本体?我声声呼唤的不是住在某处的阿弥陀佛，而是久已疏远和蒙尘的自己?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啊！我听见自己心里是这样念的。泪水便在这时悄然流涌，顺着面颊，滴在我合十的掌上。门外站着许多观看的游人，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满面泪水感到羞愧。 
　　悲悯、忏悔、回归，像暖流注满我的身心，我不再感到劳累，下跪的时候，膝头也不再疼。来寺院的当天晚上，雪窦寺住持月照法师接见我们的时候，我曾明白表示，我不想皈依，可是此刻，我的想法变了。我真诚地唱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誓愿成”。而且我还在心里补充了几句：为了自救救人，我不求往生乐土，不求长命百岁，亦不怕人间地狱。我愿意付出自己。我五体投地，任泪水欢快地流淌，心地洁净无比。 
　　于是我对朋友说，看来我要先你一步跨进佛门了。两天以后月照法师将传授三皈五戒，我想我会站在皈依弟子的行列里，这时朋友还在考虑。她第一天念佛下来就摇头，说佛教如果不改变这种初级的形式，是很难吸引知识分子的。那样的顶礼膜拜让她想起“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认同。思想不通加上功课太紧，她竟然病了，佛七的第四天她就直睡了一天，念不动佛了。想不到也在这一天，我和她一样，头脑里又挂满问题。 
　　那是观音菩萨生日的前夕。乡下来了许多朝山拜佛的香客，泰半是老年妇女。他们自发地加入我们念佛的行列，按规矩正好排在我身后，老太太们一律穿着朝山服，丝绸的长裙，上罩闪光的直裰，像古代妇女。要在平时，我也会把她们当一道风景加以观赏的，可是现在，一想到我成为“海青”僧衣和这种朝山服的“分水岭”，而我又是“短打”行装，一件丝绸面风衣，便觉非常滑稽。想笑，用力忍了一会。可是身后那位老太太念佛的腔调实在太古怪，她不但不顾节奏韵律，把很有韵味的念诵变成散漫的宣叙，而且把“阿弥陀佛”念成了“藉米豆腐”，之后还拖出一个花腔的“喂”。我的天！无论我怎么忍，还是笑了起来，而且笑出了声。幸亏大家都很专一，没有注意我。否则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为了忍住笑，我只好分散注意力，将目光在十八罗汉的脸上扫来扫去，然后再把前面的和尚居士们一个个看过来，心里想着，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可能有一本书，能一本本读过来才好。神散了，心走了，前几天的境界完全离开了我。笑总算止住了，但皈依的决心却发生动摇。我觉得我和老太太们是同路不同志啊！我再也没有力气绕下去，偷偷溜回了宿舍，向朋友模仿老太太念佛的腔调，肚子都笑痛了。待我收住笑，朋友说，“你今天还不如我这个没去念佛的。我读完净空法师写的《佛法与人生》，根有收获，我决定皈依。”什么?你信了?我问。朋友说，“我不管什么三世报应、六道轮回，我只认净空法师在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佛教，第一，它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宗教；第二，它教人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这正是我在做人中所追求的。”可是，不相信三世报应，六道轮回就不是佛教，我说。“我不管，我就认那几条。你呀，想得太多。”朋友说。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非常了解她的性格。她的决定总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经决定，就不会改变。我怎么办呢?仍然是—脚门外，一脚门里? 
　　四 
　　我是在传授三皈五戒仪式举行的前半小时才明确表示皈依决定的。 
　　我觉得朋友说得对，一百个佛教徒对佛教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有人为己，求福求寿求灭灾；有人为人，求做人的理想境界。有人求诸外，一心靠神佛护佑，有人求诸己，靠自身修养完善自己。所以，有人重“因”，注重自己做下什么，真做了错事，就甘受报应；有人重“果”，做了恶事想逃避恶报。全由自己把握。只要自己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管别人怎么想的干什么?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作出决定之前我们还是找住在我们对面的了我法师交谈了一次。我全盘托出了自己的“保留”，我说我不同意把人生说成全是苦，我认为人生是苦乐相依。了我法师要我从无常上去理解，我表示同意，我批评佛教的出世消息，了我法师对我宣讲普度众生是大乘佛教的宗旨，并不是不要世间关怀，月照法师开示中专有一讲“建设人间净土”，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我不能同意“一切惟心造”，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想像或境界。对此，了我法师说了十六个字，关于极乐世界，是“生则必生，去实不去”；关于“空”，是“心在空中，行在有中”，朦朦胧胧，好像有所领悟，想到了“天人合一”，还想到庄子的《逍遥游》和《养生主》。但还须好好研究研究。我用了“研究”这个词，足见我的凡俗，不少学佛的人告诉我，读经不能用一般的思维方法。可是我改不了，这就是经书里所讲的“所见障”吧?我为自己知识见解所阻碍。慢慢排除吧!倘若最后也排除不了，信仰自由，入党还兴退党呢！ 
　　皈依的仪式庄严隆重，我和朋友都流了泪。此时此刻也对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的“悲欣交集”有点儿体会。但是，我怎么能与弘一法师相比呢?他那么决断而彻底地出家了，我却连五戒都不敢受。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按说没有什么难做的。我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到现在，硬是一条鱼一只鸡也不曾杀过，不敢。一面对小动物的眼睛，就心悸，仿佛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灵魂在审视着我。但是对看不见眼睛的生命我是敢杀的，如蚊、蝇、蟑螂，我则必杀无疑，我能容忍蚊子吸血，不能容忍它的嗡嗡哼哼，还让我痒得又抓又挠，洋相百出。苍蝇若不传播细菌，我杀它干么?可是它能改吗?我知道佛可以以身饲虎，我不能。倘若那虎佛性全灭，不知反悔，害人无已，我也不反对把它杀了。至少我会去研究如何打个笼子或扎起笆篱，限制它的自由，我不是佛。还有对于饮酒，我也保留。我不是酒鬼，平时滴酒不沾，也不藏酒。但是逢年过节，亲友相聚，三杯两杯淡酒，平添无穷乐趣，我不敢放弃，我认为既然佛教也说“人身难得”。既生而为人，还是要将人生过得有声有色。我听见月照法师的开导，“夫戒者，生善灭恶之根本，超凡入圣之种子。才登戒品，便绝轮回……你们能以教奉行吗?”我听见旁边的朋友轻轻地回答：能。我只闭嘴不语。心想，我不会变成鲁智深的。事后我得知，朋友也只受了三戒，身为家庭主妇，鱼是要杀的，所以杀戒未受，酒也略有保留。 
　　为此我不能不钦佩我所认识的和尚和居士们。我确实认识了一些真正信佛的人，我的决定皈依与他们不无关系。记得几年前，我就对研究佛学的朋友说，想去寺院住一阵，分享僧尼们的净土。他劝我别去，说你会失望的，如今已是到处无净土。几十年对宗教的极左作法加上近来的商品世界的冲击，真和尚真尼姑已经不多，有的把出家变成职业了。要不是遇到了几位学佛的大学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了纯净，我就不敢到雪窦寺去，害怕读佛经所得到的境界被破坏了。待到见到和尚，我更感到真正的信仰还是有的。 
　　雪窦寺的和尚年纪都不大，住持月照法师才二十八岁，被聘为首席和尚和监院的了我法师也只有四十来岁。可是他们的智慧和威仪不是凭年岁可以度量的。他们是那么慈祥、平静，像一潭清水。听月照法师开示，使我不敢想他的年纪，我甚至相信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比我要久得多，他那光光的头顶上鼓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土包，像图画上的寿星老。他的语调低缓平和，讲到任何问题都无碍障隐晦，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只是在他开示时偶然拍掌，我才会想起，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了我法师每天领我们念经绕佛，几天之中，未曾发现他有丝毫懈怠，行走坐跪都如礼如法，堪称表率。好几次，我想问问他们，为什么出家呢?以你们的气质仪表文化水准，在今天的社会上获得—份幸福的常人生活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和尚有二百五十条戒律，你们怎么忍受得了?可是每一次我都退缩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低俗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知修行人的常、净、我、乐追求之崇高?而且，佛教把天人世界分为欲、有色、无色三界，人心、人世又何尝不是这三界并存呢?我们俗人大都在欲界打滚，和尚尼姑们通过守戒修行把自己从欲界、色界甚至无色界中超拔出来，为浑浊的人世开辟一块净土，作为俗人，我只应顶礼致敬，虚心学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所认识的几位小和尚也让我肃然起敬。天天在我们住处打扫卫生的果明，才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是他的举止、神态却让我不敢把他当孩子看待，甚至不敢对他有丝毫怜惜。每天早上撞钟念诵的小和尚个子短小，其貌不扬。可是我每天都不肯错过听他撞钟念诵的机会。他的钟声诵声把我带入神圣、清明、宁静、悠远的境界，这就是修行人的魅力！ 
　　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五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平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 
　　前几天，读六祖坛经，处处字字叫我“明心见性”，我执执拗拗地追求，也不见心在哪里，性在哪里，很有点急，便请教一位学佛的同事，六祖所说是不是太玄了?他笑着说，你这是在参禅啊！既如此，你不妨照此想下去，想到尽头，便是悟，这叫“思维修”。我将信将疑，就执拗下去。一天，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反复作过的一个梦来。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此，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我将感受告诉那位学佛的同事，他说“恭喜恭喜”。 
　　真的值得恭喜吗?我可是一个多月未写一个字了。好像进入了冬眠期，前不久，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文章的最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便写信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倘使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又会怎么想呢?只好由他去了。扪心自问，内心的关怀未曾减少，肩上的使命也未曾减轻，容纳和承担烦恼的心力倒是增大了不少，所以，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我还是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1995年4月15日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1942—），西安市东郊人。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等作品。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10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1995年1月3日      
王府大街64号  
作者：雷达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  　　 
　　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 
　　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22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语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 
　　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飚，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联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头，不知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决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说“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 
　　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觉，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 
　　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栗。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弘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的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走，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此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窑、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 
　　写于1998年6－8月，时值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      
父　　亲  
作者：阿城 
　　阿城（1949—），原名钟阿城。四川江津人，生于北京。著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等。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撒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作者：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有一年妹妹从杭州到哈尔滨出差，在哈尔滨住了几日。 
　　临走时我问她对哈尔滨印象如何。满心希望她会给我一个惊奇的赞叹。 
　　她撇了撇嘴，说：我真难以想像，你怎么在这种地方住了那么多年。 
　　评价只此一句，再无下文。她做编辑，喜欢简练和含蓄。 
　　惊奇留给了自己。惊奇地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刚到哈尔滨时，也对那些先于我们来到这儿的南方人说过同样的话。然而那时就有人回答我：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奥妙，看你怎么去品味和理解。如真在这儿住下来，没准儿就不想走了呢。 
　　一晃就在哈尔滨断断续续地住了十几年。我不敢说我已了解了哈尔滨。但我想写以下的文字，寄给我妹妹以及其他来过和没来过哈尔滨的人。 
　　衣 
　　都说哈尔滨的姑娘漂亮。作为南方人便有些说不出的嫉妒。 
　　确实名不虚传。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即使偶尔肤色有所欠缺些的，也定是用时下广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面霜，将面孔抹得白雪公主一般。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又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 
　　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八十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任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镶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T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遛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 
　　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如今北靠苏联，东临日本南朝鲜，再加上满族蒙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 
　　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 
　　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长呢裙短筒靴外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得也是另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边罩住头发，两个角斜着交叉，在颈子一侧打上一个结——这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 
　　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 
　　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这个地方本应是旗袍的策源地，所以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衩还是无袖高开衩，只要是哈尔滨的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这个感觉确立之后，即使在别的城市，若是有一件旗袍鲜艳地从街角移过来，恍惚就以为自己是在哈尔滨。 
　　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享有天下一绝：帽子。既然身在寒带，帽子讲究些很是顺理成章。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线编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女人们很为男人的脑袋费了一番心思。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亦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珍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夏，秋风乍起，便早早地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嗬，绝对的俄罗斯风味。 
　　从马斯洛健康人格的五个需要层次出发来看哈尔滨人对服装的爱好，是否可见其中重要的一层：荣誉感的需求。 
　　食 
　　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渲泄不满的话题。 
　　在哈尔滨住得久了，渐渐地，就觉得口胃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不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口味“南腔北调”起来，就不得郑重其事地对南方人声明说：其实，北方菜有北方菜的味道呢! 
　　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着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干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热，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式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 
　　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茉籽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有过比较，非哈尔滨出的酸黄瓜决不可买。烧鸡也是极入味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足有五斤重。 
　　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莱，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丝粉皮青椒，煸好细细的肉丝，再浇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 
　　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升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川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蹁”过几层的，刀功须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乞白咧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川白肉。 
　　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至于远道而来的螃蟹是否新鲜且另当别论。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艺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炒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出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口味与宽容胸怀。 
　　如是在一家专营锅子的餐馆，客人只须往桌边一坐，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只煤气罐咚咚直奔你的座位，然后将煤气罐塞进桌下，拉出一根管线，接通桌上的煤气盘，哧地划一根火柴，火苗轰然而起，锅里的水旋即沸腾，便有系着白色三角头巾的姑娘排成一队送上大盘大盘的生肉蔬菜——那情形何等壮观。那个时刻我总是为哈尔滨人蓬蓬勃勃的生命热情所感动所鼓舞，哈尔滨人活得多么洒脱多么痛快呵! 
　　所以哈尔滨人买菜，不用篮子而用筐。冬天的大白菜土豆自不用说，就是夏天的黄瓜西红柿豆角，也成堆成堆地摊在街上的菜站，主妇们便成筐成筐地往家买。我有一次在集市买菜，因是偶尔做饭，又没有冰箱，只能各样买一点儿，弄得小贩大为不解。顺便买一小块姜，那卖菜的瞪了我一眼，说：就这么点儿，咋卖呀?给你得了! 
　　住 
　　还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街的许多地方。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廷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似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 
　　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道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迹。在我的想像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 
　　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苏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迎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 
　　这些精致的小楼许多年来大概已是几易其主，而哈尔滨的大部分市民都已住进了公寓楼房。虽然住房的外观与其相距甚远，但室内的装修和陈设，却保留了苏俄文化的影响。 
　　我在几年前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径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这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 
　　由于寒冷，门窗都是双层的。在两层玻璃之间，撒上些干燥的锯末。过冬前在窗缝门缝上仔细地糊好纸条以免透风。那纸条为免室内的热气洇湿，必得贴在外面的，相传为东北三大怪之一。然而开了春却有了麻烦，将门窗一一拆封，因是双层，我需擦洗的玻璃无以计数。 
　　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进门必换鞋，无论街上怎样的泥泞，家里总是温馨又舒适。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晶光铮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 
　　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哈尔滨人重视喝酒，所以那只厚重的酒柜必占一席之地。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椭圆形、黑或烟色，架着六根粗壮的桌腿，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其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子。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辅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钩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 
　　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枝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金盏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终令人心荡神怡。 
　　行 
　　春天的哈尔滨风大，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灌一口冷风，呛着。 
　　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 
　　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作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乎。 
　　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拣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想必比走路的速度快上好些。人行道上，便留下一小轱轳一小轱轳灰白色的印迹。 
　　冬天的哈尔滨人爱说：冻脚。今天走着上班，冻脚不冻脚，是气温的标志。以前的棉杌，厚厚的毡底，虽暖却笨。如今都爱美，城里没人穿那玩艺，都是薄薄的棉皮鞋，啥也不当。但宁可冻脚。反正走一走，就暖和。别看零下几十度的，走急了，还出汗。 
　　冻脚的机会主要在等车的过程。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汽车也怕打滑。也跟个人似的，冷得哆嗦，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便像麻袋里的土豆似的，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比如加热，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拉，亦或就熟人似地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你惶惑地企图躲避，而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 
　　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孩，那孩子先是对着窗玻璃哈气，然后从被裹得严严实实的羽绒服中伸出胖胖的小手，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 
　　行路难，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便出奇地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哈尔滨人想得开，遇有生病看戏送站什么的难事就说：打的。很港派的。于是公共汽车那部分不方便，就让“打的”给弥补了，行路便也不难。 
　　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说走，就上太阳岛，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 
　　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她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花，这叫会生活。 
　　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 
　　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是半个哈尔滨人。      
经营生命  
作者：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  　　 
　　我第一次感悟生命，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许多人，从那间屋里接出了妈妈，我拉开车门，连忙用我的羽绒大衣和羊绒围巾把车座及靠背铺得温暖舒服。我叫了一声“妈——”那声音在风中抖动一下，旋即撕扯断了，只见两位工人师傅戴着手套机械而利索地把妈妈推进了汽车后备箱里。在寒风中我茫然了，一个面对的真实的残酷令我僵硬，尽管我来时原本是知道的。 
　　人的生命竟如此难以把握，昨天晚上妈妈还对我说，“待我出院要买一盆大朵的黄菊花”。只过了一夜，妈妈就走了，走得急切仓促，生命原本那样没有耐性，匆匆滑落像一颗飘落红尘的尘埃。我木然地坐在汽车里，妈妈在汽车后备箱里颠簸，我的心骤然荒凉而麻木，像是历经沧桑的老人。 
　　窗外的世界依然精彩，依然喧哗，依然热闹，天还蓝，太阳还灿烂，它们对一个突然离去的人完全无动于衷，街上的人流五颜六色，他们大步流星地向前奔着，他们在奔钱、奔名、奔利、奔一切可以抓到手的好东西。车流在鸣叫中涌动，无论是奔驰、宝马、桑塔纳、夏利还是“小面”，它们急赤白脸地向前冲着，像是争先恐后地抢一张巨额彩票。这时，我对众生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悯，悟得原来大家在同一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人是达官显贵，有人是平民百姓，彼此的不同仅在于角色的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可怜可叹的演员，在生命的过程中充满了同样的焦虑、痛苦与渴求。人们手里抓着、肩上扛着、头上顶着、腰上拽着各种装满财富的布袋，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奔着，沉重而辛苦却一刻也不肯放松。更令人惊异的是大家奔向的目标是共同的也是惟一的，终点一到所有的装满金银财宝的布袋都统统地掉下了。 
　　人们不同的主要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各自不同的感受。年轻人由于人生的终点于他们遥远而飘渺，他们以为拥有的是生命的永恒。中年人辛苦奔劳、野心冲动，生活把他们历练得粗砺而务实。老年人因已看到了不远的地方就是归宿，他们或悲哀或恐惧或无奈，当然也有人能超越红尘而归于平淡自然。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那一刻起，我们的十指无论怎样拼命地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地渗漏，这是挡不住的丧失。 
　　生命又是一笔上帝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在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地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惟有分分秒秒地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快乐而充实的节日。 
　　人生有不同的地段，青春正如王府井大街这块黄金地段，不仅要开拓，同时也要学会节俭含蓄。青春是经不起挥霍的，它不仅太少太贵而且又薄又脆。青春是回眸醉心的一瞬。 
　　中年的发展基础是稳定，中年的大禁在于夸张生命，中年的市场时而会出现假冒青春的品牌，这不仅滑稽而且悲哀。中年的品牌，品质只能是中年。中年的误区是比较，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重要的是建设内心的自信凝重与安详。中年的明智在于干自己想干的，干自己能干的，只要干得好，干什么都好。 
　　人生最难耐的是老年，一个女人从姑娘到媳妇到老太太，这意味着一个女人的路已走到尽头。男人也是如此。不过一个女人的老年比男人的老年要好过得多，当女人退回到家庭的王国她会依然自信与快乐。而男人往往无所适从，因为他们太看重社会舞台。这时一种可怕的心理补偿及返老还童的心态油然产生，如果这种心态过于强烈，就不仅荒唐而且有损健康，“冬行春令实属不祥”，优雅庄严的老化是老年自爱的选择。 
　　老年人你们手捧的水及银行里的储蓄都所剩不多，你要节俭生命开支，要小心翼翼关照自己的身体，要尽力收敛你的阳光，让它尽量温暖自己，惟恐不及，能够健康、自理、自得其乐的老人是幸福的。 
　　老年人最富裕的就是时间，让日子悠悠地过吧，慢慢地会澄清出一种醇香，岁月筛下的是生命的真情，这时，展现在你眼前的是生命的全景图，清新明朗。所有的秘密都已揭开，所有的乌云密布的日子都已云淡风清。      
好运设计  
作者：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等。  　　 
　　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你独自呆一会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自己的来世。干嘛不想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道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过，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体会尤甚。所以我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降生在什么地方相当重要。20年前插队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我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他们没有机会上学，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便只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变，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我希望我的来世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虽好，不过在哪儿呢?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的童年，当是莫大的缺憾。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当你父母不在家时，把好朋友都叫来，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载歌载舞地庆祝。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拿点钱，瞒过父母，然后出发，义无反顾。把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没关系，你母亲不会怪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跪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撒尿和泥，然后不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时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些别的事，让你父亲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熟人都对你刮目相看，各种奖啊奖啊奖啊并不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稚的歌剧，粗犷豪放的民谣，你都听得心醉神迷。你喜欢美术，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体育也是你的擅长，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那是舞蹈，是人间最自然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辉煌的艺术形式。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呵又闹着找你，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但你一向只是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东西。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于是你不跑了，光是看她。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操场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们到底认识了，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你们终成眷属。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顺利、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颠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限制了想像，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遵从了一种生理程序，心路却已荒芜，继而是麻木——会不会?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如果你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巳入绝境。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路，当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它了。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现实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选自《天涯》      
精神的三间小屋  
作者：毕淑敏 
　　毕淑敏（1952—），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面对那句——人的心灵，应该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名言，自惭自秽。我们难以拥有那样雄浑的襟怀，不知累积至哪种广袤，需如何积攒每一粒泥土，每一朵浪花，每一朵云霓? 
　　甚至那句恨不能人人皆知的中国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也让我们在敬仰之余，不知所措。也许因为我们不过是小小的草民，即便怀有效仿的渴望，也终是可望而不可及，便以位卑宽宥了自己。 
　　两句关于人的心灵的描述，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空间的概念。人的肢体活动，需要空间。人的心灵活动，也需要空间。那容心之所，该有怎样的面积和布置? 
　　人们常常说，安居才能乐业。如今的城里人一见面，就问，你是住两居室还是三居室啊?……喔，两居室窄巴点，三居室虽说也不富余，也算小康了。 
　　身体活动的空间是可以计量的，心灵活动的疆域，是否也有个基本达标的数值?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得出力量。于是，宜选月冷风清竹木潇潇之处，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屋。 
　　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对父母的尊爱，对伴侣的情爱，对子女的疼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憎恶，对卑劣的蔑视……这些复杂对立的情感，林林总总，会将这间小屋挤得满满，间不容发。你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仿佛以木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陈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一任岁月飘逝，在某一个金戈铁血之夜，它们会无师自通，与天地呼应，铮铮作响。假若爱比恨多，小屋就光明温暖，像一座金色池塘，有红色的鲤鱼游弋，那是你的大福气。假如恨比爱多，小屋就阴风惨惨，厉鬼出没，你的精神悲戚压抑，形销骨立。如果想重温祥和，就得净手焚香，洒扫庭院。销毁你的精神垃圾，重塑你的精神天花板，让一束圣洁的阳光，从天窗洒入。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类的光明大于暗影。哪怕是只多一个百分点呢，也是希望永恒在前。所以，在布置我们的精神空间时，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 
　　第二间小屋，盛放我们的事业。 
　　一个人从25岁开始做工，直到60岁退休，他要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整整35年的时光。按一日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每年就要为你的职业付出2000个小时。倘若一直干到退休，那就是70000个小时。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始于惊骇终于沉思。假如你所从事的工作，是你的爱好，这70000个小时，将是怎样快活和充满创意的时光!假如你不喜欢它，漫长的70000个小时，足以让花容磨损日月无光，每一天都如同穿着淋湿的衬衣，针芒在身。 
　　我不晓得一下子就找对了行业的人，能占多大比例?从大多数人谈到工作时乏味麻木的表情推算，估计这样的幸运儿不多。不要轻觑了事业对精神的濡养或反之的腐蚀作用，它以深远的力度和广度，挟持着我们的精神，以成为它麾下持久的人质。 
　　适合你的事业，白桦林不靠天赐，主要靠自我寻找。这不但因为相宜的事业，并非像雨后的菌子一样，俯拾即是，而且因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抽丝剥茧，需要水落石出的流程。你很难预知，将在18岁还是40岁甚至更沧桑的时分，才真正触摸到倾心的爱好。当我们太年轻的时候，因为尚无法真正独立，受种种条件的制约，那附着在事业外壳上的金钱地位，或是其他显赫的光环，也许会灼晃了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将事业之外的赘生物一一剥除，露出它单纯可爱的本质时，可能已耗费半生。然费时弥久，精神的小屋，也定需住进你所爱好的事业。否则，鸠占鹊巢，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田野。我们背负着它，播种着，耕耘着，收获着，欣喜地走向生命的远方。规划自己的事业生涯，使事业和人生，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是第二间精神小屋坚固优雅的要诀。 
　　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 
　　这好像是一个怪异的说法。我们自己的精神住所，不住着自己，又住着谁呢? 
　　可它又确是我们常常犯下的重大失误——在我们的小屋里，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惟独没有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路，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细羊肠小道。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搜罗最新信息网络八面来风的集装箱，却不给自己的发现，留下一个小小的储藏盒。我们说出的话，无论声音多么嘹亮，都是别的喉咙嘟囔过的。我们发表的意见，无论多么周全，都是别的手指圈画过的。我们把世界万物保管得好好，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在自己独居的房屋里，找不到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精神小屋，不必等待地震和潮汐，在微风中就悄无声息地坍塌了。它纸糊的墙壁化为灰烬，白雪的顶棚变作泥泞，露水的地面成了沼泽，江米纸的窗棂破裂，露出惨淡而真实的世界。你的精神，孤独地在风雨中飘零。 
　　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非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是智慧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如此的权利。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我们健康。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完满，但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 
　　当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小屋建筑得美观结实、储物丰富之后，不妨扩大疆域，增修新舍，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开拓我们的精神旷野。因为，精神的宇宙，是如此地辽阔啊。      
王　仁　先  
作者：刘亚洲 
　　刘亚洲（1952—），安徽宿县人，作家。著有《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作品。  　　 
　　1984年，中国与邻国在云南麻栗坡老山、者阴山一带爆发了边境冲突。一批军队作家到前线采访，我在其中。当时我正在调查军队中婚姻问题，想就此写一篇论文。到参战部队，我也侧重这方面调查。我到了许多单位，吃惊地发现：参战部队中凡有未婚妻的官兵，战前大多吹了。有一个女大学生给未婚夫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父母说：你要牺牲了倒也罢了，假如你断了条腿，或少了一只胳膊，那怎么办?”有一个连队进攻作战，异常惨烈，指导员等三十多名官兵牺牲。烈士遗体抬下来，指导员未婚妻的绝交信正好到了部队。连长集合幸存的官兵，当众念这封绝交信，一旁静静地躺着指导员的遗体。全连战士都哭了。 
　　我在连队当过兵，知道战士们津津乐道女人。但在麻栗坡，情形大变，凡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官兵均不谈女人，仿佛有约在先。只听过一件例外的事：某连组织突击队，连长和指导员争着要率突击队冲锋，争执不下，最后连长怒了：“老子是结过婚的，摸过女人!我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了王仁先的故事。 
　　王仁先是某连副连长，干部子弟，人生得英俊高大。战前，与他相处了五年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所在的连队将作为尖刀连进攻老山主峰。他率领一个排驻在老山脚下一个小村庄里。房东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叫阿岩，已婚，有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阿岩一见王仁先就喜欢上了这个潇洒的小伙子，向他频送秋波。王仁先虽失去爱人，却也未必就看上阿岩。毕竟一个是干部子弟，一个是农村妇女，中间隔着鸿沟呢。阿岩是个很有性格的女子，青山咬定不松口。她把自己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每天给王仁先做最好的东西吃；每晚为他烧洗脚水；给王仁先洗所有的衣服。她甚至在自己丈夫面前也不掩饰对王仁先的情感。王仁先训练回来，她竟能撇下正在说话的丈夫，迎着王仁先而去，为他拂去一身尘。王仁先起初在抵抗阿岩，但随着阿岩炽热的进攻，也随着老山战事的一天天激烈，是否也随着笼罩着连队的官兵失爱的阴云一天天浓重呢，总之，他的抵抗渐渐变得软弱。 
　　六月某日，已确定翌晨进攻老山，战斗命令已发出。那一刻，连队一片死寂。王仁先来向阿岩做最后诀别。阿岩为王仁先的军用水壶装了满满一壶水。王仁先喝了一口，哎呀，比蜜还甜。阿岩不知道往壶里放了多少糖。她以为越甜越好呢。王仁先的眼睛潮湿了。这时候，阿岩使用了最后的、也是最原始的手段：撩开衣服奶孩子。她把整个心扉向她所深爱的男人敞开了。在王仁先心中，所有的长城轰然崩坍。他颤抖着走向阿岩。 
　　灶里的火熊熊燃烧。他俩也在燃烧。第二天，情况突变，进攻时间推迟。凡事有第一次，就有一百次。堤已决口，汹涌澎湃。于是，在老山脚下，在村边，在树林中，甚至在阿岩家的牛圈里，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每次二人完事之后，王仁先总是一言不发，闷着头一颗接一颗地吸烟。而阿岩呢，则老是笑，咯咯地笑个不停。她是欢喜呢。她得到了她渴望得到的东西，一如刘备得到了天下一样。这样的事瞒得了世界，瞒不了丈夫。阿岩丈夫向部队告发了。他没有说具体是谁。弄不清丈夫是真不清楚，还是不肯说。 
　　发生这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那还了得。部队上下极为重视，层层调查。他们在牛圈里搜到许多带过滤嘴的烟头，顿时知道是王仁先所为，因为全连只有他抽这种过滤嘴高级香烟。连长找王仁先谈话。王仁先拒绝承认此事。营长也找他，他还不讲。营长火了，命令：“全连集合!”然后请阿岩与她丈夫来指认。打谷场上，一连官兵肃立。阿岩和她丈夫来到队列前。后来该连指导员告我：此时阿岩，全不似犯了什么错事，毫无颓丧之气，反而意气飞扬。指导员说：“原来我想，她肯定会巡视一遍后，说没有那人。这样就一了百了了。”万没想到，阿岩径直走到王仁先跟前，指着他说：“就是他!” 
　　一霎间，空气凝固。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王仁先冷冷地望着阿岩，而其他上百双眼睛则冷冷地望着王仁先。阿岩的第二句话更令全连震惊：“我疼他!”当地人把“疼”当“爱”讲。这是赤裸裸的爱情宣言呀。全连把目光转向她。她勇敢地与全连官兵对视，泪水渐渐涌上了她的眼眶。 
　　三天后，团里下达了对王仁先的处分决定：降为排长，党内严重警告。又过几日，进攻开始。连队开拔。阿岩又烧了一壶放了糖的水，去找王仁先。连队不让王仁先见她。村口，部队逶迤而前，阿岩站在大树下焦急地张望。有些官兵从她身边走过时，轻蔑地议论，甚至还朝地上吐口水。阿岩均不在意。王仁先过来了，不朝这边瞥一瞥。走过去后，也再未回头。 
　　当夜，老山鏖战通宵。火光映红了南中国的天空。从第一声枪响直到最后寂静。阿岩一直坐在村头，一瞬不瞬地看着老山方向。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放光。丈夫拽她回屋，她不肯。丈夫气极，打她。下手极重。辫子开了，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面孔。血和泪一起淌。她整整坐了一夜。 
　　部队攻克老山后，王仁先迅即被派到最前沿“李海欣高地”。营长事后说：“我就是要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不派他派谁?”七月十二日，对方以一个加强师反攻。战斗残酷到了极点。王仁先表现十分英勇，还击毁了一辆坦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报话机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使我方大炮宛如长了眼睛。老山岿然。 
　　数月后我登上“李海欣高地”时，仍可见草丛中白骨枕藉。对方发现“李海欣高地”上的王仁先，全力进攻。战士全部战死。王仁先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对报话机喊了一声：“我走了!”遂被炮弹击中。死时二十五岁。全连在老山主峰上目击王仁先奋勇冲杀，感慨万千。他死时，大家都摘下钢盔。 
　　一个月后，连队撤下老山，又回到阿岩的村庄休整。部队刚进村口就看见了阿岩。她像一株相思树似的伫立在送走部队的地方。连队官兵依然从她身边鱼贯而过，不知怎的却换了一种心情，没一个吭气。连营长都低着头匆匆而过。部队全部过完，天已瞑，阿岩的身影依然在暮色中绰约。根据王仁先在战斗中的表现，团里为他报请一等功，但上级不批，还发下话来：“这种人还立什么功?”连队大哗。 
　　王仁先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为他立墓碑那天，连队官兵全数来到陵园。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的身影在坟前晃动。走近才看清那是阿岩。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王仁先的坟头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香烟，全是过滤嘴的。一片白，仿佛戴孝。后来他们才知道，阿岩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十几条王仁先爱吸的那种上等香烟，在坟前全部撒开，一颗颗点燃。她垂泪道：“让你吸个够。” 
　　我来到老山前线时，王仁先所在连队又重上老山驻守。我执意要去看望。正值盛夏，大旱。老山地区已有两个月不下雨了。阵地上疟疾肆行，军部派两个女军医带着药品与我一道上山。过了“三转弯”之后，天色渐渐变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当我们接近主峰时，天降大雨。好雨!万千条水柱抽打着皴裂的红土地。已在阵地上驻守一个多月的连队久旱逢甘霖，大喜。官兵们一个个脱得赤裸裸的，冲到山坡上，任凭雨浇，他们坚强的裸体白生生的，把人眼睛刺得疼。一百多人啊，那是一百多件雕塑。他们一个个举手向天，呼喊。喊声惊天地泣鬼神。那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图画。我身后两个女军医哭了。我也一阵鼻酸。我觉得我触到了大山的心跳。从老山主峰下来，我特意找到阿岩的村庄。阿岩不在，她出远门了。我问村长阿岩长得什么样，村长说：“阿岩是麻栗坡最美的女人。”      
性而上的迷失  
作者：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作家。著有《西望茅草地》、《夜行者梦语》等。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的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惟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潇洒，另一方面也有了爱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覆”等等字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性、虚妄性，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浸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声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也是一种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的标准像。 
　　四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廖落。不能说男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像的那种诱惑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性，“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性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从这一点来看，男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色欲主导”型，而女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五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掂（定）。 
　　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 
　　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七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1993年8月      
两个大都市  
作者：王安忆 
　　王安忆（1954—），上海人，生于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  　　 
　　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首先在于小和大。北京的马路、楼房、天空和风沙，体积都是上海的数倍。刮风的日子里，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股鸣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让人领略辽阔的，它让人领略大的含义。它传达“大”的意境是以大见大的手法，坦荡和直接，它就是圈下泱泱然一片空旷，是坦言相告而不是暗示提醒。它的“大“还以正和直来表现，省略小零小碎，所谓大道不动干戈。它是让人面对着大而自识其小，面对着无涯自识其有限。它培养着人们的崇拜与敬仰的感情，也培养人们的自谦自卑，然后将人吞没，合二而一。上海的豫园却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机巧和聪敏的。它是给个谜让人猜，也试试人的机巧和聪敏的，它是叫人又惊又喜，还有点得意的。它是世俗而非权威的，与人是平等相待，不企图去征服谁的。它和人是打成一片，且又你是你，我是我，并不含糊的。 
　　即便是上海的寺庙也是人间烟火，而北京的民宅俚巷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北京的四合院是有等级的，是家长制的。它偏正分明，主次有别。它正襟危坐，慎言笃行。它也是叫人肃然起敬的。它是那种正宗传人的样子，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当你走在两面高墙之下的巷道，会有压力之感，那巷道也是有权力的。上海的民居是平易近人的，老城厢尽是那种近乎明清市井小说中的板壁小楼。带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且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那些雕花栏杆的阳台，则是供上演西装旗袍剧的。豪富们的洋房，是眉飞色舞，极尽张扬的，富字挂在脸上，显得天真浮浅而非老于世故，既要拒人于门外，又想招人进来参观，有点沉不住气。 
　　走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有着深邃睿智的表情，他们的背影有一种从容追忆的神色。护城河则往事如烟地静淌。北京埋藏着许多辉煌的场景，还有惊心动魄的场景，如今已经沉寂在北京人心里。北京人的心是藏着许多事的。他们说出话来都有些源远流长似的，他们清脆的口音和如珠妙语已经过数朝数代的锤炼，他们的俏皮话也显得那么文雅，骂人也骂得有文明：瞧您这德行!他们个个都有些诗人的气质，出口成章的，他们还都有些历史学家的气质，语言的背后有着许多典故。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股潇洒劲，洞察世态的样子。上海人则要粗鲁得多，他们在几十年的殖民期里速成学来一些绅士和淑女的规矩，把些皮毛当学问。他们心中没多少往事的，只有20年的繁华旧梦，这梦是做也做不完的，如今也还沉醉其中。他们都不太惯于回忆这一类沉思的活动，却挺能梦想，他们做起梦来有点海阔天空的，他们像孩子似的被自己的美梦乐开了怀，他们行动的结果好坏各一份，他们的梦想则一半成真一半成假。他们是现实的，讲究效果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他们的言语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没有铺垫和伏笔的。他们把“利”字挂在口上，大言不惭的。他们的骂人话都是以贫为耻，比如“瘪三”，“乡下人”，“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没什么历史观，也不讲精神价值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于艺术感，后者则更具实用精神。 
　　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要以环境特征指示的：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的。这富有人情味，有点诗情画意，使你觉得，这街，这巷，与你都有些渊源关系似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他们拉着你一路一问地找过去，还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纸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北京是文学化的城市，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围绕它展开城市的情节，宫殿、城楼、庙宇、湖泊，是情节的波澜，那些深街窄巷则是细枝末节。但这文学也是帝王将相的文学，它义正辞严，大道直向，富丽堂皇。上海这城市却是数学化的，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是严丝密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堂，便要加上小数点了。于是在这城市生活，就变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贴肤的那种，而是依着理念的一种，就好像标在地图上的一个存在。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要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管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贵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好像要来同上海合流。高架桥，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是有些贴不上，却是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了一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源打向北京，像要一举攻城之战似的。       
怀念孙犁先生  
作者：铁凝 
　　铁凝（1957—），河北赵县人，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短篇小说集《哦，香雪》、《午后悬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等，有《铁凝文集》行世。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11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15000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曾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作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地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近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选自2002年8月29日《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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